自愿性强制:传统乡村治理的运行规则与当下启示——基于河南郏县朱洼村防卫共同体的历史考察

作者:刘迎君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必威体育bway研究》2018年卷·上,第3—18页  发布时间:2019-04-05  浏览次数: 492

【摘 要】在对华北地区朱洼村传统治理形态调查时发现,朱洼村乡村防卫共同体的运转与延续既不同于完全自愿联合而进行的家庭防卫,也区别于依靠强制工具构建形成的国家防卫。在解剖村庄防卫共同体运转方式的基础上,提出“自愿性强制”概念,并还原了这一机制作用下的传统社会乡村治理模式、规则及运行机理。传统村落防卫共同体是基于“自愿性强制”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以自愿为前提的均等强制与非均等强制规则相结合,实现了“皇权不下县”条件下的传统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当前,自愿性与强制性两个维度被运用于地方改革实践,对当下农村基层治理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自愿性强制;传统乡村治理;防卫共同体;非均等强制


一、传统防卫的类型、限度与“自愿性强制”

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华北农村地区,自然灾害造成的贫困加剧和政权频繁更替带来的社会失序,使得乡村社会天灾、人祸频发。军阀混战、日本侵华战争给华北乡村社会带来极大动荡,除各类赋税、杂派外,“拉杆”土匪的侵扰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地方防卫尤其紧迫。在当时条件下,即有学者开始关注失序社会环境下的防卫问题,之后更多中外学者聚焦于研究国家、乡村社会、家户等主体在应对外部环境冲击时的反应。但是,已有研究关注的多是防卫社会组织[1-2]、防卫制度[3]、防卫机构[4]、防卫具体措施[5]、防卫的变迁[6-7]等问题,研究对象也集中于诸如土匪、红枪会、保甲团、民间秘密宗教、地方武装等防卫现象上,对于防卫内部规则与运转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也鲜有将防卫纳入乡村治理范畴进行考察的发现。综合防卫性质与防卫规则看,传统时期的防卫类型主要包括两种:以家庭为对象的自愿性防卫和以国家为对象的强制性防卫。

一是以家庭为对象的全自愿型防卫。这种性质的防卫是基于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石和细胞,由于紧密的血缘关系联结而易于构成微小的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与此种血缘共同体“相联系的一般是一种共同的关系和参与”[8],因此极易通过内部长期的共同生活而达成滕尼斯的“默认一致”[9],不需要外力和强制规则。置于防卫上观察,其主要表现在由单个家庭的成员完全自愿地抱团形成保护力量,这种联合也可以称之为本能,受自然动机的驱使,家庭成员的共同防卫行为是与生俱来的。近代以来,以各家各户为单位的防卫形式十分常见,如购买枪支、雇用家丁,甚至建立家庭自卫武装、修建炮楼等,每个家庭成员都天然地对血缘亲人负有保护本能,建立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然而,家庭防卫单元的限度决定了家庭防卫力量的限度,传统农业社会以家户为基本单位的经营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家户防卫效率,但绝大多数家庭仅依靠单个家庭内部成员的自愿联合很难形成防卫力量,且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也没有充足的经济财力保障防卫工具,家庭自我保护力量的弱小直接决定了其即便抱团也不足以保护自己。依靠完全自愿建立的家庭防卫的限度,决定了国家防卫的必然性。

二是以国家为对象的强制型防卫。这一性质的防卫主要是建立在外部强制力量基础上的防卫类型,是在主体之外施加的行为,集中反映是国家,其强制力表现为警察、来源于赋税。保卫安全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能,恩格斯在相关论述时提出,“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10],但在政治职能之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增强”[11],即国家还承担着保护国民利益和社会安全秩序的社会管理职能,也因此需要建立警察、军队等国家机构并通过赋税保障其运转,军队和赋税成为国家的两大支柱。

在传统农业社会,虽也设置有军队,“国家养兵,所以卫民”,但国家在基层的防卫职能极其有限,国家防卫体系在乡村十分薄弱,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赋税难以供给防卫需求,国家强制性防卫的治理成本过高,导致其不能或不愿提供乡村保护。传统中国作为超大型农业国家,幅员辽阔,国家治理能力、手段、技术有限,治理鞭长莫及,“国家对于乡村社会多为‘财政汲取’而不是给予,乡村社会的民生福利和公益事业主要依靠乡村社会内部自己解决,如‘守望互助,患难相恤’”[12]。换句话说,税赋有限决定了国家的主要防卫力量只能在城市而非农村,国家对乡村是“统而不治”。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虽建立了警察所、保卫团、警备队等治安机构,但军队和警察的数量非常有限,且大部分防卫力量集中于县城,国家强制性防卫在乡村社会的保护功能严重缺失。

然而,在河南省朱洼村调查时发现,其传统防卫是区别于全自愿性家户防卫和强制性国家防卫的第三种形态:以村落共同体为载体的自愿性强制防卫模式。从防卫单元来讲,朱洼村的防卫是介于家户和国家之间、以地缘性共同体为单位的自我保护;从防卫性质来看,其既不是完全自愿的行为,与家庭防卫不同;也不是完全的强制,相异于国家防卫,而是遵循自愿性强制规则的自我防卫类型,是与地域共同体相对应的防卫模式。在传统乡村社会,“家庭——地域共同体(村庄)——国家”三类组织形式分别对应了三种不同的防卫方式。

“自愿性强制”有其特定的内涵。简言之,村落防卫共同体的防卫事务人人有责,凡是居住在内的村民无论何种身份都要承担防卫责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权责对等。就“自愿”角度看,村庄不同于血缘关系构成的家庭,前者是地缘关系的产物,但这种地缘性决定了每个成员都是防卫主体,所有村民均为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既是参与人也是受益人,主体的内生性决定了防卫主体的自愿性,这与由国家组织的外部性力量如警察、军队有所不同。就“强制”角度看,村庄地域共同体由不同成员构成,成员之间各有各的利益考量和自我需求,因此需要一定的强制性方式保障防卫行为的一致性,作为当事人的村民如果“置身事外”,将受到共同体内部的惩罚。但这里的强制与国家的外部性强制不同,村庄防卫共同体具有自我强制的特征,是主体内部组织的强制性力量,强制规则为所有成员自愿接受。在朱洼村,村民基于防卫这一共同利益形成日常的联合,共同修寨、共同守寨、共同防卫,达成集体行动一致,同时自愿保持对自身责任和义务的认同。

1 家庭、国家、地域共同体的传统防卫形态比较

 

那么,传统时期的朱洼村其防卫共同体是如何运转的?防卫共同体的延续机制是什么?形成了怎样的乡村治理模式?文章利用实证调查所得的一手资料,从“自愿”与“强制”互动角度出发,尝试探讨传统村落防卫共同体的运转模式,以期寻找乡村治理的一般性规则。

 

1 “自愿”与“强制”不同强度下的传统防卫形态

二、自愿性强制:村庄防卫共同体的治理模式与规则

朱洼村位于河南省中部,是历史形成的自然村落。村落作为自然形态的居民聚落,是农民日常生活和交往的基本单位,具有地域相近、人口相熟的特点[13],当地多称“庄”。清同治元年,为防御捻军、太平军侵扰,村民在村落聚居区周边修建红石寨墙,分东、西、南三个寨门,设有炮楼,故也称朱洼寨。民国时期,村内除张姓、朱姓等本村人外,还有为求安全而迁入庄内居住的“寄庄户”①和依靠租佃、看长工为生的佃户和长工,为一杂姓村落。与周边其他村庄相比,朱洼村依靠自我防卫而鲜遭动乱破坏。

(一)朱洼村传统防卫共同体的组织架构

传统时期,朱洼村的村落防卫组织主要由寨首——“局子”——家户三级构成,呈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层次分明、权责清晰。

1.“寨首”:防卫共同体的权威主体。

寨首因建寨而设,早在建寨之初就产生了对防卫事务全权负责的寨首,即村落内掌管防卫与安全的统事者。就产生方式而言,自建寨以来,历任寨首不需要经过全民选举而是默认产生的;但就产生资格来看,传统时期朱洼村的寨首均集权、钱、势、望于一身,民国中期开始,朱洼村的寨首一直由绅士朱清淞担任。朱清淞曾任河南暂编第一陆军连长,后任郏县五区保卫总团管带、县商务会会长,在当时号称是汝河南岸三大绅士之一,在朱洼村内外均享有较高威望。寨首作为村落防卫共同体的权威代表,负责寨内有关防卫的所有事务,具有绝对发言权。

2.“局子”:对寨首负责的防卫决策机构。

“局子”是朱洼村防卫事务的决策与执行机构。“局子”由寨首牵头,并对寨首负责。在当时,“局子”设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是位于村落西部的关爷庙。“局子”内的成员要经寨首承认才能确认加入,多是村里的“外事场”人,即有些家底、办事能力较强者。但经济实力不是绝对的进入标准,家庭经济条件差但有一定办事能力、在村里讲话有说服力者也可加入“局子”。

作为防卫共同体的中间层级,“局子”在当时的职责包括安排守寨人员、监督巡视守寨情况、商议决策防卫事务、对损害防卫利益者进行惩罚等,即主要行使派丁、监督、决策、惩罚之职。通常情况下,在“局子”办事的人不需要守夜打更,但要排班巡查守寨情况。外部动乱加剧时,“局子”成员要轮流守在关爷庙。

3.家户参与:村落防卫的行为主体。

在寨首、“局子”之下,最基础、最重要的防卫参与者是居住在村落内的各个家庭,是防卫行为的主要产生者,家户参与是朱洼村防卫共同体得以运转的核心要素。村落内的各个家庭在“局子”编排下派出男性劳力组班轮流站岗守夜,以烧香为节点,几班寨丁轮换保障防卫人员不中断。所有参与守寨的家庭均为无偿参与,没有经济报酬。

 

2 朱洼村传统防卫共同体的组织架构

(二)自愿性强制:村庄防卫的治理机制与规则

“寨首——局子——家户”三级组织架构下,朱洼村防卫共同体运转形成了独特的治理规则。概括讲,其既不是完全依靠成员自愿,也不是来自于外部强制,而是基于“谁居住,谁防卫;谁享受,谁承担”原则,在地缘共同体与村民之间建立了稳定的“自愿性强制”防卫关系。其中,自愿来自于共同利益,是成员基于理性“算计”而产生行为选择;强制来自于防卫共同体运转需要,其延续必须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创制秩序”②之上。[14]

1.资源相对均等条件下的“人人有责”。

传统时期,朱洼村因寨墙形成了明确的地理边界,墙内为本庄,墙外为外庄。以边界为标准,居住在村庄内的所有家庭因享受了安全利益,因此都会参与村落的防卫事务,无论家庭地位与权势差别,均人人参与、人人有责。在当时,各个家户均等参与的防卫事务主要是上寨守卫和维修寨墙。凡在寨内居住的家庭,包括本村人和居住在朱洼村的外村人均要承担防卫义务。这里的外村人主要指为保财护命从外村迁居朱洼村居住的富裕“寄庄户”,以及外来佃户家庭。民国时期,朱洼村内崔姓、刘姓、王姓、尹姓等外来寄庄户多达数十家,这部分家庭与本村人一样承担防卫责任。

按照当时的标准,村庄每个家庭中18—45岁、身体健康的男性劳力被定为夜晚守寨防卫的主要对象,有的家庭有多个儿子满足条件,“局子”每次只安排一位上寨。外来佃户无论是居住在由“掌柜的”提供的房子内,还是在村里另择地建房居住,只要是一个独立家庭,就需出人上寨。较特殊的是,在村内看长工者因多为单个人而非单个家庭寄居在雇主家,因此不用单独编排上寨,但其往往代替掌柜家的劳力守寨。此外,不定期地维修寨璜是村里的另一项重要防卫事务。维修寨璜由寨首牵头,“局子”安排,按照每次的维修任务量和各家各户家庭劳动力的数量计算分摊到各个家庭的任务,有时维修任务量较少,就分配居住相邻的数家共同承担一部分维修工作,所有家庭均参与。

上寨守夜与维修寨墙是各个家庭的基本防卫责任,由于这两项事务建立在家庭男性劳动力在各家各户的分布能够保持相对均等的基础上,因此可以实现在所有家庭间相对同等地分配防卫义务,且所有家庭都自愿参与和接受。与西方社会“天赋人权”和传统村落家族共同体的“祖赋人权”相比,朱洼村防卫共同体成员自愿联合的选择并非与生俱来,其对自愿的认可和接受一是基于共同利益考虑,因需而合;二是基于对自身责任的认同,权责对等。

一方面,个体小农面对单个家庭难以抵御全部生存风险的现实情况,基于生存理性的“选择意志”[15]决定了其无法脱离村落以及村落的其他成员而寻求自我防卫。“个体小农在风险面前的脆弱性以及经营能力的不足,使他们不能彻底地独立于其他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成员的依赖使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行为也受到限制”[16],因此只能寻求村落庇护,自愿居住在村落中并遵循防卫共同体的规则,如上寨守夜。可以说,村落防卫共同体同样是兼具个体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双重性格的,并且,“在危机情境中,强制力往往拥有空前巨大的活动空间,强制行为也比在常态情境中更能得到人们的容忍”[17]。另一方面,对强制规则的自愿性接受还建立在村落成员对“责利对等”规则的考量上,就这个意义来说,村落防卫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同时作为个体私有经营者和封闭村落组织一员的双重身份,使其身上既不缺乏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算计”,同时也遵循着“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共同体规范。[18]村落成员对防卫共同体规则的维护是出于自身的责任与义务,其所居住其中的地域共同体为其提供了安全保护,村落成员享受了安全利益,就相对应地有责任维护这种秩序,即强制规则。因此,就个人或单个家庭而言,对安全利益的追求以及对村落的自我责任定位使防卫共同体的强制规则转化为了成员自主、自愿的行为。

2.资源非均等条件下的强制义务。

基于个人利益考量和责任认同两方面的原因,村民在共同防卫上达成一致行动。然而,村庄防卫共同体仅依靠地缘关系和利益关系很难避免防卫中的“搭便车”行为和出于单个家庭利益算计而产生的“不作为”。而且,防卫事务需要的人、财、物等资源防卫共同体本身无法自我产生和提供,且在现实中也无法依靠单个或数个村落成员的自愿行为而全部得到满足。村落防卫共同体的存在难以完全依靠村落成员的自愿联合,因此还需要创制规则保障防卫共同体的运转。朱洼村在均等参与之外,通过建立自愿的非均等性强制义务(差等强制)进一步保障了防卫延续,其差等标准是家庭财力与家庭结构。

其一,守寨工具(在当时主要为枪)的差别提供。根据不同家庭的经济实力状况,规定村内私有土地数量达到30亩及以上的家庭,由“局子”向其派发买枪任务,达到这一条件的家庭必须首先保障自家备有一支枪,以备自家人上寨时使用。此外,家庭经济条件特别优越者,如家庭土地数量达到百亩甚至更多者,除了保障自家备有枪支外,还要为“局子”额外提供一支,由“局子”交给家庭买不起枪支的男性劳力在守寨时使用。据朱洼村老人回忆,“局子”曾要求村民徐遂堂购买一支好枪,平时由徐遂堂自己保管,上寨时候携带。村民王河栓家里比徐遂堂家更为殷实,“局子”便安排王河栓除了自己家里买枪外,另外再买一支交给“局子”公用。

其二,特殊群体参加“孤子队”训练。“孤子”是当时村民对家庭独生子的称呼。由于“孤子”可以免去承担国家兵役的任务,这部分人可以长期生活在村里,因此寨首出面请来了曾在军队受过专门训练的一位本村“大刀”师傅,将村里所有的“孤子”集合起来建立“孤子队”,由师傅训练“孤子”耍大刀,以此提高村庄防卫的水平和质量,保卫村落安全。村内凡是各个家庭的“孤子”均要参加日常练习。

其三,修补寨璜可无偿使用私人土地。传统时期,朱洼寨墙维修所需要的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种是分布于寨墙四周的村庄公地,当时规定村庄各家各户不能占用村庄公地建房造屋,公地主要供维修寨墙时使用。另一种是村内家庭私有的坑地,当村庄公地不足以填补寨墙维修需要时,私人坑地的土要无偿提供给村庄使用。在当时,朱洼村拥有私人坑地的都是经济富裕的家庭,其私人土地在使用上“就公不就私”,即愿意无偿提供给村庄修寨使用,但其他私人家庭不能随意挖土私用。

可以看到,虽然建立了强制规则,但这里的强制与滕尼斯基于本能与情感的原生共同体自然性“统治”不同,不是来自于本能选择;同时也与国家建立外部强制工具的防卫模式不同。朱洼村防卫共同体的强制是基于成员自愿,具有较强的群众基础,强制客体自愿接受。“在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看,压制是村落共同体每个成员所能接受的,具有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获得,是布迪厄意义上的‘共谋’,但这种共谋恰恰又是每个个体所愿意的”[19],因此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

进一步考察村庄事实发现,即便同是强制规则,但在规则内部出现了均等强制和非均等强制两种类型。如在上寨守夜和购买枪支上,其强制对象、强制标准和强制结果均存在差异。朱洼村虽是基于“责利对等”分配安全利益和义务,但在防卫共同体内部,强制性与责任大小、责任多少却兼顾均等与非均等两种情况,不仅有内部强制,还有外部强制。

具体来看,上寨守夜、维修寨墙面对的参与主体是全部家户,家家平等,但在枪支上却仅限于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条件的家庭,这种非均等强制与传统乡村社会血缘共同体内部的强制规则有较大差异。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村落家族共同体,其形成建立在血缘秩序的基础上,“血缘关系本身就制作出一种生物学上的等级梯度,每个人根据其在血缘上的亲疏远近排定地位,每个人一出生就被决定了他在这个等级系统中的地位”[20],家族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首先是来自于对同一祖先的认同,与主要因后天利益联结而形成的村落防卫共同体相区别。村落家族共同体内部虽也具有强制性,但这种强制具有平等性,如在集体聚餐、族内公益事业的筹款上,多按照各个家庭男丁数量而不是财富力量进行摊派,是人与人、户与户的对等。就防卫共同体而言,如果单一依靠家庭共同体的均等强制难以保障防卫延续。

究其原因,宗族血缘共同体设立的族田、房田等公产是其共同体运转和延续的重要经济基础。基于家户均等进行的摊派如有不足,可以依靠公共性财产添补保障;同时,出于家族成员普遍的“光宗耀祖”“报孝祖先”的强大文化认同,富人自愿多交私有财产的情况不在少数。与之相比,人为建构的村落防卫共同体既缺乏共同的财产基础,成员对村落本身的认同感也难以与血缘社会企及,具有先天的不足。此外,由于防卫共同体需要的财和物的分布在各家各户间不均等,不同家庭富与穷、土地数量多与少的差异决定了难以按照统一的强制规则对所有成员施以要求,非均等强制机制对保障防卫极为必要。

3 朱洼村传统防卫共同体强制规则运转逻辑

3.对防卫创制秩序的自愿接受。

朱洼村自愿性强制防卫模式的另一个重要反映是村落成员对创制秩序的自愿接受,自愿性强制是防卫共同体对内部所有成员的自我强制,对惩罚的接受是自愿性强制的重要内涵。其主要表现在所有成员对村落安全自愿承担的连带责任和损害公共防卫利益必须接受的暴力惩罚,是对主体施加的更为严厉的均等性强制规则。反对这一强制规则或者违背这一规则的共同体成员将或被赶出村落之外,或面临生命风险。

一方面是责任连带。在自然灾害严重与日本侵华到河南的前后几年,朱洼村所在地域周边土匪起票、抢劫的情况频发,社会环境动乱不安,即使白天朱洼村也关闭三个寨门不开,炮楼处时刻有寨丁站岗,日常进村进行的“货郎担”买卖也被禁止。如果外村人前来探亲想要进村,守岗的寨丁首先要询问其进寨找谁、与寨内村民是什么关系,之后转告给对方要找的这户村民。同时,村内这户村民还要到寨门处与外面的人互相“认人”,确认相识无误才可进村。但是,如果外人进寨后带来损害村落安全的事故,寨内的这户村民要受连带惩罚责任。安全连带责任在当时对所有家庭的任何成员均适用,没有例外。另一方面是暴力惩罚。在朱洼村居住的所有村民要首先是村庄安全利益的保护者和维护人,才具有被共同体成员所认可的身份。这里的暴力惩罚的主要对象是损害防卫共同体安全利益的村民。暴力惩罚是自愿性强制中“均等”强制的重要表征,村落防卫共同体中的任何一员,涉及故意损害防卫利益的行为都要受到暴力处罚。朱洼村曾发生过一起处置与土匪里应外合“卖寨”村民的事情。

民国时期,朱洼村一位朱姓村民企图作为内应与土匪联合,将土匪带进寨内进行抢劫后一同分赃,但计划未实施前被寨首发现,寨首带着“局子”里的人亲自到其家中将“卖寨”村民捆绑起来。考虑到卖寨人与寨首是五服之内的近亲,寨首原打算将其赶出村庄作为惩罚,但其他村民担心仅是赶走此人,如果之后其再联合土匪攻寨,一旦打破寨门进寨不少人要受损。届时寨首与其是近亲可以免受损失,但其他与其没有亲缘关系的人的利益难以保障,因此寨首最终决定将卖寨人送至东寨门外处决。对此,今年83岁的朱兴国老人称:“打死他是为了惩罚他,因为他是想卖咱这朱洼寨哩。这寨是大家伙的,大家都出了力了哩,你有这个责任,谁想破坏它,大家就得治你。”③

三、“自愿性强制”村庄防卫模式的保障机制

依靠自愿性强制防卫模式,朱洼村内部形成了井然的防卫秩序,村民鲜少受到土匪等的侵扰。但村落防卫作为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并非与生俱来,其自愿性强制防卫模式的实现离不开特定的机制和条件保障,正是在遵循这些条件的基础上,使得防卫共同体得以延续。

一是防卫边界清晰且规模适度。传统农业社会长期形成的聚“庄”而居的自然村落形态,最基本的特征是村民互为邻里的共同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裴宜理在《从造反到革命:淮北地区(1850—1949年)》中提到,传统农业社会民间自卫组织红枪会的社会基础恰是自然村的集合性。[21]在朱洼村,“庄”本身促成了村民心理上的边界,有着“本庄人”和“外庄人”的区分。再加上以寨墙为载体而形成的更为清晰的物理边界,划分了本村与外村的显性界线,“本”与“外”的边界增加了本村人的身份意识和对自身防卫义务的心理认同和责任感,是实现“自愿性强制”的重要心理基础。同时,以“庄”为单位的防卫规模相较于“家庭”和“多村联合”来说最为适宜,加大了防卫联合的成功率。前文已经提到,以家庭为单元的防卫力量弱小,不足以自保,虽然在当时也存在着不同村庄之间联合防卫的现象,但此种联合的结果往往导致防卫单元过大、利益联结受限,防卫成效较差。在村庄普遍缺乏横向联结的传统乡村社会,不同“庄”的联合防卫缺乏稳定的存续机制,一庄内部的联合更显优势。

二是利益相关且有保障共同利益的约束制度。利益相关是朱洼村自愿性强制防卫模式得以运转和延续的重要条件。小农个体作为村落防卫共同体中的一员,个体安危与共同体安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村民是村庄防卫力量的主体,同时既是参与人也是受益人,村民为了自身安全考虑离不开防卫共同体的庇护并依赖于共同体,利益相关是村民认可“自愿”并且主动接受“强制”的重要前提。此外,为了维护成员共同的安全利益,村庄建立了对损害防卫利益行为的约束惩罚制度,如人人都要承担防卫风险、触犯者取消共同体成员资格赶出村庄、甚至处决生命等。虽然诸如此类的暴力方式并未形成成文的制度条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隐性的制度规范被绝大多数村民都视为约定俗成的行为约束惯习。

三是均等强制与差等强制规则相结合,因需而变。在朱洼村防卫共同体内部,涉及诸如守寨、维修寨墙等事务时,其按照户户参与、人人有责的均等原则进行强制,恰是基于“人”这一防卫要素在各个家户间能够大致实现均等的现实。每个在寨内居住的家庭都要承担这些公共防卫事务,在寨丁安排上,有多个儿子的家庭也只需派出一人守寨,在内部实现了均等化。同时,每位在村落居住的个体都有维护共同安全利益的责任,因个人带来威胁共同体安全利益的事件时,无论何种身份,凡是涉及人均要接受暴力惩罚,均等追责。然而,在提供枪支、使用土、孤子参加训练等的事务上,此时则形成了差别性强制规则,如强制富人而非穷人买枪,富人的私人坑地要无偿供给修寨使用,孤子须参与训练等。就强制对象的不同受体来说,强制的方式出现了非均等性。这种均等与非均等相结合的强制规则适应了村庄防卫的现实情况,保障了自愿性强制防卫模式的运转。

四是以寨首为中心的士绅治理权威。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体制是官治与民治的二元并存结构[22],国家正式权力进入乡村社会十分有限,由此形成了“县官治官,乡绅治乡”的传统治理格局[23]。传统时期的朱洼村,绅士阶层在村庄防卫事务中发挥了较大的治理功能,特别是位于防卫组织架构最高层次的寨首,上文已有介绍,朱清淞集权、钱、势、威、望于一身,在村里享有极高的威望,在防卫共同体内部也同样树立了较高威信。寨首对“局子”就防卫事务的决策拥有最后决定权,对损害共同体利益的人和行为进行拍板处罚,也可以说,朱洼村自愿性强制防卫模式的稳定运转和延续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村民对寨首权威的认可和自愿服从之上。但是,寨首的权力也有限度,并不能超越防卫共同体的共同规则之外,就防卫责任和义务而言,寨首与其他人一样是同等资格的普通村民。如寨首家里符合条件的男性劳力也要承担防卫任务;与其有近亲血缘关系的亲人在做出损害共同体安全利益的事情时,同样要接受集体的暴力惩罚等。

四、延伸思考与当下启示

“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农业社会,朱洼村通过“自愿性强制”的防卫规则保障了村落防卫共同体的运转与村庄安全,成为独立于家庭自愿防卫和国家强制防卫之外的第三种防卫模式。但共同防卫作为特殊时期的社会现象,村落防卫共同体并非永久的、常态化的治理形态,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中国乡村社会的一项普遍性事务,村庄防卫也将随着国家政权的“破”与“立”而变迁。1949年以后,伴随着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国家政权“一竿子插到底”,乡村社会被整合进国家正式权力体系,朱洼村防卫共同体随之解体。社会秩序的重构使村落自我防卫成为历史代名词,国家治理能力不断增强让乡村防卫主体由村落转变为国家,防卫模式由自我强制转为外部的国家强制,国家力量成为防卫的主要力量。

当前,国家通过设置农村社区治安室、社区警察、协警等建立起一套外部安全体系,国家公共安全的下沉,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农村地区的稳定和安全秩序。然而,基层农村依然存在着因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企业之间等纠纷所引致的非稳定性事件,国家在农村建立的公共安全措施还难以在短期内全部有效解决。国家力量在维护农村稳定秩序上的限度也说明,很多事务还需要借助于村庄这一环节或者部分赋权给村庄自身来完成,单一依靠国家外部力量难以全部覆盖,“自愿性强制”这一传统乡村治理规则在当前基层治理中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将“自愿性强制”机制引入改革实践,取得了突破。如广东省佛冈县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时,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唱独角戏”以及“撒胡椒面”式的传统治理方式,地方政府只在这一过程中扮演责任牵引角色,在建立梯度创建、牵引投入及责任联动等机制的条件下,转由村庄与村民自愿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在改革实践之初,佛冈县将“美丽乡村”建设的单元划定为自然村或者村民小组,那么,建设的主体本身就是一个个利益共同体,更易形成内部的自我规则与建设动能。

佛冈县“美丽乡村”建设采取指令性计划与自愿申报相结合的方式,由政府划定出“整洁村、示范村、特色村、生态村、美丽乡镇”等五个梯度的创建层次,村庄则自愿申报,村庄内部协商一致且具有一定建设基础的,都可以进行申报。但是,申报成功后村庄需要遵守的条件是,创建村庄需按照既定的几个建设梯度进行升级打造,且要参照每个梯度所规定的项目目标来打造,即在村庄自愿建设的基础上,所有村庄还要遵循均等的强制性规制,以此保障“美丽乡村”建设“久久为功”。对于村民本身,其作为村庄利益共同体中的一员,同时也是自愿参与建设的主体,在本村(村民小组)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履行村庄利益共同体内部设定的诸如保护村庄整洁、自觉清洁家庭卫生、定点处理垃圾等的责任,也为自愿基础上的均等性强制。在这一模式作用下,“美丽乡村”建设将村庄、村民理事会、普通村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了起来,整个地方改革路径从外生性建设转向了多元协同的内生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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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寄庄户”是当时村民对为躲避动乱而从外庄迁进朱洼村居住的富裕家庭的称呼,外来寄庄户均与本村人沾亲带故。

②创制秩序与自然秩序(自发秩序)相对应,前者如法律和规则等,主要存在于族阈共同体中;后者如习俗、习惯等,主要存在于家元共同体中。

③资料内容来自2016年12月与朱洼村朱兴国老人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