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少数民族土司的国家认同与地方治理——以土家族马氏土司为例

作者:詹进伟 田 敏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9-03-29  浏览次数: 467

【摘 要】土家族土司在历史时期通过与中央王朝、内外势力、本地土民等三个不同层次主体之间的关系互动,构成了一个开放式十字型社会结构。同时,中央王朝对土司在血缘传递、地缘管理和业缘分布三个情境中,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为手段,形成了一个闭合式四边形权利脉络。通过对土家族石砫马氏土司的详细考察,分析探讨与土司有关的社会结构和权利网络,揭示了在十字四边形结构模式下,石砫马氏土司的国家认同与地方治理。

【关键词】国家认同;地方治理;南方少数民族;马氏土司


土司制度是在继承和完善羁縻制度遗产之上的产物,在其实行的相应时空内,对于增强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和高效治理地方事务,维护国家统一和地方安定,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自1908年云生发表《云南之土司》至今,土司研究已经走过110年的历史,其成果汗牛充栋,其研究旨趣可分为五类:其一,土司制度。其二,土司文化。其三,土司遗址与土司遗产。其四,改土归流。其五,土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研究路径上,学者将国家与地方、历史与文化、权力与空间、认同与治理、地上与地下、书斋与田野、传统与现代勾连并置,共熔一炉。然而,近年来关于土司的相关研究出现了断裂式碎片化和夸大式宽泛化的研究取向。土司制度作为中原王朝治理地方社会的一种方式,应以区域性土司的个案研究为先导,在充分挖掘史料和个案分析之后,再上升到比较研究和理论高度,是一种合理而可行的研究进路。

石砫为《禹贡》梁州南境,三代未置郡,无考。自秦分天下三十六郡,厅地属黔中郡(今贵州)[1]。汉为巴郡临江县南境。三国属汉。晋宋为南浦县地。后周及唐并为施州西境,后没于蛮。宋景定中,始置石砫安抚司。元初为石砫军民府,不久后升为军民安抚司。明洪武八年(1375年),仍置石砫宣抚司,隶重庆府,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改隶夔州府。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归附,授石砫宣慰司,仍属夔州府。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升为厅,直隶四川省[2]。据《石砫厅志·承袭志》载,石砫马氏土司“自宋高宗南渡,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计承袭六百四十五年”[3]。乾隆年间石砫土司被改土归流,但鉴于石砫马氏土司对朝廷的世代忠顺仍得以世袭土通判一职。直到1949年,石砫马氏土司土通判一职前后经历188年。综上可知,石砫马氏土司的品级呈现为上升—稳定—衰落—停袭的四阶段形态。石砫的地理隶属关系也经历了贵州—湖北—重庆—四川的四省变化。

一、石砫土司与中央王朝的互动

地方势力与中原王朝互动的频率和强度,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强弱和时局变幻,土家族石砫马氏土司始终奉中原王朝为正朔,中原王朝也给予了马氏土司特殊的荣耀,两者之间在互动中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1.王朝的规范与土司的承袭。

据《元史·仁宗本纪》载,元仁宗认为:“远方蛮夷玩扩难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今或阙员,宜从本俗,职权以行”[3]。明沿袭元制,不仅对西南各少数民族专设了土司职官,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对土司职位承袭的规范。《明史·土司传》记载:“尝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5]8647。上文详细规定了土司职衔的差异及尊卑考核的依据。为体现中央王朝的权威和土司职位承袭的合法性,明廷要求土司必赴京受职。此例虽因各种现实问题并没有在实践中完整执行,但显示出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的话语权利。

与元代比,明代对土司的承袭对象和顺序虽有明确的说明但不强制约束,故《明史·职官志一》云土司承袭时,“其子弟、族属、妻女、若婿及甥之袭替,胥从其俗。”“明代土司的亲属承袭次序,确是从俗而定的。它并不像后来清代规定那么严格,需要依次进行,不得越序。”[6]175清代中央王朝对元明两朝以来的土司承袭制度进行了细化,明确了嫡长子继承土司职位的对象和秩序。《大清会典·吏部》规定土司袭替“准以嫡子嫡孙承袭,无嫡子嫡孙则以庶子庶孙承袭,无子孙则以弟或族人承袭,其土官之妻及婿有为土民所服者,亦准承袭。”[7]为进一步强化土司职位嫡长子继承制,光绪《大清会典·土官承袭》又记载乾隆二十三年(1768年)奏准“土官袭替定例,必分嫡次长庶,不得以亲爱过继为词。”[8]《清世宗实录》卷36记载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己巳关于土司承袭的规定:“凡土官病故,该督抚于题报之时,即查明应袭之人取具宗图册结、邻封甘结并原领号纸,定限六个月内具题承袭。未经具题之先,即令应袭之人照暑事官例,用印任事,地方官不得将印信封固,致滋事端。”对破坏亲支嫡庶次序或冒袭,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土司袭职》有严格规定:“承袭之人,有宗派不清、顶冒、陵夺,查出革职;具结之邻封土官,照例议处。”[9]清王朝对土司的承袭对象和秩序进行了严格的规范,结束了此前承袭从俗的传统,降低了土司因承袭问题而造成的地方社会混乱,加强了王朝对土司地区的治理和土司对国家的认同。

石砫土司在漫长的土司时期遵循中央王朝设定的承袭规定,确保了土司职权在嫡长子中持续传递。现将石砫马氏土司的传承世系列表如下(见表1)。

从表1可见,石砫马氏土司的历代传袭情况,其主要的承袭方式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主,在特殊情况下出现了叔侄相传、子幼母袭、兄终弟及和族属承袭为辅的承袭形式,避免了因为内部土司职位的争夺而导致中央王朝对其权利的废除。同时,因为王朝对土司承袭的规范和管理,确保了石砫土司的权利可以代际传递,通过稳定的血缘关系进行不断的延续,正确处理好了中央王朝与家族内部在土司职位承袭问题上的分歧,确保了石砫马氏土司权利交接的连续性,维系了马氏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有利于石砫土司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2.履行贡赋义务,加强国家认同。

土司对中央王朝承担相应的贡赋义务,虽然贡赋数额一般不大,但土司向朝廷履行贡赋义务的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极为重大。“朝贡象征着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臣服,纳赋,意味着土司地区已归属中央王朝的版籍。”[6]142元明易代之际,为加强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治理,“明王朝除把交纳贡赋作为对土司地区进行掠夺的一种经济手段外,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把它作为土司是否修臣职,即是否忠于中央王朝的重要标志,故对此十分重视。”[6]182明朝土司朝贡之物和前朝一样,多为定期交纳地方特产。据《明会典·礼部六十六》卷一百八载:“湖广、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腹里土官,遇三年朝觐,差人进贡一次。俱本布政司给文起送,限本年十二月终到京庆贺。”明朝在前朝基础上,根据土司的战功、忠顺、灾害等情况进行调整,表现出对民族地区的优抚。清承明制,土司的朝贡与纳赋依然如故,但对于贡和赋的差异已经变得模糊。魏源《圣武记》记载:“凡土司贡赋,或比年一贡,或三年一贡。各因其土产、谷米、牛、马、皮、布,皆折以银,而会计于户部。”[10]这交代了土司贡赋的时间、物品和主管部门,而以物折银的缴纳方式则表明清代土司的贡与赋已无多大区别。

石砫土司积极履行贡赋义务,即表明对朝廷的恭顺,也得到朝廷合法性的认可。限于文献缺失和考古资料的不足,关于石砫土司贡赋的记述模糊不清。《明史·四川土司传二》“石砫土司”条云:“洪武七年(1374年),石砫安抚使马克用遣其子付德与同知陈世显入朝,贡方物。”“(洪武)十八年(1385年),石砫宣抚司同知陈世显遣子兴潮等奉表贡方物,贺明年正旦。”石砫地区群山起伏,林木资源丰富,故马匹等当地特产往往成为贡品。《石砫乡土志》第三册《马骡》云:“马颜色不一,甚长善奔走。性驯良,食惟草谷。可使负物、牵车、运磨,外洋多用以耕田。其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骡。”[11]《石砫县志·石砫土司》记载明清以来的土司的朝贡情况:“石砫土司明代按例向朝廷三年一贡。清代每年贡马银24两,三年贡马两匹。”[12]

《补辑石砫厅志·田赋志》记载:“独石砫有异,官不知田亩,民亦不知其田之亩赋册载某粮若干,官按册徵之,岁计折色银五百两有奇。”[13]尽管石砫土司在明朝的田亩、户丁及贡赋记述不清,但清代土司赋税之数则有所叙及。《石柱县志·石柱土司》载:“清顺治时缴赋税,新旧共载秋粮91.04石,折银55.59两。康熙六年(1667年)石柱应纳之粮折银三年一征,一年内完者奖偿银牌花红,永为定例。雍正八年(1730年)石柱统征秋粮,银两解纳司库。乾隆十六年(1751年)石柱纳额粮银538.25两,另查出187户匿田地,补秋粮折银5.97两。”[12]115石砫土司在明清两朝,积极履行贡赋义务,总体数量虽然不多,但体现了对中央王朝的恭顺和臣服,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贡赋作为一种治理方式不仅强化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交流和交往,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3.推行儒家教化,传播文化思想。

明朝,在元代土司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和思想控制。《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六月壬申:“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14]明朝不仅要求在民族地区兴办儒学教育,而且把是否入学习礼作为土司承袭的基本条件。《明史·土司传》载: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孝宗同意了“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玩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5]8649的建议。清承明制,对民族地区采取文教为先的策略,强制要求土司子弟入学习礼。清王朝在民族地区大兴文教的政策,“目的是维护和加强其在民族地区的统治地位。但在客观上,这些做法,有利于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土民摆脱土司的愚昧统治,有利于改变一些落后的习俗,有利于各民族间的交流和了解。”[6]247

石砫土司因地处边远且经济落后,故石砫土司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一直较为缓慢。石砫土司时期未有书院,仅有私塾,学校的教育兴起较晚。《马氏族谱·学校》载:“明初土司无学……万历年间,六房文生马斗祥由奉节县拨府赴宪,具呈乞请立学。学臣郭巡抚会同议奏,准以石砫生童专附夔州府学,每科拨取二三名不等。学校始此,国朝因之。”[15]石砫土司治理时期科举教育成绩凋敝,“土司时可考的贡生,明代仅一人,清康熙年间只三人,雍正年间为三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改设直隶厅前也只拨贡生一人,岁贡生九人。”[12]116面对落后的文教,石砫宣慰使马宗大兴修文庙,大力支持文教的发展。《石砫厅志·学校志》载:“夫子庙建自土宣慰马宗大……诸生之额前明无考。国朝康熙间每考入一名。至雍正年间,宗大振兴教育,乃考入六名。乾隆间又考入七名。”[16]石砫土司兴办文教,有维护自身统治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满足了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文化思想控制的需要,促进了儒家文化在民族地区的进一步传播,对当地的各方面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4.服从军事征调,忠君爱国护民。

土司作为王臣自然有维护中央王朝统治与国家领土完整的义务,故必须参与各种形式的军事征调。“明政府需要利用土司,特别是针对土司之患,采取了所谓‘以夷制夷’的操纵之法,即利用土司间的屠杀来削弱各自的力量,以解决一些不法土司对朝廷的威胁。”[17]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石砫土司成为中央王朝维护社稷稳定的重要军事力量,不断参与各种军事活动。“石砫土司征调频繁。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奉调征散毛洞。成化二年(1466年),奉调征缴施州船山洞苗族之乱。正德五年(1510年)奉调征伐大雪山。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奉调参加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奉调征辽阳。……天启元年(1621年)出兵平定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天启三年(1623年)参加平定松潘叛乱。崇祯二年(1629年)奉昭率白杆兵赴京勤王。崇祯六年(1633年)奉调至夔州府阻击张献忠。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至九月在巫山、夔州等地参加阻击、征剿张献忠、罗汝才。”[12]115纵观石砫土司的军事活动主要有“征蛮”、“平播”、“援辽”、“平奢”、“勤王”、“专办蜀贼”等。

由于石砫土司积极响应或者主动参与中央王朝的军事征调,极大地表现出对封建王朝的忠诚,甚至得到了后来清朝统治者和民国政府的认同,故即使在乾隆年间被改土归流,但石砫马氏土司仍保留了“通判”的土司职位以世代承续,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石砫土司在军事征调中的积极表现,维护了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维系和巩固了石砫土司地区的社会稳定,受到了中央王朝的高度赞扬。

二、石砫土司对内外关系的处理

西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各土司为确保其统治利益,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石砫土司为立足于西南地区土司之林,对领地内外的各种关系进行了有效的处理,以达到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1.对内层级治理。

元代土司官职的设置对后世影响极大。“元代开始施行的土官土司制度,土司职官有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诸司,土官职官有总管、土府、土州、土县等。这些职官名称,除‘总管’仅元代设置外,其他职官名称后明、清两代一直沿用。”[18]土司职官因袭与职掌大多继承前朝,故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有云:“本朝土官之名,多仍元旧。”[19]明清鼎革,基于稳固全国统治的需要及土司并未威胁新生政权的客观分析,清朝因袭明制而保留了土司制度,同时也在职位承袭、屯驻军队等方面加强了对土司的控制,直至改土归流。

石砫土司最高的职衔记载是明清两朝的宣慰使。《明史·职官五》载:“宣抚司,宣抚使一人,从四品;同知一人,正五品;副使一人,从五品;佥事一人,正六品;经历司,经历一人,从八品;知事一人,正九品;照磨一人,从九品。”[5]85在石砫地区马氏土司长期统领当地的军政事务工作,并以陈氏同知和冉氏佥事作为辅助力量,共同参与经营石砫地区的地方事务。《土家族土司简史》载:“在土司领地内自行任命的官职主要有总理、家政、舍把、旗长、亲将、总爷、峒长、寨长等等。”[20]田敏认为:“土家族土司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家族式统治。”[21]77石砫土司为加强内部控制,广泛实行里甲制度。“一百里一十户为里,一里分为十甲。里设乡约、里长,甲设甲长。里甲之间的劳动人民都要互相担保,不得隐瞒户口,随意流徙。”[21]《石砫乡土志》第二册载:“厅境分三里十甲,大约以濒城西北南宾河为界。宾河东南诸区为洞源里,领首二三四甲;宾河以北区为溪源里,领五六七甲;宾河以西诸区为石渠里,领八九十甲。”[22]《石砫厅志·田赋志》载:“土司时同姓称呼舍人,庶姓称呼里人,官所役使呼把人,皆分居三里中,改流后乃无此名目也。”[23]石砫土司对里舍把不同性质的土民采取“三家并用,惟贤取”和“有大事,三里峒寨头目得以参议”的策略,任用乡贤为“管事”和“里长”等职,来参与管理地方事务,共同维护地方社会稳定发展。

2.对外战和策略。

明清时期针对我国西南地区民族众多的实际情况,在前朝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土司制度,利用少数民族首领来完成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的统治。“这种政策既受制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又服务于封建中央王朝的统治利益。”[24]明初九溪十八洞土民不靖,石砫安抚司使马克用于洪武八年(1375年)率兵征伐。《马氏家乘·马克用传》载:“明年,我公复奉调,偕同知陈世显征散毛,三月乃平。”《马氏家乘·马千乘传》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播州杨应龙扰边。公奉调征讨,兵极精锐,所向无敌,破金筑七寨,扼贼于海龙囤。”不仅石砫土司跃马疆场,保卫领地,其同族舍人亦积极维护社会稳定。《马氏家乘·马万年传》载:“马万年祥麟子,朱容潘残暴,距我内署,烧我中厅,焚我宗庙,犹进围万寿寨月余。……时山贼并起,有土豪兵,渣耗兵,诸邑各皆望屋而食,掳掠乡村,惟董二渣豪兵为最。董二梁平人,也入与丰南,驻兵于丰之高歇岭,欲窥石砫南境。”从上述文献可知,石砫土司为谋求生存空间,以保靖安民为名不断对周边土司发动军事斗争,实现领地的不断扩大,意图以御兵于外的方式获取土司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西南民族地区各土司之间为获取政治利益,往往以婚姻作为纽带,通过血缘将彼此之间的利益更加稳固地勾连在一起。如明氏新设忠路宣抚司,“元曰忠路寨,属施州,明玉珍时更置忠路宣抚司。”[25]《施南府志·沿革志》“忠路安抚司”条云:“明玉珍忠路宣抚司,洪武四年(1371年)改安抚司,二十三年(1390年)废,永乐五年(1407年)后置,领长官司一。”[26]《利川县志·官师志》“世职”条亦云:“忠路安抚司覃承国,前明宣慰司进孝之子,康熙元年(1662年)以征谭逆功袭前职……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归诚,改为利川县。”[27]《马氏家乘·马斗斛传》载:“公妻覃氏,忠路土司女,遗子千乘。”《明史·四川土司传二》“石砫土司”条记载:“会杨应龙反播州,覃与应龙为姻,而斗斛亦结应龙。两家观望,狱遂解。覃氏有智计,性淫,故与应龙通。长子千乘失爱,暱次子千驷。谓应龙可恃,因聘其女为千驷妻。千驷入播,同应龙反。千乘袭马氏爵,应调,与酉阳冉御龙同征应龙。应龙败。千驷伏诛,而千乘为宣抚如故。”[5]8657《遵义府志·土官志》亦载:“(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以兵部侍郎邢玠总督贵州。二十三年(1595)玠至蜀,察永宁、酉阳皆应龙婚媾。”[28]特殊时期,石砫土司审时度势,通过与周边土司缔结政治婚姻的形式来完成利益的重组与整合。土司之间形成了一张无形的权利关系网,在乱世之中求得彼此庇护。

三、石砫土司对属地土民的治理

1.分而治之,任用贤达。

石砫土司根据领地百姓姓氏众多的实际,用“分与合”的方法有效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马氏家乘·马克用传》载:“分境内户口未十三族,大山外有陈、汪、高、崔、罗、向为六族;山以内有谭、刘、秦、何、冉、江、白为七姓。土司无城郭而有峒寨。令十三族皆得各立寨栅,具徒卒,无事尽力农亩,有警则各寨并起,以听指挥……不数年,庶富为川东冠。忠路、酉阳、唐岩、沙溪等司皆推石砫为司长,音问不绝……公号令同姓为舍人,异姓为里人,官所役使称把人,舍里把为三族,选其聪明才智者入劝政务,称为管事。三家并用,惟贤取。有大事,三里峒寨头目得与参议。”石砫马氏土司模糊了与异姓土司间的边界,团结了土民中的精英,通过分减弱势力,通过合拉拢贤达,巩固了土司统治的基础。

2.土民的依附与生存。

明清两朝对各族土司都是委以名号职位,并不按例供给俸禄,故土司及下级大姓宗族都需要占有土民的劳动成果。“在土司辖区内,田土山林均属土司所有,他们可以任意支配土地。土司以服劳役为条件,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土民租种。土民在领得份地后,即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不得随意迁徙。其生活来源全靠那点贫瘠的份地出产的粮食。”[20]93-94土民依附在土地之上,而土司则依附于土民的劳动成果。《马氏家乘·马良传》载:“当永乐宣德间,天下无事,不忘旧业,生十子,即今之十大房。皆有才,长应仁,次应昌,三应权,四应德,五应礼,六应信,七应智,八应义,九应乾,十应坤,皆量能任事。命应乾公于旧城,以防溪蛮东出。应礼公守大寨,应权公守小寨,同知陈兴潮守华峰。三寨鼎峙,相望为西南屏蔽。应信公参政事,其余皆各有分地,给僮仆庄产,共享太平。”

3.劳民伤财的征战。

明朝以来,石砫土司不断参与各种军事征调活动。为显示对中央王朝的忠诚,石砫土司历次军事征调中往往都是“裹粮自随”,利用广大土民的劳动成果支持其尽忠邀功之举。《明史·秦良玉传》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千乘以三千人从征播州,良玉别统精卒五百裹粮自随,与副将周国柱扼贼邓坎”;又云“崇祯三年(1630年),永平四城失守。良玉与翼明奉昭勤王,出家财济饷。”[5]8529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秦良玉声称“援辽”土兵,“安家银两名为安家,实与各兵备置器械,以御敌用。”天启元年(1621年)秦良玉为平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而“部精兵万余,自裹行粮”。石砫土司参与频繁的军事征调,虽然完成了保靖安民的政治使命,客观上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体现了对中央王朝的无限忠诚,更为自身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巩固了在西南众多土司中的地位,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石砫土司是在耗费大量土民的生命和财富基础上完成的忠君爱国、保境安民。在人力和资本都消耗殆尽的时候,石砫土司剩下的也就只有土地上的荣誉了。

石砫土司在土家族地区能够维持数百年的统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中央王朝的认同及良好的处理内外土司的关系,并对土民进行有效的治理。土司作为王朝、民众与地方势力的桥梁和衔接点,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格局。其中纵向为王朝—土司—土民,横向为内部宗族—土司—外部势力的开放式十字型结构。中央王朝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种手段,形成了一个闭合式四边形权利脉络。石砫土司在中央王朝的“一统”之下,进行部分的“自治”,这充分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传统政治智慧,有利于土家族土司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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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王协梦,罗德昆.施南府志[M].修本.1837(清道光十七年).

[27]何蕙馨,等.利川县志[M].刻本.1865(清同治四年).

[28]郑珍,莫友之.遵义府志[M].刻本.1841(清道光二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