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改革与日本战后农村城镇化

作者:郭小鹏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农业考古》2018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9-03-26  浏览次数: 712

【摘 要】农地改革是日本战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消灭了寄生地主制,创造出自耕农阶级,对日本农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经过农地改革,日本的农业生产力快速发展,释放出农村剩余人口,促进了农村的城镇化,实现了城乡协调发展。日本战后农村城镇化不仅解决了战前的农村问题,而且将城市文明扩散到乡村地区,为中国的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农地改革;日本;战后;农村城镇化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日本的现代化分为战前与战后两个阶段,走出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包含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闻参与等层面,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1]P25。在这些层面中,日本战前和战后的城市化模式差异尤为突出:战前的城市化以大城市和工业地带为主,农村的城镇化发展缓慢,形成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战后的城市文明扩散到乡村地区,农村城镇化成为城市化的主力军,使得战后城市化质与量并重,基本上实现了城乡协同发展。导致这一巨变的主要原因无疑是战后改革引起的制度变革,其中对日本农村发展影响最深的为农地改革。

一、战前日本农业发展的困境

日本自古以来为稻作农耕国家,由于国土狭长且山地众多,因此可耕地面积不足。日本统计协会估算了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起飞时期可耕地人口密度,1885年日本达到319/km2,远远高于同时期其他国家65/km2的平均值[2]P27。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资源禀赋先天不足,为此,对内推行寄生地主制,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的剩余价值;对外则以邻为壑,向中国、朝鲜等国不断侵略扩张。对农业杀鸡取卵式的掠夺造成了严重的农村问题,反过来制约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健康发展,陷入到恶性循环中。日本战前农村问题有如下表现。

第一,农村的土地制度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明治维新后对土地制度和税收方式进行过改革,通过核定地价,变封建领主的土地为地主私人所有,承认了地主与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然而,地税改革将占全国耕地三分之一的佃耕地保留下来,且为土地兼并提供了制度便利,使得寄生地主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发展。寄生地主基本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与引进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相比,他们更愿意收取地租同时兼营高利贷,用所得资本投资工商业,获得高额利润。有的寄生地主本身就是大资本家,通常不在农村居住,对农村的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不甚关心。另一方面,广大佃农承受着高额佃租,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加强农业投资,以至于战前日本农业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粮食常年无法自给,不得不依靠海外殖民地供应。

第二,农村的两极分化严重。在地税改革中核定的地价过高,且按照地价的3%征收地税(经过斗争后减为2.5%),农民的地税负担沉重。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产业革命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影响到农村,加速了农村的阶级分化。1887年到1908年,不足1町步土地的自耕农纷纷失去土地,而拥有50町步土地以上的地主则不断增加[3]P35,可谓冰火两重天。此外,明治时期的耕地整理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土地改良,但明显对大地主有利[4]20世纪2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危机可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来形容,在农村表现为租佃纠纷不断。1921年,名古屋一带遭遇天灾,周边农村的佃农发起了要求减租的运动,一年竟达到270余起[5]P62

第三,城乡差距不断扩大。1888年,日本施行了《市制町村制》。根据规定,市制的对象是2.5万人以上的市街地独立区域,以及可能都市化的区域。除此之外的地区为町和村。市制实施的地区为城市,町村制实施的地区为乡村,也称“郡部”。市制和町村制施行的同时,日本进行了町村合并,使得町村数从之前的71435村减少到14016村。此后,日本的町村数大致维持不变,1920年为12107村,1945年为10330村。而市的数量则从1920年的81座增加到1945年的206座,增加了2.5[6]P14-15。日俄战争后,日本逐渐完成了工业革命,形成了以东京、大阪、名古屋、北九州为中心的四大工业带,然而产业结构的不完善使得大城市的经济辐射难以扩展到农村。战前的大城市为广大农村社会中的孤岛,对农村的拉动效果有限,城乡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

1929年席卷全球的大萧条给日本农村以沉重打击。由于对外贸易恶化,日本关东及东北地区以生丝业主导的农村经济纷纷破产。凋敝的农村成为法西斯思想的温床。为解决农村问题,日本政府鼓励农村过剩人口“开拓满蒙”,不断压缩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最终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农村的贫困化成为日本“国内问题国外解决”走向侵略道路的内因之一[7]P213

二、农地改革的过程

1945年815日,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在美国的占领下,日本开始了痛苦的转型,对战前的现代化道路进行全面修订。农地改革是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革的重要一环,对日本战后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前日本农村发展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寄生地主制引起的。因此,美国主导下的战后改革对准了农地制度,宣称要打破套在日本农民身上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封建经济枷锁。在占领军的压力下,1946年,日本议会通过了《创立自耕农特别措施法》及《农地调整法改正法》等法案。农地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实现“耕者有其田”,消灭寄生地主。主要内容为,北海道在村地主保留4町步,其他地区在村地主保留1町步,其余土地全部由国家收购。不在村地主的土地全部强制收购,转售给佃农。1945年佃耕地总计237万町步,其中被收购的耕地为190万町步,佃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从1945年的46%下降为1950年的10%[6]P103。强制征收的佃耕地由国家售与佃农及其他农地经营者。售地价格与征地价格相同,但由于战后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大米价格在4年内上涨了28倍,因此到1950年时,耕地的实际售价仅为征收价格的5%~7%[8]P74。这样,以美军的占领为后盾,以日本国家政权为手段,在战后短短5年时间内创造出庞大的自耕地集团,实现了农村的民主化改革。

战后农地改革的过程中,农民并非坐享其成。寄生地主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采取了黑市变卖、赠与亲属等各种手段分割地块,企图逃避农地改革。若只靠政府监管的话,法令的执行很可能大打折扣。战前的租佃纠纷锻炼了农民的成长,他们积极与苟延残喘的寄生地主制展开斗争。尤其在日本中部一带,通过土地管理运动、农民委员会、耕地共同管理等组织和运动,农民展现出强大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农地改革运动中形成的组织是后来日本农协的雏形。

三、农地改革对农村城镇化的影响

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包括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城市由于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和产业,形成了规模经济和聚集效应,完善了公共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提供了较好的生活环境和较为充足的就业机会,因此吸引着农村人口的不断迁入。此为城市的拉力,此过程为学者所称的“城市化”。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不仅提供了更多的粮食,也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推动着人口由农村向城镇或城市的移动。此为农村的推力,该过程为城市化的不典型阶段,也可称之为“城镇化”。战前日本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率在20%~30%之间,剩余人口不得不从事副业,或者进城务工寻找活路。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主要从事小工业、零散家庭工业、小商小贩、饮食服务业、土木建筑及其他杂役和短工等“杂业层”。这些产业属于“非正式经济部门”,对技术要求不高,仅能提供微薄的收入,且缺乏稳定性。进城农民大都属于城市下层,很少能获得上升的通道。破落农民只能勉强维持其小规模经营,通过兼业来补充生计,长期沉淀于农村[9]

农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是城市化的内在推力。据统计,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农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为4%60年代年增长率为3%,同时农业人口年减少率也达到3%。稻米产量从1945年的580万吨增加到1955年的1200万吨,翻了一番[10]P7。由于第一产业边际效益递减,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逐步转移。农业的发展是产业升级链条上的引擎。战后日本通过农地改革解除了长期束缚农村经济发展的桎梏,自耕农阶层的壮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战后日本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同时发力,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也提高了城市化的质量。到1970年,日本的城市化率达到72.2%,相比1950年翻了一番[6]P14-15,日本成为一个城市国家。

战后日本城市化的重要形式是农村城镇化,具体途径包括大城市周边农村融入都市圈,以及边远农村通过町村合并实现城镇化。位于大城市周边的农村承接了中心城市迁出的制造业生产基地,经历了新城开发,从农村转型为城镇,融入到都市圈的经济体系中。农民与市民混住,农业生产多为蔬菜、奶、蛋等都市型农业。位于边远地区的农村则通过机械化提高粮食生产率。富裕起来的农民对于生活设施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因此日本政府推行町村合并,在农村建设若干城镇来提升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完善中学教育、村镇消防、保健卫生等公共服务。1953年颁布了《町村合并法》,开始了所谓的“昭和大合并”,以8000人为基准进行村镇合并。到1961年,市町村的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二,其中村的数量减少了五分之四,町的数量略有增加,市的数量翻了一番[11]。这清晰地勾勒出战后农村向城镇转变的历史进程。

农村城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农民的兼业化广泛发展。战后农村的兼业化与战前副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兼业本身并不代表农户的贫困,而是体现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稳定[12]P120。农民的兼业形式多样,既有与农业相关的副业,也有非农产业,如建筑业、纤维及木材制造业乃至公务等。后一种兼业农户重心已经不在农业,全年从事农业劳动日数在59天以下,其余时间外出或者在本地打工。19601973年,日本的专业农户从208万户锐减至68万户,兼业农户则从389万户上升至443万户[13]P38。这样的兼业化对农村的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

日本战后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反哺。日本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首先在于旺盛的需求。日本对外战争中伤亡军人多为精壮劳动力,迫使农村家庭提高机械化的水平。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农民,比起祖辈来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因此,农村开始摒弃传统的依靠经验传承的老农农业,而采用机械化生产和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其次在于充足的供给。1955年开始,日本进入到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抓住了战后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有利时机,日本的技术设备投资迅猛增长,推动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实现了重化学工业化。日本的重化学工业中电力生产、钢铁制造、交通运输及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电子及家用电器等行业发展尤为引人瞩目。重化学工业的产品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生活,而且投入到再生产。对于农业而言,动力耕耘机、动力防虫除草机、动力脱谷机等农业机械逐渐普及,从耕种到收获的各道工序都引入机械化作业,节省了劳动时间,提高了劳动效率。化肥、农药的使用提高了收获产量。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的城市化速度减缓,中心城市人口流向郊区,甚至部分返回农村。这并非城市化的挫折,恰恰相反,此乃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城市文明扩散到乡村,城乡差别缩小。虽然单个农业劳动力收入不及工业劳动力,但农业家庭经济状况良好。

总之,农村的城镇化是战后日本现代化道路的写照。日本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引人瞩目,背后的因素在于产业结构及城乡结构的迅速升级。农地改革解除了困扰农村发展的制度障碍,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推动了产业升级,为战后农村的城镇化助力。农村的城镇化消除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发展差距,避免了城市化加速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日本战后农地改革与农村城镇化可得到这样的启示:一个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需要兼顾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解除影响农村发展的制度障碍,并且调整和优化产业政策,方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2]1985年国势调查专题系列.日本人口成长与经济发展[M].日本统计协会,1991.

[3](日)庄司俊作.近现代日本的农村[M].东京:吉川弘文馆,2003.

[4]郭小鹏.日本明治时期的耕地整理[J].农业考古,2015,(1.

[5](日)冈崎宣义编.近代日本的都市与农村[M].东京:青弓社,2012.

[6](日)岛崎稔编.现代日本的都市与农村[M].东京:大月书店,1978.

[7]杨栋梁.日本近现代经济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8](苏)佩弗兹涅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经济[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

[9]张季风.战前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特点[J].日本学刊,2002,(3.

[10]二次大战后的日本农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1](日)总务省.市町村合并资料集[EB/OL].http//www.soumu.go.jp/gapei/gapei2.html2018-04-02.

[12](日)安场保吉,猪木武德编.日本经济史(8):高度增长[M].连湘,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3](日)佐伯尚美.现代农业与农民[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