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力的捕捉:国家象征认同困境的政治现象学分析

作者:王海洲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9-03-07  浏览次数: 498

【摘 要】方兴未艾的政治现象学为政治学的传统方法库增添了新装备。运用此方法,国家象征的本质可被把握为主体的“想象”,后者在前者生成和作用的全过程中起着决定性影响。普遍存在于现代国家中的“想象力的贫乏”的状况,已经对国家象征有效地服务于国家认同构建产生严重威胁。这种贫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难以遴选出与国家相匹配的象征物;第二,国家象征在思维活动中形成的形象模糊不清;第三,国家象征依靠政治社会中的各种符号系统表达意义时遭到多方破坏。困境的解决有赖于提高想象力的捕捉效能的一系列方式,包括提高国家与其象征物之间的透明度,为强化主体的捕捉欲望而对其施加更大压力,以及刺激和深化主体对国家的认知与情感等。

【关键词】国家象征;认同;想象;政治现象学


国家认同构建是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认同”(1)中高居首位。国家象征在国家认同构建中的关键作用早已是学界共识(2)。得益于数百年来民族国家复杂的现代化进程,国家象征的载体类型和数量比之传统时代增长显著。这固然极大地丰富了当前国家认同构建的资源库,但一些仅与国家有形式上的浅表关联,而与国家之伟大或神圣性质多有疏离甚至违逆的载体,反映出了诸多值得警惕的政治社会危机,如消费社会负面影响的日盛,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极端化,以及政治社会化效能的削弱等。与此同时,一些具有法定效力的国家象征的生命力也不容乐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已执行二十余年,仍有相当比例的年轻人不知道国旗图案的基本意义和国徽的主要构成要素(3);2017年秋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补上了国家象征法治化建设缺失的重要环节,但其能否持续性地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评估。面对此情形,如果仍将国家象征理解为紧跟国家建设步伐的副产品或者一种作用有限的传统工具,将是极具风险性的误解。诚然,重新评估并强化各种传统国家象征的作用,或追踪新兴国家象征的涌现原因和动向,都有助于防范国家象征与国家认同之间的错位。不过,先掌握“器”的机理,才能继而“利其器”,最终“善其事”。因此,对国家象征的机理或本质进行理论反思实有必要。

一、国家象征的政治现象学之思

国家及其象征物皆属政治范畴内的对象,因此在政治学视角下观察国家象征,具有无可厚非的优越性和优先性(4)。同时,我们关切的主要对象是国家象征的本质,而现象学在处理此类议题上具有独到、深厚的方法论底蕴。因此,面对此项几无先例可循的研究工作,本文择取了一条可称为“政治现象学”(5)的分析路径,以解释国家象征的内在结构和发生过程。借用几个现象学的基本术语简单来说,我们通过对国家象征未经检验的,或已被设定的命题及其理论的“悬搁”(epoche),在“直观”(intuition)上将其“还原”(reduction)为国家与其象征物之间关系的“想象”。如此操作既反映出我们力图在现象学意义上把握被感知对象的“本己存在”,也有些类似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lm)的分析理路:他们分别对“社会”进行还原,得到了“生产”“交易”“消费”等三种本质(6)。本文综合了这两种取向,基于“想象”简述国家象征之“什么”(生成),并重点讨论国家象征之“如何”(作用)。“想象”在此指的是主体(想象者)对国家与其象征物之间的关系兼具感知和判断的特殊意向性行为及其结果,它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分别主要表现为“当下化”(建构)和“再造”(重构)。在一定条件下,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类主体都可充当“想象者”,其想象的品质即“想象力”,影响着国家象征的生产、再生产和作用的全过程。本文意图揭示出这种想象力正遭受各种因素的侵袭和腐蚀,并阐明其严重的影响,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

国家象征似乎属于无须深入反思、极易在视觉上被直接经验的事物,例如飘舞的国旗、激越的国歌、壮美的山河、宏伟的建筑和盛大的阅兵仪式等。但是,“看”清它们确非易事,因为它们常常缺乏充分的相似性,并存在过多的反常性。或许将“国家象征”当作一个集体单数名词,是助其脱离无穷的能指陷阱的第一道良方。国家象征可以被简单地界定为能够在某种意义范畴内表达国家的事物。可是,这种定义难以揭示其更为本质性的内容:它虽然“直接”,但不“直观”,后者需要借用现象学的方法。按照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说法,现象学家应该是“无兴趣的旁观者”(disinterested/non-participant on looker)(7)。他们需要将夹杂着众多评价的“已然”暂搁一旁,通过各种路径——在现象学内部有时相距甚远甚至相互敌对——的观看、描述和内省来澄清对象的真实面目,是谓现象学运动的公认口号“回到实事本身”(8)。一些现象学家在21世纪初提出可以运用此原则开拓性地对政治生活进行现象学探索,但当时应者寥寥(9)。不过他们坚持至今,并擎起“政治现象学”的旗帜,认为现象学有助于弥补政治科学的经验主义倾向和政治哲学的本质主义倾向的天然缺陷,阻止两者将事实(情境)与价值(信念)分离开,从而“增进对政治生活、公共事务和作为元政治活动的政治研究行为的理解”(10)。这些学者主要站在哲学现象学立场上,对以权力再生产和合法性建构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和政府行为等政治学专擅的主题缺乏关注或深度有限,而这正是政治学家的优势和任务。我们所期许的政治现象学是基于政治学的理论关怀,通过借用或阐发现象学运动中的若干洞见,发展出一套兼顾弹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以更加深入和精确地描述和阐释高度复杂的政治生活。

国家象征的原初状态可被主观地把握为在根本上相异的两物(国家及其象征物)结合成的具有特殊本质的另一物(国家象征)。在象征行为的作用下,象征物(如“长城”)使得抽象的国家(如“中国”)得以实现具象化或实体化。象征物由此与国家实现了同质化,获得额外的属性,转变为国家象征(即“作为中国象征的长城”)。人类关于国家和象征物的两种感知经验必然是异质性的,这种相异感知之间的“跳跃”和“融合”只能通 过“想象”(11)。这 种想象因其具有象征物这一形象中介,便与纯粹的臆想或幻想区别开来。简言之,在现象学所关切的“呈现”意义上,国家象征可被理解为主体“看”(直观)象征物时“想”(想象)到国家的行为及其结果。

诸多学者在人类主观意识的社会实践中揭示出了想象的思维特性。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之一,而语言正始于想象:每个词都依赖想象形成“概念和听觉印象之间内在的联结”,并基于此“想象一个词和其他的词之间的联系”(12)。考虑到一切政治社会都必须依赖某种语言形式展开,我们可以简单推论:没有想象,就没有共同体。历史学家给出了更为直接的阐释,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促成新民族得以产生的“想象”理解为具有“创造(creation)”之意的“构想(conceiving)”(13)。这种关注民族的“可构想性(conceivability)”、强调民族“从无到有”的过程的观点遭到了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的否定,后者认为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想象”的要义在于“有中出新”(14)。虽然两者(以及大量参与其间的讨论者)的想象概念仍近似于其通俗意义,但都将想象识别为一种组织人类活动的根本要素。这在认识论意义上继承了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出现的一种“人类学的”解释:人类可以依靠想象“逆天改命”——既生成了一种“有别于高级的神圣秩序和低级的动物秩序”的特殊规则,又“开启了一条超越人之宿命的自由之路”(15)。

想象实际上贯穿于国家象征所关涉的事物之间、主体与事物之间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三重关系中,起着主导信息交换、逻辑演进和意义生成的根本性作用。同时,象征的基本结构也为想象具有承负国家象征之本质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辩护。我们曾基于现象学方法提出,象征由“原象”“映象”“表象”等三个存在着递进关系的层次构成,其中原象是象征物和象征本体自在的原初内容和形式;两者的原象通过思维活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映象,即关于象征关系的思维形象;表象则是映象通过各种可被直接感知和理解的符号系统在实践世界的客观呈现(16)。国家象征作为象征的一种类型,同样具有这种结构,想象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国家象征的原象是国家及其象征物各自所有属性的集合。这些属性在范畴上都属于具有客观性的“事实”,不易受个体主观状态所动摇。“想象”的基本任务是认识和解释它们。首先,国家象征的绝大多数属性都不能直接展示给主体的基本感知器官,要将这些不在场之物把握为在场的具象必须依靠“人类灵魂的一种基本能力”,即“纯粹的想象力”(17)。其次,任何属性(如“孟姜女的传说”)对国家或象征物(如“长城”)的指涉,都显现为整体性的个别化抽象,这种抽象也是想象的基本能力。同时,作为事实的国家象征原象在时间意义上属于不可逆的过去,相对于现在和未来,具有绝对的既定状态。“事实”据此可被理解为由对过往的描述而积累起来的“知识”。作为时间中轴的“现在”不断向前推进,作为“知识”的原象也随之发生变化,想象又得以在其间大显身手:原象中被提取出的属性数量以及这些属性指涉国家或象征物的路径皆由其调控。

在映象层次中,国家象征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在思维活动中呈现出来,它被主体再造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之物。“意义”的生成,意味着作为事实的国家及其象征物形成了一种以两者关系而非两者本身为基本内容的“事态”。事实/知识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事态则是客观事实的主观化,即需要在感知客观事实的同时对其附加判断。因此,想象在事态中不单是对国家象征进行“赋形”,其更重要的任务是对后者进行“赋意”。在主体往往带有价值倾向的判断中,国家象征原象的客观“知识”便演化为一种主观“观念”。想象在这种事态的产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首先,在从事实向事态的推进中,主体不可能及时且完整地处理关于国家及其象征物的无比庞杂的知识,想象有助于快速地遴选出两类相互匹配的属性,从而组合出国家象征的清晰而生动的形象。其次,作为事态/观念的国家象征虽然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但也会随着主体的发展而变动,想象在其中承负两大重任:一是通过丰富和强化国家象征的意义以巩固主体的相关价值判断;二是在新信息涌入映象的形成过程中时,促进国家象征本身及其意义的再生产。

在表象层次中,关于国家象征的所有观念进入主体所处的经验世界中,依托于各种符号系统展开竞争。这一过程不断地调整着国家象征的知识和观念,并使得国家象征无法被任何一个主体所垄断。这便是“事件”的主要意涵,即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创作国家象征的故事,不同的理解借助各种符号系统编织出一张无比复杂的意义之网。事件由此获得一种明显的集体阐释性。它作为客观的、超越于单独主体的集体情状保留着事实的性质,并且作为对所有可能性都不排斥的集体处境还具有事态的性质。“集体”在此不仅意味着国家象征具有强烈的政治社会烙印,也暗示着想象在其中地位显赫,因为不论是主体对自身在这种集体处境中的定位,还是对主体间关系的省察,都受各自的想象所限。如果说集体在思维和行动意义上对应着个体的限制,那么想象则是决定这种限制的力量和方向的关键要素。

表象并不是终点,它在成为一种既定后,又作为原象的新备选属性参与到从不停止的循环之中,而维系这个至关重要的循环的主动力源正是想象。可以说,是它确保了国家象征的呈现和再生产。在此过程中,高品质的象征成为必然的追求,而这有赖于想象力的强化。提出“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曾将想象的品质理解为“利用信息增进理性”的“心智的品质”,它有助于人们更好地面对一个加速变化的现代世界(18)。虽然这种强调理性心智的想象力与现象学运动中的部分观点相符,但对于政治现象学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至少可以从米尔斯处衍生出两点推论:一是现代世界普遍面临着想象力匮乏的状态,亟须得到解决;二是想象从来不是理性的对立面,反而作为一种以信息为处理对象的心智结构,能够推动理性的完善。

二、国家与其象征物的失联

在国家象征的塑造、理解、传播和重构中发挥作用的一切主体都是“想象者”。他们的相关行动(如作为话语实践的神话、意识形态和理论学说,以及作为社会实践的日常生活、仪式和仪式化行为等)都高度依赖想象力,恰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所言:“没有想象力就没有行动。”(19)鉴于这些行动的首要目的是服务于国家认同的构建,因此,国家象征最显著的危机便是其认同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站在想象者本身的角度上,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想象力出了问题。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病因,人类的想象力频频陷入各种窘境。虽然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中,“现代性”显示为不同的“内部时间”,但基本一致的判断是:步入21世纪以来,“现代性”的危机不断加剧,目前也缺乏足够的理由乐观待之。主体不能或不愿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导致其感知能力和反思能力的双重衰弱。他们仿佛踟蹰在幽暗的黄昏时刻:意识愈发疲惫,视线愈发模糊,声音越发孤冷——基于前文语境便是:他们逐渐对事实失去兴趣,无法辨明事态的状况,茕茕孑立于昏暗之中发出关于事件的独白或呓语。这些表现都会导致国家与其象征物的失联,进而破坏国家象征作为一个整体现象的独立性,弱化其象征意义的生成与吸引力,并动摇国家象征在政治实践中的合法性。对于此现象的观察者而言,这个黄昏时刻也正是一个哲学时刻:密涅瓦的猫头鹰霍然展翼,反思随之而起。

国家与其象征物的失联在事实、事态和事件等三个层面上都与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想象力在这三个层面中的具体作用分别主要指向个体/自我认同、集体/文化认同和共同体/政治认同。由于想象者天然的国家属性,这三种认同可以被理解为不同维度的国家认同。

想象的作用在事实层面最为弱小,因为事实在时间序列上更多地与历史和记忆相关,它构成了一种客观化和系统化的知识,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想象的“当下化”。不过,在事实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想象的介入非常普遍和深入。事实本身的复杂性对主体的想象能力构成了极大挑战,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主体“不愿”再在国家与其象征物中施用想象。这种状况的出现与现代日常生活给主体带来的诸多压力相关,他们无法甚至拒绝将其有限的力量投放到国家象征的想象中。由此直接导致关于国家与其象征物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被“终结”,即停止了国家与其象征物之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这种由“不想象”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其象征物的“无知”面前,国家象征是否“存在”都成为问题。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具有伤害性的困境,即人作为政治动物和象征动物的两重特性遭到根本性的质疑(20)。其结果是,国家和象征物成为干涸之物,两者都无法提供相应的属性以建立起映射关系,主体无法再在象征意义上处理外在的政治世界。主体放弃了对国家与其象征物之关系的反思,这种冷漠不仅令本该生动的国家象征黯然失色(疏离政治世界),而且也使其陷入一种缺乏时间感的“静默”之中(丧失象征能力)。

事态层面重在描述国家与其象征物的相互关系。对于主体而言,它反映的是国家象征被当作何种意义上的行动“处境”。国家象征已经藉由两物的属性映射形成了表达关系,想象主要作用于这种关系的解释而非其生成,它直接影响到象征意义的清晰程度和丰厚程度。在事态层面中,主体不是一种孤立的自我,他面对着一种主体间性或集体处境,这直接指涉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所言的“我”与“他我”共存的“共同世界”(21)。置身于其中的主体对国家与其象征物进行关联。国家象征不是主体单独在两物属性之间进行连线游戏的结果,而是隐含着对主体间关系的判断。在此意义上,国家象征显现为一种准备参与到政治实践中的观念,面向一个业已展开的日常生活世界。

在此层面缺乏想象力的主体无法成功勾勒出一个负载国家属性的清晰形象,也无从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国家象征的意义,最终形成的国家观念必然缺乏说服力和吸引力。这种由于想象力的贫乏所导致的模糊事态具有不容小觑的危害性。它意味着主体随意地处理国家与其象征物的诸属性间关系。这种随意性具有两个极端状态:一是用单调的方式否定所有的可能性;二是认为属性间的关系不存在任何必然性。前一个极端主要出现在一些民粹主义者对国家象征的设想之中。当他们对一个国家产生敌视时,任何与该国产生关联的符号都可能被视作该国的象征物,并且只表达出一种具有敌意的象征意义。由此产生的攻击性行为是一种失去理性的普遍质疑,最终的结果是主体间处境的破碎(22)。犹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言,在民族国家中“想象出来的单一身份”是一种“幻象(illusion)”(23)。后一个极端存在于一些偏激的无政府主义者中,他们否认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政治共同体形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国家象征被他们视为一种具有侵略性的意识形态要素,不仅会腐化自由的人性与社会,而且其本身便是国家腐化本该自由的象征物的结果。因此,在他们看来,让国家与象征物之间的属性“脱钩”,正是主体通过解放“物”得到自我解放的重要道路之一。他们如果在实践中循此思路离弃国家,想象就可能演变为“狂想”——这种可能性的大小直接与其想象力的强弱相关。

国家象征一旦挣脱了主体思维的束缚、进入到实践世界之中,就从通过对主体间性进行反思所生成的事态或观念,变成一个在本质上独立于任何主体的客观“事件”。这一由众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特殊叙事具有相对稳定的内容和结构。例如,当长城成为中国的国家象征之后,两者之间的属性(如雄伟与伟大)类比便成为社会性的共识,其中隐含的特殊叙事结构及其附带的价值观念甚至使其本身成为强大的信息源。如此一来,任何主体(甚至包括国家在内)都无法轻易地动摇这种共识。除了客观性之外,作为事件的国家象征还具有整体性的特征。乔治·米德(George H. Mead)曾举过一个简单的例子:一首歌就是一种“整体性的事件”,因为我们只要听到其开头的音符,就能够将之当作一个整体做出反应(24)。国家象征也具有相似的性质:即便一个象征物中包含着大量与国家无关或无法构成映射关系的属性,也因其负有“国家的名义”而充当着“国家代言人”。它的所有属性都笼罩在国家的神圣性之中,凛然不可侵犯。

国家象征在维持和展现其客观性的叙事结构和整体性特征时,离不开想象力的支撑。一方面,国家象征的客观性和整体性都需要不断建构和强化其合法性,想象力在将合法性基础中的诸多传统资源和抽象的规范资源转化为一种关于承认的实践时,充当着催化剂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家象征的这两种性质也具有追求尽善尽美的内在冲动,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想象力来弥补追求过程中的缺陷、荒诞和谬误等。削弱想象力会造成事件的“失控”,包括叙事结构的崩坏或者叙事链条的断裂。不幸的是,在现代性情境中,国家象征作为一种面向多元世界敞开的事物,至少要应对两重威胁,一是国家与其象征物之间的独白式关联;二是两者之间的呓语式关联。独白式关联在本质上是主体对事件制造权的垄断。独白是一种基于强制性聆听的个体化发声实践,它为听众提供了关于事件的唯一解释和解读规则,也体现出了主体的致命自负(25)。一方面,它们体现的是国家而非任何具体行动者的意志;另一方面,它们也为主体自主性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在独白中,聆听者的主体性被消除,想象力也随之遭到限制,并且参与事件的权利被彻底剥夺。如果说独白强制他者聆听,那么呓语便是强制与他者隔离。两者的相似性在于都只允许存有一种声音,不同之处在于,独白是以一种极端“无礼”的方式决断主体间性,呓语则是极端地漠视主体间性的存在,用封闭性的自言自语阻止对他者想象力的欣赏,也限制自我想象力的延展。

人类世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象”加“事件”的组合体(26)。由于组合体的不同,整个人类世界呈现出文化上的多样性:每个民族国家都有其特殊的世界。“事件”在此主要描述的是人的实践,其核心是“人”与“行为”(27)。各怀心思的“人”和各据法则的“行为”所构成的事件,便对想象中“统一与和谐”的人类文化构成了根本挑战(28)。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这一洞见强化了我们对独白式关联和呓语式关联的警惕,因为它们都别有用心地使用了一种排他性的密码本。事件于是展现为一种“表征”,具有特殊的编码-解码规则,“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29)。国家象征是一种政治表征,它所隐含着的国家的历史观和政治文化,以及国家内部所有主体间的关系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等,都需要依靠特定的密码本才能做出正确的解读。如果这个密码本仅在极为有限的空间中为一种主体所垄断或独自使用,那么这一时空在实践意义上便是清冷的。

三、捕捉国家象征的想象力

国家与其象征物之间的关联强度直接影响到国家象征服务于国家认同建构的能力。关联强度的决定性因素是主体的想象力,它弥漫在国家象征从生成到作用的整个过程之中。想象力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一系列窘境,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宏观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想象者本身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中殊为关键的是其无法或者无力捕捉想象力。认知闭合需求理论认为,所有个体在具有模糊性的认知情境中都有程度不等的寻求清晰答案、以完成对该情境作确定性判断的需求。认知闭合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具有“急切性倾向”(urgency tendency)的“捕捉”(seizing)阶段,个体依赖早期的信息或者具有暗示性的线索迅速做出判断、完成闭合;二是具有“恒久性倾向”(permanence tendency)的“冻结”(freezing)阶段,个体固守住闭合,在保存已有知识的同时对新知识严加防范(30)。这种认知闭合需求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也非常适用于国家象征的想象力问题,因为后者对主体提出了比较高的认知闭合需求:一方面,国家认同的强大压力要求主体在尽量简短的时间内完成国家与其象征物的关联;另一方面,国家与其象征物之间的关联必须尽量明确。通俗地说,捕捉想象力的精要之处在于“快”和“准”,其中“快”主要是源于外部压力,“准”则是出自内在要求。

想象力的捕捉并不容易,堪称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复杂性在于,国家与其象征物各具近乎无穷的属性,使得它们之间的关联具有无限的可能,由此,想象力的捕捉也不得不迎接难以测度的偶然性的挑战。其系统性在于,国家象征具有一种井然有序的结构,国家、象征物、象征关系的建构者以及象征关系存在和作用的环境等要件之间不可相互替代、且需相互依赖。我们在此限于篇幅只讨论对捕捉的效果产生直接影响的三种变量:一是国家与其象征物之间的透明度,二是强化想象者捕捉欲望的外部压力,三是想象者对国家的认知程度。这三种变量分别与国家象征的事实、事态和事件层面具有较高的对应性。因为三个层面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连贯性和互动性,所以每种变量的影响力也是贯通到所有层面的。此外,即便想象力的成功捕捉能够提高国家象征在塑造国家认同上的能力,也不能否认后继的冻结状态有时也会造成一些消极性的影响,因为它可能使想象力的空间被凝固在一个既定状态之中,从而弱化革新的欲望和动力。

国家与其象征物之间缺乏天然的直接关联,无论是在两者原象属性之间的类比中,还是在形象的意识统合中,或是在多义性的表达实践中,都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对想象力进行捕捉的首要目的便是驱散这些萦绕在国家与其象征物之间的重重迷雾,以提高彼此之间的透明度。透明度在此描述的是一种映射状态,而非两者之间的距离。所以,捕捉行为并不会将那些似乎与国家之间距离遥远的象征物排除在国家象征的预选对象之外。国家与其象征物之间的透明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毕竟国家才是遴选象征关系双方并决定它们如何进行映射的关键角色。国家在建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首要的任务便是提供一系列有助于将国家进行实体化的象征物。国家与想象固有的历史性特征对制定这些象征物所应遵从的标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首先,即便民族国家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但其拥有完整的,且不可中断的时间序列。其次,想象作为一种意向性活动,具有连续性的内在时间结构,其中“现在”居于中心或主导地位。国家和想象的时间本质对国家的象征物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一是要能够广泛借用或征用传统合法性;二是要能够让人从中把握或习得国家的现实状态;三是要能够基于国家意识形态不断扩展其释义。达到这些要求的国家象征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既定的历史为国家及其象征物的属性关联提供一些固定搭配,并抵抗各种力量意欲对其进行变更的企图。达到此标准的象征物还意味着它与想象本身的规律相吻合,既有助于引发和增强其与所映射的国家属性之间的联想,亦有助于激发这些联想产生强大而稳定的象征意义,从而直接强化想象者对国家的认同。

国家虽然在重大的变革时期能够借助某种具有显著现实影响力的象征物继续构建其国家认同,但它们通常很难产生持续的吸引力。一旦国家恢复稳定,因曾经的时间断裂而造成的国民身份认同危机和国家自身的认同危机便会产生。曾经“没有历史”的殖民地在创建新兴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重建其时间感,当前致力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中国也越发强调连续时间结构的重要性。

国家与其象征物之间较高的透明度意味着一种稳固而清晰的事实基础被建立起来,这一点对于以事实立义的国家象征来说至关重要。“立义”在此指的是观念的确定。从事实的关联向作为思维形象的观念的转变,主要仰仗的依然是想象力。在这种想象力的捕捉中,时间上的急迫性和观念的清晰度受想象者的捕捉欲望所影响。如果想象者热切地期望形成明确的象征意义,那么就会为捕捉行为提供强大的动力。想象者作为国家象征的构建者自然具有产生象征意义的迫切愿望,在此我们主要关注一些影响其愿望强度的外部压力。在心理学意义上,捕捉行为是出于高认知闭合需求。在政治学领域中,我们也能观察到这种高认知闭合需求。一般来说,保守主义者比激进主义者的认知闭合需求更高,即前者对明确的政治解释有更强的偏好,并习惯用固有的思维图式去解释新的政治情境(31)。所以,保守的想象者比激进的想象者更易于聚合国家与其象征物的映射属性以形成稳定的观念/形象。那么,对形成保守主义有利的国家环境就成为提高想象力捕捉欲望的重要外部压力,我们在此只关注其中的一点:国家的优先性。

国家的优先性在两个方面提高想象者的捕捉欲望。首先,国家在主权框架下不存在任何竞争者,它在任何环境下优先于任何共同体。这一点推动想象者将国家象征设想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神圣形象,在其表达出的观念中,想象者将自身身份的终极认同毫无保留地系于国家之上。其次,国家在绝对价值上超越生存于其中的所有个体,或者说,个体存于国家之中是一种必然。这一点促使想象者急迫地建立起坚实而明晰的国家形象,以缓解其自身在认识论上的不安感。对此,陷于国外动乱环境的中国国民看到救援队伍中的五星红旗时所产生的情感与认识便是很好的说明。当然,有利于保守主义的外部条件很多,如稳定的风俗习惯、国家对社会的有限干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等,它们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刺激想象者产生较高的认知闭合需求。

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体在国家象征的事件层面展开激烈的争论,都意欲对国家象征的“定性”发挥更大的话语权。虽然地位超然,但在特定的国家象征事件之中,其他主体也各具优势,其中个体想象者对国家的认知程度能够影响到这一话语战局的平衡。想象者的国家认知包括“冷认知”“热认知”两方面,前者强调的是对国家的理解,后者强调的是对国家的情感。大多数民族国家都会依靠学校、政府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机构(如博物馆、公共景点和历史遗址公园)等各种政治社会化方式对国民进行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另外两种影响国家认知程度的途径也值得进一步拓展,一是家庭教育,二是仪式化的公共活动,如体育赛事、民间仪式和音乐节,等等。这些渠道能够令想象者在多元化的角度上更好、更深地认知国家,尤其是有助于对国家象征中的竞争性话语进行正确评估,从而将个体在国家象征中的象征力约限在一个理性框架之中。

通过各种方式在国家象征生成和表意的过程中提高想象力的捕捉效能,有助于让国家与其象征物之间的映射关系更加明确,迅速形成强大的国家象征映象,并在丰富和深化对国家的认知的同时,理性地参与国家象征话语的制造。当然,想象者在提高其捕捉能力的同时,也可能继而形成过于强大的冻结取向,使其关于国家象征的知识、观念和理解固化为一种难以改变的图式,从而成为其处理新信息、新现象或新环境的刻板印象,由此可能会对想象者构建其国家认同的思维和实践造成一定的阻滞甚至伤害,这是需要警惕和尽力避免的。

四、结语

日益倚重网络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勾勒出了一幅不同于以往的民族国家新图景。这对于只拥有数百年短暂历史的现代主权国家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边执守于主权和领土的传统思维,另一边却追求主权之间的共同行动。在此背景下,国家认同变得越发重要,因为与往昔主要在国家内部构建认同相比,现在的国家认同承受着巨大的外在压力。国家象征也随之产生旧貌换新颜的强大冲动,否则很难与迅速变化的现代节奏相衔接。可是,国家象征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一方面,若要重构其既定的历史叙事结构,就需要对国家的整个时空逻辑进行重置;另一方面,国家象征同时凝聚着对自我、他者和国家的三重认同,任何变动都意味着对这三者及其关系的重整。任何一方面处理不好,就会形成致命的错位,包括拒绝国家历史的连贯性(时间错位),强化敌意对国家认同的破坏性(空间错位),或者漠视自身的国家身份(实践错位),等等。要涤除如此恶疾,真正需要的是先透彻地了解和把握国家象征的根本状况,对之而言,政治现象学是一种具有变革性的认识论。当然,无论是现象学与政治学的融合,还是政治现象学本身都还处于启幕状态。此外,政治现象学方法在本体论意义上也显现出了其必要性。按照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任何事实科学(经验科学)的根本理论基础都在本质的本体论之中”的观点,关于国家象征的政治科学侧重于描述和解释各种现实事物,它永远停留在一种“从事实只能推导出事实”的状态中,如果想得到真正的完善,离不开对国家象征之本质的把握(32)。

当然,国家象征议题特别适合使用现象学方法。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早在100年前就已经意识到,几乎所有事物都因被种种“象征”所蒙蔽而无法为人所直接体验,而“现象学哲学是一种对世界的持续去象征化”(33)。还有什么事物比象征本身包裹更厚的象征外衣呢?或者说,对诸如五星红旗、长城或熊猫这样的国家象征而言,更重要的不应该是将对它们的接纳,升华为对“中国”的认同吗?于是,这种“去象征化”并不意味着象征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恰恰相反,这正表明象征的澄明是关切到人之存在的根本问题。我们借助现象学方法去揭示被遮蔽在国家象征之中的“如何”,将其把握为关于国家及其象征物之间关系的想象。无论哪个国家、无论何种象征物、无论它们在怎样的情形下合为一体,都不能脱离普遍存在于其中的想象。不遑如此,想象还牢固而广泛地作用于国家象征的种种实践之中,这也是需要将现象学拓展为政治现象学的重要原因之一。想象首先将被遴选出的国家与其象征物的属性确定为“事实”,因为这种事实中(暂时)无效的信息已经被剔除,所以它也是一种“知识”,从而能够充当塑造国家象征的基本材料。想象随之在思维活动中将国家与其象征物的属性进行关联,并合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形象。这种形象是一种“事态”,它反映出的是两者如何形成和展开表达关系的状态。这种事态内含想象者关于国家的稳定判断,因此可以被理解为“观念”。最后,进入实践世界中的国家象征脱离了任何个体性决断的控制,成为一种由多种主体共同谱写的“事件”,其叙事的内容、结构和方式都受到主体相互间的关系所影响。这种情形赋予了“事件”以“表征”的意涵,意味着其中暗含着一种编码/解码之争。

想象如此重要,所以想象力的削弱必然会直接动摇国家象征的根基,让国家与其象征物失联。这一状况已经出现在现代社会中:主体越来越难以在国家与象征物的无穷属性中遴选出合适的配对者,这些属性即使形成映射也难以形成清晰的形象。一旦他们携带晦暗的形象参与经验世界的对话,则有可能表现为一个狂妄自大的独白者或者一个失魂落魄的呓语者。这些由想象的贫乏所带来的恶果必须由想象的丰裕来解决,提高捕捉想象力的能力便是一条根本性的解决之道。由于捕捉的实质是加速求得一种明确的解释,所以能否有效地捕捉,在于增加国家与其象征物之间的透明度,加大那些能够强化想象者捕捉欲望的外部压力,以及刺激和深化想象者对国家的认知与情感。借助捕捉,既可以“无中生有”——在想象贫乏之处重建和丰富想象力,亦可以“精益求精”——在想象凌乱甚至破碎之处梳理和凝聚想象力。


注释:

[1]“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参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人民日报》,2015年8月26日。

[2]参见霍布斯鲍姆·兰格:《传统的发明》,第8页,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第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3]根据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治象征与国家形象塑造研究”(11CZZ035)的调查,在受过良好学校教育的18~25岁的年轻人中,这一比例达到30%左右。

[4]参见王海洲:《国家形象塑造的象征政治学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5]若强调两个学科的主从关系,则可称作“现象学政治学”(Phenomenological Politics)。

[6]这实际上是将整体社会结构和行动理解为具有不同普遍性特征的历史进程。参见哈维·弗格森:《现象学社会学》,第1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Edmund Husserl,Cartesian Medit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Transtated by Dorion Cairns,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2,p.35,p.37.

[8]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增补版》,第452页,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9]Kevin Thompson,“Introduction”,in Kevin Thompson and Lester Embree,eds.,Phenomenology of the Political,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0,pp.1~5.

[10]参见Hwa Yol Jung,“Introduction”,in Hwa Yol Jung and Lester Embree,eds.,Political Phenomenology: Essays in Memory of Petee Jung,Springer,2016,pp.1~31。

[11]在现象学中,“想象”被广泛地视为把握一切现象之本质的必要思维活动之一。在此我们主要是将其当作对国家象征进行直观的结果来处理。

[12]索绪尔:《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3]参见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1991,pp.6~7。

[14]Thongchai Winichakul,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p.15.

[15]参见 Richard Kearney,The Wake of Imagination: Toward a postmodern culture,Taylor & Francis e-Library,2003,pp.52~53。

[16]王海洲:《论象征的三元结构及其内在逻辑——对象征结构经典模式理论的反思》,《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17]参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12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18]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第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19]保罗·利科:《从文本到行动》,第24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0]参见亚伯纳·柯恩:《权力结构与符号象征》,第21页,台北金枫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版。

[21]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252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22]民粹主义“像变色龙”一般的不确定性也能够加重这种状况。参见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第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3]参见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第9页,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4]参见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和社会》,第93页,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25]王海洲:《政治共识的话语藩篱:从霸权独白到无责漫谈》,《江海学刊》,2009年第2期。

[26]参见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7]参见保罗·里克尔:《恶的象征》,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8]参见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第11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29]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导言,第15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30]Arie W. Kruglanski and Donna M. Webster,“Motivated Closing of the Mind: ‘Seizing’ and ‘Freezing’”,Psychological Review,Vol.103,No.2,1996.

[31]Aleksandra Cichocka,Michal Bilewicz,John T. Jost,Natasza Marrouch,and Marta Witkowska,“On the Grammar of Politics-or Why Conservatives Prefer Nouns”,Political Psychology,Vol.37,No.6,2016.

[32]参见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第102页,第10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

[33]马克思·舍勒:《哲学与现象学》,第6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