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以黔东南侗族村寨为例

作者:陈江柳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西部学刊》2018年第9期  发布时间:2019-02-07  浏览次数: 1432

【摘 要】文化基因是识别传统村落的核心密码,既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独特性、遗传性等特点,同时也具备外源性、多元性、互动性、无形性等社会文化特征。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可以划分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和变异基因四类。应积极构建传统村落文化基因图谱,校准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路径。

【关键词】侗族;传统村落;文化基因


一、文化基因:解读传统村落的核心密码

传统村落,原名古村落,是指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文化与自然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村落。[1]传统村落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华农业文明的根基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然而,急速推进的城镇化、现代化进程正疯狂地吞噬着乡村文化和农耕文明,传统村落急剧减少甚至濒临消亡,传统乡村生活生产方式、民风民俗被湮没,承载着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传统村落面临生存危机。因此,保护好传统村落,兴盛传统村落文化,让人们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守得住乡愁”,成为当代中国实施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题中之义。

那么,传统村落文化兴盛之路如何走?如前所述,大部分代表地域文化景观和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村落正面临着陆续消逝的生存困境。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村落的急剧消失,必然导致其所承载的传统价值和文化特色也随之消失。从现实发展来看,并非所有的传统村落都能原封不动得以保存。剥去传统村落的外衣,文化基因才是其维系生命力的关键,它以让人不易觉察的形式使传统村落本身真正具有文化内涵。基于此,本文认为,在深入调查传统村落、挖掘整理乡村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找准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把握传统村落文化的核心密码,廓清其类型特点、载体和表达方式,积极建构传统村落文化基因图谱,方能校准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的方向。

二、文化基因的概念溯源、运行特征与分类原则

(一)文化基因的概念

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lfred L.Kroeber)和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指出,正如生物界当中的生物基因一样,不同文化也具有基本而又齐一的文化基因。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些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提出用特征丛Trait-complex)或行子actone)等词汇来指称这些可以相互传递和世代传承的文化基本单位”[2]1976年,英国学者查理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一书当中使用新概念谜米Meme)来指称文化传承中的基本单元,掀起了西方学界围绕文化基因的谜米论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文化基因这个概念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自此,中西方学界共同将文化基因视为一个科学范畴来展开相关研究。

那么,何为文化基因?在《牛津英文字典》当中,谜米Meme)是作为文化的一种要素来定义的,类似于一种非基因手段的复制。中国学者王东认为,文化基因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3]毕文波指出,内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中,并且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以及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叫做文化基因”[4]徐杰舜把文化基因定义为民族或族群储存特定遗传信息的功能单位”[5]。尽管中西方学界对文化基因的界定各有差异,但都共同将文化基因视为文化遗传的基本单位,是文化传统的基本要素。换而言之,文化基因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文化因子,它决定着某种文化的形成,同时也是识别和解构这种文化的核心要素。

(二)文化基因的运行规律与特征

和生物基因一样,文化基因亦有其运行规律。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揭示了世界生命系统中基因的运行规律,他认为基因的运行机制表现为复制、变异和淘汰三种。有学者研究了文化基因的繁衍机制,认为一定的文化基因系统会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基因库,保持和拓展本文化基因库是任一文化基因生存的最终目的。在文化活动中,文化基因会相互结合形成高一级别的文化基因复合体。威尔逊(Wilson)的基因文化同步进化论”[6]158指出,人的内在生理基因与外部社会文化之间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在人的身体当中存在如语言、笑、饮食、性等受到外部社会文化因子直接影响的基因,这些就是文化基因。换而言之,人类文化基因不仅具有历史延续性,还与外部环境展开社会互动。因此,文化基因既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独特性、遗传性等特点,同时也具备外源性、多元性、互动性、无形性等社会文化特征。

(三)传统村落文化基因的分类原则

开展对文化基因的相关研究,对于准确把握传统村落文化的发展方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要识别、整理、提取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是十分复杂而困难的,不仅要了解其外在的表现形式,还应掌握其分类原则,并从历史价值、自然景观、文化特质、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来不断挖掘其深刻的内在成因。因此,正确认知传统村落文化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按照科学的分类原则将提取出来的文化基因进行类型的切分。文化基因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传统村落保护和传承路径之间的差异。

国内学者刘沛林教授曾经提出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分类原则,他认为,确定一个聚落或一定区域聚落景观的基因有四个分类原则:(1)内在唯一性原则,即在内在成因上为其它聚落所没有;(2)外在唯一性原则,即在外在景观上为其它聚落所没有;(3)局部唯一性原则,即某种局部的但是关键的要素为其它聚落所没有;(4)总体优势性原则,即虽然其它聚落有类似景观要素,但本聚落的该景观要素尤显突出。[7]本文在借鉴上述分类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分类大致可以遵循以下原则:(1)显著性,即是否具有乡村文化的主导性;(2)特殊性,即是否为某一地域所特有;(3)延展性,即是否在两个或多个地域范围内进行延续和传播;(4)变异性,即是否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与异质文化元素进行了融合再生。

三、解析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以黔东南侗族村寨为例

依据上述分类原则,本文将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划分为四个类型: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和变异基因。本文以文化基因理论为分析框架,选取黔东南侗族传统村落作为研究个案,对侗族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展开研究,以期为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发展与传承提供理论借鉴。在研究方法上,深入黔东南的传统村落开展实地考察和深度访谈,大量搜集侗族传统村落中的传统民居、农业生态、历史传说、民俗风情、宗教信仰等方面文化元素和文本资料。同时,按照文化结构特征和内涵进行归类,建立文化元素的种群,再按照文化基因的分类原则进行基因类型的抽象分析,进而提取具有传承性、稳定性的核心文化因子,最终完成从具体的文化资源到抽象的文化基因的逆向解构过程。由于传统村落文化是一个丰富庞杂的体系,本文在每一个文化基因类型中,抽取有代表性的一至两个文化元素实例进行分析。

(一)主体基因:农业生态中隐含的文化基因

作为文化基因谱系中的核心要素,主体基因在其所属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决定了文化的属性,是其他类型的文化基因的母体和载体。主体基因如若缺失或消亡,其所属的文化体系也就分崩离析,文化特色更是无从谈起了。

“稻鱼鸭共生”农业稻作体系是侗族人民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2011610日,黔东南侗族稻鱼鸭共生系统被列入联合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侗族最早起源于先秦时期百越民族的一支,发端于晋代,形成于唐宋,距今已跨越几千年的历史。根据湖南省靖州县新石器遗址的炭化稻发现,早在4000-5000年前侗族先民就学会了种植水稻,这证明了侗族是最早从事水稻种植的民族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侗族形成了以稻鱼鸭共生系统为代表的农业技艺和生产方式,这一和谐、科学的传统农业生态体系在侗族传统村落里一直延续至今。在黔东南州黎平县双江乡黄岗村,侗族村民引溪水灌溉稻田,随溪水而来的鱼类被养于稻田,待鱼苗长大再放进小鸭,在秋季收获稻谷的同时也收获鲜鱼和鸭子。由此看来,在侗族传统村落文化生活中,农耕稻作文化地位显著,其遍及了村民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稻鱼鸭共生农耕稻作体系是一种文化实体,是滋养侗族人民的生命之源;另一方面,农耕稻作生产方式又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它超越了本身固有的物质属性,浓缩和贮存了侗族人民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价值,成为侗族传统文化的起源,也是探究侗族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途径。因此,不难得出,以稻鱼鸭共生农业生产系统为代表的农耕稻作文化就是侗族传统村落的主体文化基因。

农耕稻作文化基因亦体现在侗族民俗当中。侗族的民间舞蹈几乎都是集体舞蹈,表演时的基本队形多呈圆形。有学者研究了侗族舞蹈多耶认为,侗族乡民顺着圆圈起舞是稻作民族太阳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稻作文化意识”[8]81。另外,在侗乡喜闻乐见的春牛舞以稳健的舞步模拟出牛的踏实和忠诚。对太阳、春牛这些与农耕稻作生产紧密相关的文化意象的征用,也是农耕稻作文化基因在侗族乡民日常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具体呈现。

(二)附着基因:村规民约中隐含的文化基因

附着基因是主体基因的外在形式和延伸,它依附于一定的载体而存在,能够在某个属性上反映其所属文化的特征,同时可以加强主体基因发挥的作用。比如,具有地域特色的方言、民族特色的节庆习俗等非物质文化元素就是附着基因。长期以来,传统侗族的社会关系形态是一种小结构、低消耗生态形式类似于现代公民社会村寨公民社会[9]形成了以组织形式和寨老协商制度两大显著特征的村落制度文化,具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组织能力。是侗族传统村落特有的民间自治和自卫组织方式,行使着国家权限之外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管理权力。“款”以一种严厉而极富权威的独特方式,约束并鞭策着乡民遵章守纪,有效地维持着村寨秩序。因此,侗乡曾被誉为没有国王的王国。在组织方式中,村民们推选德高望重的长者作为寨老,维护和管理村寨的公共秩序。为了规范村民们的行为,侗族乡民以款约的形式制定了一系列的乡规民约。款约内容丰富,涵盖了行为规范、道德约束、家庭组织、民族起源、区域划分、宗教崇拜等内容,是侗族传统村落文化的百科全书。在侗族乡村,寨老的文化规范力量至今焕发着鲜活的生命力。在黔东南从江县占里村,早在几百年前,占里人借助款约,以集体盟誓的形式,约束、调节着村民们对婚嫁对象、婚龄、生育以及下一代的抚养教育等行为,形成独特的人口生育文化。

从“款”组织和“寨老”协商方式等乡规民约当中,可以窥见侗族传统村落社会的制度文化基因。它以农耕文化为载体和基础,培育了侗族社会的平等观念和民主精神,培养了侗族村民的主体意识,塑造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行为,有助于侗族乡村公民社会的生成。

(三)混合基因:建筑景观中隐含的文化基因

混合基因是文化基因谱系中的重要组成,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异质文化基因相互融合之后形成的新的基因类型。在文化的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混合基因不仅保留了特殊的文化属性和历史记忆,还以多样化形式进行了文化延展,是有效保持民族文化生态多样性和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文化因子。在侗族的建筑景观当中,鼓楼便是混合基因的外在表现形式。

鼓楼是侗族建筑文化中的瑰宝。鼓楼与侗族人的生活联系紧密,是侗族人举行集众议事、迎宾送客、吹笙踩堂、祭祀祖先、休闲娱乐等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由此创造了独特的鼓楼文化。侗族人建造的鼓楼外形十分优美,其建造过程并不依赖精密的测量仪器和切割机器,但在外形和内部构造上却能够多处呈现黄金分割比例。它不仅符合建筑的美学要求,在文化意蕴上也与汉文化九五之尊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贵州从江县增冲鼓楼建于清朝康熙十一年(1672年),它的楼体高与整体鼓楼高之比为0.6,接近黄金分割点比0.618,楼颈正是黄金分割点。通过走访黎平的鼓楼掌墨师傅得知,他们是按照·五生六角的方法来计算和建造六面形鼓楼,这种方法是在长期的口传相授、手工技艺磨炼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建筑经验。侗族的·五生六角比例约等于0.556,与黄金分割比0.618只差0.062。有学者通过历史考证认为,侗族鼓楼·五生六角建筑方法的形成受到了汉文化既有的尊贵又有的中和思想的启发和影响,造就了今日辉煌的鼓楼文化[10]《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等典籍记载,侗族木匠借鉴和吸收汉族人民的木结构手工技艺,学习汉族楼阁建筑当中的斗拱和飞檐的构造,由此创建了鼓楼。由此看来,鼓楼正是侗族文化基因与汉族文化基因进行高度融合之后产生的混合基因的集中体现。

在同一个混合基因文化复合体当中,同时共生着两种以上具有不同属性的基因。这种异质基因的共生形式,更多的是指在传承主体基因的基础上,不同类型的异质基因进行了高度融合,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新型基因和谐地镶嵌在其所属的民族文化或者地域文化当中。从鼓楼的建筑方法可以得出,侗族的手工技艺和汉族的文化意识进行融合成就了侗族鼓楼这一新型的建筑文化样式。作为古老建筑,鼓楼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作为历史遗产被封存,而是逐渐与城市文化基因进行融合,焕发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整个城市内外都建造了多处鼓楼,成为城市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变异基因:民族艺术中隐含的文化基因

变异是生物繁衍的一种自然现象,也是基因遗传的形式之一。在生物遗传学当中,变异基因指的是相对稳定的基因结构里有改变组成方式或排列顺序的碱基对,这对生物体的外观形态和结构有着或好或坏的影响,良性变异可以产生新的物种,恶性变异可以发生病变”[11]。变异现象不仅发生在生物基因,文化基因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而且,文化基因更易受到异质文化因素的影响,从而发生更为显著、更为快速、更为碎片化的变异过程,以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形态。

侗族大歌是一种以演唱人数众多、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为主要特征的民间合唱艺术。由于政治威权、文化精英、媒介传播、商业渗透等多重文化因素的介入和影响,侗族大歌这一古老的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被过度征用、消费而快速异化的困境。在侗语中,大歌称为嘎老Gal Laox),就是歌,则有宏大、古老的意思。据明代史料记载证实,侗族的祖先演唱大歌时长歌闭目,顿首摇足。由于侗族传统村落大多地处偏远,相对封闭,侗族大歌以面对面鼓楼坐唱的原生形态得到了长期较为完整的保留和传承。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外部文化因素介入侗族传统村落,侗族大歌的演唱形态、歌种类型以及传播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侗族大歌的演唱模式一般是在异寨异性的歌队之间集体对唱。为了适应政治宣传和商业表演的需要,组建了由侗族民间歌手组成的合唱团,演唱模式由传统的鼓楼坐唱改为舞台展演;为了满足大众需要,增加了混声大歌等新歌种,并通过唱片、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进行广泛传播。

文化基因的变异具有两面性:其一是在保证文化基因功能的基础上融入创意元素,从而产生新的文化基因,这是良性的文化基因变异;其二是脱离文化基因的历史脉络和地域特色,将异质元素强行相加,这是恶性的文化基因变异,最终将会导致文化传统的消解甚至消亡。有学者在贵州黎平县岩洞村和竹坪村进行调查时发现,侗族大歌正随着传统歌师的老去而流逝,会唱侗族大歌的中青年人绝大多数都只会唱那几首近年来极力推广的、短小的流行大歌如《蝉之歌》《大山真美》等,更深层次的、长大的侗族大歌的经典作品已经很少有人会唱了”[12]。因此,要警惕侗族大歌文化基因的恶性变异现象,保持侗族大歌的纯洁性和独特性。

四、结语:积极构建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图谱

作为传统村落的文化根基,文化基因对于传统村落的文化传承、族群认同、行为规范的塑造以及民族性格的形成发挥着控制、维护、调适与规定作用。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生物基因的基本规律。这一法则对于文化基因同样适用,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基因将会逐渐消亡。然而,这些文化基因并非毫无价值,只要这些各具特色的种类存在,文化创新和复兴就有可能。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文化的功能无异于基因库的使用。”[13]11因此,只有重视每一个有价值的文化基因,探索文化基因的起源、特性与表达方式,对文化基因进行系统归类,在此基础上构建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谱系图,进而找到适宜传统村落的文化传承路径。

传统村落文化基因谱系图正如一张记载着文化系统遗传信息的DNA结构网络,在这个网络当中,传统村落文化的遗传信息进行交换、重组甚至变异,最终实现文化基因的传播与传承。其中,文化基因的类型划分就是传统村落文化基因谱系图与传统村落文化传承路径两者之间的桥梁。积极构建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图谱,深入挖掘传统村落的文化内涵与特色,掌握其发展演变脉络,将有助于指导传统村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当然,这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要求清晰、精准的研究思路和科学、客观的研究方法。首先,识别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和核心元素,将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籍资料进行数字化存贮,建立传统村落文化基因库;其次,借鉴文化组学的方法,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村落数据库,为传统村落文化基因的确认与研究提供科学量化工具;第三,以实证考察为基础,结合民间民俗、考古历史文献、现代数字技术等内容,科学、客观、全面地绘制传统村落文化基因图谱;第四,借助数字化技术高效传播并推广传统村落文化基因,让传统村落文化展现出时代活力。总之,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应仅仅将传统村落圈存在博物馆、数据库当中,使其成为一种文化化石。应积极构建传统村落文化基因图谱,校准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路径,使其不断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和时代精神的要求,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刘馨秋,王思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农史,20154.

[2]赵传海.论文化基因及其社会功能[J].河南社会科学,20082.

[3]王东.中华文明的五次辉煌与文化基因中的五大核心理念[J].河北学刊,20035.

[4]毕文波.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若干问题思考提纲[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2.

[5]徐杰舜.文化基因:五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83.

[6]孔宪铎,王登峰.基因与人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刘沛林.古村落文化景观的基因表达与景观识别[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4.

[8]刘芝凤.中国侗族民俗与稻作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杜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媒介化”[J].传媒观察,20166.

[10]姚仁海.解析侗族鼓楼的·五生六角”[J].凯里学院学报,20133.

[11]霍艳红,曹磊,杨东东.京杭大运河文化基因的提取与传承路径理论探析[J].建筑与文化,20172.

[12]杜安.原生态艺术如何应对挑战——以黔东南侗族大歌为例[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2.

[13]施舟人.中国文化基因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