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仪式到文化展演——湘西“苗族四月八”的人类学解读

作者:陈沛照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9-01-14  浏览次数: 1227

【摘 要】作为一种民间传统节日和文化叙事方式,湘西“苗族四月八”经历了一个从“民间仪式”到“文化展演”的变迁过程。在此期间,国家权力、市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以及苗族文化自觉等因素都起着重要的影响与推动作用。随着旅游时代的到来,“四月八”的“文化真实”转而通过“舞台真实”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真实性”取决于游客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对东道主社会之文化展演的体验与解读;同时,这一变迁与转折又体现了湘西苗族在复杂多样的全球化背景下所做出的场景性选择,是其实践理性与生活智慧的折射。

【关键词】传统节日;仪式;苗族;四月八


一、研究缘起

“四月八”在苗语中叫“旦太旦腊”,有白天跳花、夜晚跳月之意,所以湘西“苗族四月八”又称“跳花节”,它是湘西苗族一年中最为隆重的民间节日,历史上以苗族青年男女吹笙歌舞、联谊联姻为主,后衍变为祭祀英雄祖先的节日,又说是湘西苗族祭祀“牛王”之日。湘西苗族每年四月春暖花开和八月秋收之后,都要相约齐聚,唱歌跳舞,而以四月为盛。所谓“跳月者,及春而舞求偶也”(1)。乾嘉苗民起义失败以后,清王朝禁止举办这一活动,而民间的庆祝活动并未完全停止。20世纪80年代初,应广大苗族同胞要求,国家同意恢复农历四月八为苗族传统节日。汉文典籍对于“跳月”屡有记载,但多限于游历猎奇或出于文化偏见的描述;当前学术界对“苗族四月八”及“跳月”的研究成果不多,且大多侧重于节日起源以及内容的描述,鲜有对其变迁及其展演的理论探讨。作为一种民间文化事象,“四月八”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拟从“作为民间仪式的四月八”之变换为“作为文化展演的四月八”的视角,探讨这一节日的变迁及其动因,解读在全球化背景下湘西“苗族四月八”的真实性表达。

二、作为民间仪式的“苗族四月八”

湘西“苗族四月八”有着统一的仪式规则和仪式过程,是苗族对整个世界深层感知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他们群体归属感的复杂集合体。一般而言,“仪式”作为一种礼仪性行为,涵盖着诸多独立属性的必要结合以及与日常规律性行为相互区别的因素:首先是对惯例的破坏,表现为在某个特殊时空框架中仪式流程的精心安排,经过周期循环式的道具、语言与动作的介入,达到一种非一般思维所能解读的目的;其次,作为保证和拓展仪式性基础的象征物,就好比处于特纳所阐述的与日常等级秩序不一致的“反结构”状态,每一个人在和礼仪执行者和礼仪象征物面前都具有同等地位;最后是对道德层面义务的承担,因为出席仪式不是一项可以由自己随意选择的行为而是一种集体义务。仪式过程所包括的含义及其合法性来源于传统语言和行为。特纳眼里的仪式是一个发挥效用的时刻,在此期间存在物经由各种操演以展示诸要素的必要混合而获得意义。[1]P81

如果仪式可以通过其结构性特征得到确认,那么也可以从它的一般性功能出发来加以考察。在涂尔干眼里,仪式的主要目的是“确保集体意识之持续性……确认自己和他人同处于一个群体之中”。[2]P64)仪式时刻保持并提醒人们集体意识高于个体意识。通过这种“共同行为”,可以使群体获得自信并具有共同的出发点,此时集体规则就会包纳个人命运。在这限定的条件之内,日常的强制和等级就会自然消失,这时候对共同体的感知就居于统治地位。仪式通过语言和行为将离散的社会部分结合成一个有机体。这种仪式中的群体联系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它,社会和群体则无法存在。以这些基础认识为出发点,通过将其属性与仪式定义相比较,则可以确定湘西“苗族四月八”所具有的民间仪式性特征。

第一,仪式的周期。凤凰县落潮井乡龙塘河畔的跳花沟,曾是跳花跳月之所。相传有一年正值跳花日,官家前来骚扰抢掠。一个叫亚宜的苗族后生不堪其辱,决定组织义军反抗,喝血酒盟誓,以暴制暴。由于寡不敌众,向西撤退,于四月初八这天和贵州苗族英雄亚努一起战死在贵阳喷水池附近。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湘西苗族每年都要在农历四月初八到凤凰县落潮井的“四月八山”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年长月久便形成了苗族惯常性的民间仪式,人们聚会举行玩龙灯、耍狮子、吹芦笙、唱苗歌、联谊联姻等活动,但祭祀先祖仍然是节日的主要内容之一。仪式在文化上是被加以形式化了的行为的实际展演,在特定的场合中,一般为反复地重复同一做法。[3]P246)在苗族的记忆中,“四月八”节日虽然屡遭国家权力制约,但民间性的仪式操演几乎从未间断,以一年为一个周期,它从形式和重复的行为出发,展演着苗族人民的生活史与生命史。

第二,仪式的空间。对于“四月八”而言,广义的仪式空间包含了湘西苗族的村村寨寨,这是仪式所进行的社会文化空间和物化空间的结合,是对具体活动举行地狭义地理空间的超越。但这种集体行为也确实需要依托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作为展演的场所。跳花场一般择址于一个四面环坡的空旷之地,以前有凤凰县落潮井的跳花沟,近些年来,凤凰跳花节大都在县城和山江镇马鞍山苗寨同时举行。县城以文化展演、联谊联商为主,马鞍山苗寨则更有传统跳花节之仪式感,跳花场中间立有一个巨大的树形图腾柱,由图腾柱向四周拉出无数根彩带,彩带上系以彩旗。图腾柱周围是供节目表演的宽阔环形场地,观众席设在场地外侧的看台或坡地。作为仪式展演之地,跳花场是苗族村落的标志性文化场所,虽然并非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但平时也不能随便进入,日常放牧耕种亦要避免涉足其中。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凤凰、花垣、吉首等地的苗族群众都会身着节日盛装来跳花场参加这场节日盛典,山江镇所属的二十多个村寨更是自发参与其中。这一天农民休耕、商贾休市,人们一大早就兴致勃勃地从四面八方向跳花场聚集。

第三,仪式的秩序。湘西“苗族四月八”源于对英雄祖先的纪念,这赋予了民族节日的神圣与庄严,而“跳花跳月”则是对这种神圣庄严时刻的诠释与释放。每年的四月初八都是湘西苗族最为隆重的节日,凤凰县山江镇的苗族以村寨为单位组成队伍,县里则以乡镇为单位组队参加,而凤凰以外的各地通常以县为单位组队参加。仪式大致包括以下几个环节,即“祭天地、祭祖先、祭英雄、祭神灵、全民狂欢”。这一民间仪式并非是单纯的祭祖行为,也并非特定时间与特定地点、特定人群的必经仪式过程,而是潜在人类心理与精神的内在生命力量,是苗族集体无意识心理的族群积淀与再现,如同宗教仪式常见的规程和内涵一样,传递着一种共同的归属感,书写着包括仪式以内的更大社会运作的有序性。有学者认为,包括民间信仰、地方习俗等在内的乡土传统之所以能够在新时期复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再生的“地方性知识”不同程度地契合了当下民间生活秩序的某种需求。[4]仪式所内含的虔诚与庄严,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整合功能,使社会秩序成为可能。

第四,仪式的象征。对英雄祖先追忆的文化表达也在跳花节中得到了相应的呈现,如献猪羊牺牲烧香焚黄纸、上刀山下火海踩铧口、苗先生齐吹牛角朝天祭血等,均是祖先崇拜的最高礼仪。入夜后,地上堆堆篝火,天上五彩烟花,人们尽情歌舞,直至深夜。任随时空的演变,在仪式的重复举办中,巩固了苗族的集体意识,传递了民族的文化精神。社会群体通常会借助过去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共同的公共仪式来建构自身的意象并强化与集体过去的联系。[5]P45—46)因此,苗族通过“四月八”仪式所进行的英雄祖先记忆和族群性认知是自身集体意识的最好诠释。

这些打破日常性的、重复的并具有时空框架的规范化行为方式为苗族跳花节和宗教仪式所共有。“四月八”作为民间仪式,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之中代代相承,是苗族文化中的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审美心理等因素自觉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具体而形象的表现。民间仪式产生于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之中,也因这种需要的改变而调适。“四月八”节日也经历了一个从“仪式”到“展演”的渐变过程。

三、从“仪式”到“展演”:“苗族四月八”的变迁

作为一种民间文化活动,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变,“四月八”一直都在进行自我的调整与定位,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其举办主体、仪式内容、节日形式、活动空间以及所蕴含的族群情感等,均经历了一个从“仪式”到“展演”的变迁历程。

1.举办主体的变迁:从民间自发到政府主导

乾嘉苗民起义失败之后,清政府对湘西苗疆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发令禁止举行“四月八”活动;“文革”期间也是被当作“封建迷信”活动予以取消,但是作为民俗的“四月八”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而是变换着空间与模式在民间继续运行。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家民族政策的落实,湘西“苗族四月八”节日活动逐渐复兴。以前每逢此节,各地苗族都会身着盛装,涌向跳花场,各村寨头人是仪式的组织者,活动时间一般为一天一夜,也有三天三夜甚至六天六夜。改革开放以来,以民族精英为代表的苗族民间力量推动着节日的恢复,这和地方政府的行政理念往往不谋而合,因而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政府不仅每年着力举办跳花节为扩大地方影响造势,还把它作为保护和传承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2011年,湘西州申报的“苗族四月八”成功入选国家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国家都投入一定数量的经费支持举办这一传统节日,并组织力量开展学术研究工作。2014年以来,凤凰“苗族四月八”跳花节两个会场分别设在凤凰古城和苗族生态文化保护核心区山江镇,由县政府和镇政府各自牵头举行。国家权力的介入让苗族跳花节有了更为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支撑,举办主体由此发生变化。政府主导下的“苗族四月八”节日活动,是“一种新的更具‘主流价值’渗透力的社会控制形式取代原有的松散无效的社会控制形式”,[7]显示了国家力量和民间力量博弈之后,“四月八”被赋予了另一种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存在。

2.仪式内容的变迁:从传统印象到联姻联商

“四月八”缘起于跳花跳月,“跳月跳到月初上,跳月跳到出太阳”;还出于对苗族英雄亚努、亚宜的纪念,他们在苗族生死存亡关头和敌人英勇战斗,在农历四月八日死于沙场;或出于对稻作农业民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图腾———“牛王”的祭祀。这和本土民族的支柱性精神记忆和生活生计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这一民间节日源远流长的主要基因。随着时代的发展,“四月八”跳花节在不同的场景之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其结构和功能都在进行持续演变,以符合由东道主社会和游客共同创造的符号意义。人们通过这个共同的仪式空间,尽情地抒写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男女青年通过参加节日活动,在苗歌对唱中和在赶场中有意无意地寻找自己的心上人。近些年来,“四月八”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色彩,物资交流会、舞台表演、苗族银饰摄影展、苗族文化论坛等活动也逐渐成为苗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的重要桥梁。在近几年的“四月八”活动期间,湘西凤凰县、花垣县和吉首市都成功举办了民族旅游商品展销活动,并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促进了民族经济的繁荣。从传统印象到联姻联商,节日内容不断调整和丰富,“苗族四月八”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与当代苗族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结构性特征互相适应。

3.节日形式的变迁:从民间叙事到文化展演

“苗族四月八”反映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通过节日仪式表达了民间社会对英雄祖先的眷恋,同时也叙述着苗族人民艰难的迁徙与奋斗历程。千百年来,湘西苗族通过“四月八”仪式的周期性举办,铭刻着民族的集体记忆,模塑着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加速了民族村落社会的转型,传统村落的运行逻辑和社会秩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使是身处苗疆腹地的腊尔山周围的“生苗”族群也深深地涉及其中。在此环境下,“四月八”所承载的民间叙事以及民间仪式内涵也经历着变迁与重构。近年来,以文化为资本的民族旅游业异军突起,“四月八”作为湘西苗族的一种重要民间仪式逐渐被搬上舞台,在政府的主导之下每年在凤凰县城和山江集镇同时举办“跳花”活动。虽然参与的主体还是苗族群众,但是参与的人员、地点和方式都经过官方的周密策划和资金支持。与此同时,凤凰县依托“四月八”苗族艺术节,举办了“黄永玉先生美术作品还乡展”,还集中力量开展了以“飞翔凤凰”为主题的大型歌舞活动和篝火晚会。由普通苗族群众所参与和表达的民间叙事功能逐渐淡化,而由官方力量所赋予的现代性文化展演色彩日益浓厚。

4.活动空间的扩大:从族群狂欢到族际互动

“四月八”作为苗族传统节日,展示着苗族群众和当地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世界观。历史上湘西苗疆苗汉关系紧张,苗族很少与汉族、土家族等民族交往,故各种节庆仪式也是在苗族的内部空间独立举行。在这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活动期间,苗族群众进入到了一个短则一天长则六天的狂欢模式。改革开放以来,“苗汉一家亲”的民族团结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无论是政府权力的主导和协调,还是少数民族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分享诉求,使得“四月八”不再是一个村寨和一个民族的内部活动,而是呈现出越来越宽广的包容和扩散之势,显示出湘西各民族超越本土民族和地域的族际互动和民族大团结的趋势。2014年凤凰“四月八”还迎来了“台湾原住民”艺术团、贵州雷山县苗族艺术团、黔东南民族歌舞团等各民族代表团的共同参与,形成了各民族和谐互动、其乐融融的良好氛围。伴随着“四月八”等民俗活动的开展,湘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逐渐加深,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渐渐缩小,共同性日益增多。

随着族际互动的加强,湘西苗疆也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社区。年轻人纷纷走出山寨,怀揣希望和梦想到各地去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大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政府也一直努力在苗乡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改善,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开始返乡创业,有的人还担任了村组干部,带领村民共同走向致富之路,也逐渐开始参与地方文化活动。以苗族为主体由多民族共同参与的“四月八”已经形成了一种常态化现象,这种格局也得到了苗族人民的高度认可。“四月八”节日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进一步增强,成了湘西苗族和其他各族群众团结友好的文化符号与精神纽带。历史上“互为他者”的民族关系境遇也逐渐被现代“多元一体”的区域性民族关系格局所替代,民族的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得以进一步提升。[7]

四、“苗族四月八”节日变迁的动因

变迁是人类永恒的社会与文化现象。在具体的历史时空过程中,影响变迁的因素复杂多样。对于湘西“四月八”而言,国家权力、市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以及苗族文化自觉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成为这一个民间节日变迁的主要推动力。

1.国家权力的介入与推动

对一般普通民众而言,国家通过对节日符号的具象化控制,可以在具有一定边界的共同体内部建构出形成某种集体认同的文化标识,“包涵着承载混合和重叠认同的空间和力量”,[8]内化为规范共同体之集体行为进而成为行使国家话语权的机制或规范,从近几年湘西“苗族四月八”的举办主体和运作过程来看也的确如此。由于民间力量很难有足够的经费和组织力,村寨精英也大都被纳入国家权力的序列之中,而政府在节日庆典经费的筹集、参与人员的组织以及后续事宜的安排等方面都占有巨大的优势。2013年山江镇“四月八”,政府投入经费4万余元,工作人员100余人,组织当地群众演员500余人,确保了节日的隆重和有序进行。此外,作为“四月八”节日的延伸和产业打造部分,从“文化塔台、经济唱戏”到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再到文化遗产申报等,都不同程度彰显了国家权力的植入,从而改变了以往主要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文化展演格局。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国家权力的介入与推动并不是盲目出现的,“在权力意志的控制之下,人们的信仰看似是自由意志的表达,但在其背后又蕴含着一套国家话语或知识体系”。[9]这体现了国家政权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双重需要,纯民间的仪式展演并不一定能够实现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契合,它需要最终嵌入于国家发展的总体轨迹之中去。

2.市场话语中的“拉”与“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湘西苗族逐渐融入了一个更大的区域甚至全国市场中。很多人通过求学、经商、从政、务工等途径进入到城市社会以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尤其是“打工潮”的兴起,大量的青壮年剩余劳动力离开家乡到东南沿海地区寻找就业机会。因此,每逢“四月八”举办,主要参与人员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以外,就是各地苗寨的中老年人了。很多民间技艺呈现出青黄不接的局面,比如苗族武术和舞狮表演,老年人已经是力不从心,刚刚上场几分钟就气喘吁吁;而年轻人大多远离故土,即使仍然有少数在家,他们也很难承担起对这些传统文化活动的保护与传承重任。即使是文化的负荷者本身,也并不能通过对这些地方性文化的习得来达到提高生活水平的目的,所以很多技巧性的节目干脆就由旅游机构的专业表演队伍来承担,比如上刀梯、踩炭盆、吐火龙、打苗鼓等等。“原生态”的节目面临着现代娱乐方式的极大挑战,许多由苗族自编自演的反映当地生产生活的歌舞,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身着艳丽苗服的现代广场舞所替代,在时空的分延中表达着对变迁的感悟。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性所特有的“拉力”面前,苗族社会内部也呈现出一种外向型的“推力”。人口的流动改变了原有的社区结构和文化基因,也重构着作为传统仪式的“四月八”的展演形式与文化内涵。

3.社会文化生态的变迁

“苗族四月八”是苗族人民在一定的时空坐标中所生发出来的和特定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人文事象。苗族漫长而辗转的迁徙史以及居于南方山地的自然环境,练就了他们刚毅坚强的民族性格和豁达乐观的民族精神,在“四月八”这样的集体行为之中,通过仪式和歌舞来抒发心中的豪迈气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苗族传统文化一直适应着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保持着自身文化系统的内在平衡,传承着苗族文化的内在特质。当“四月八”还是一种纯粹的民间仪式之时,跳花跳月、英雄祭祀是其恒久不变的主题;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需要寻求民间节日的举办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这样,节日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就顺理成章了。由此来看,当社会文化生态发生改变,如市场体制的引入、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等,传统“四月八”的形式、内容与价值表达自然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这反映了民间节日面对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所做出的调适。

4.苗族社会的文化自觉

费孝通眼里的“文化自觉”是各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主体感受和实践。文化的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10]P188)因此,“文化自觉”也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潮流对地方社会冲击之时,地方社会所做出的一种群体性的本能的应对方略。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也不是天生就有的,它也是地方政府尤其是民族精英分子话语权运用的结果,在和其他民族交往互动的过程中,呈现着自身的文化表达。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现代性冲击下的乡土社会正在经历着重大的转型过程,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在民族精英中间所投射的文化自觉意识也开始在民间社会播散与成长,人们逐渐开始主动对自身的文化进行思考、挖掘和展示。

“苗族四月八”节日的代代相传与生生不息,正是在共同历史记忆、共同血缘地缘以及“四月八”作为族群标志的基础上的苗族群体意识的表现。通过仪式的表演与象征来打造苗族社会秩序、加深社会记忆,实现社会的整合和稳定。湘西苗族虽然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主流社会之边缘地带,但是族际交往互动却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和无法阻挡的趋势,与周边地区汉文化、土家文化的接触和濡染,加快了湘西苗族文化的变迁与重构过程。尤其是民族精英的孜孜不倦,使得“四月八”打破了以往的自说自话状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21世纪初以来,经过苗族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与经济精英不遗余力地倡导与打造,“四月八”成了湘西民族文化最为靓丽的一张名片。

五、展演中的民俗:民间节日的“真实性”与“场景性”

作为一种民间仪式的“四月八”,在民族地区社会转型加快和文化资本化趋势的情况下,呈现出从“仪式”到“展演”的嬗变。在此情形下,民间节日也在不断地充实和丰富着自己的文化含义。随着湘西苗族地区旅游业的兴起,“四月八”在留存自身的“文化真实”的同时,也逐渐被赋予了更多的“舞台真实”。

1.民间节日的“真实性”

一般而言,民族文化的“真实性”是相对于“商品化”而言的。有人对文化的商品化深感忧虑,认为民俗的再造是和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权力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其实,“舞台真实”并没有改变文化的原初形式,文化产品反而通过舞台化的方式得到了创新和发展,出现了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格局。[11]历史学家侧重于探求时间序列上的民间文化的真实面目,但人类学更看重的是空间中的民间文化的结构和功能。从文化的变迁性来看,当代“四月八”的文化展演让人们看到的是一种“舞台真实”,而隐藏在“后台”的则是不能随便向外人展示的玄乎神秘之物。为了保证前台表演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就必须保证后台的神秘感和封闭性。[12]P104)在官方机构包装宣传的单向话语之下,受众对文化的舞台化本质是无法分辨的,结果把所看到的均视为“真实”来进行概括。传统是历史的积淀,湘西“四月八”所展示出来的文化场景几乎都是基于“苗族”这一文化符号所衍生出来的“舞台真实”。舞台真实来源于现实生活中文化的本真表达,但它并不等于原生文化在舞台上的真实表演,而是通过艺术的提炼与加工,使原生文化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通过合理的真实性的设计,作为后现代对文化真实性反应的民族文化不仅使“真实”获得了“可持续性地发展”,还使原生的传统文化得到保护。民俗本身无所谓真实与伪装,它总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或人文生态环境之中适应时代的需求。湘西“苗族四月八”所呈现的舞台真实并非是狭义的舞台表演,而是东道主通过对民俗的文化再创造向游客呈现的画面。游客对真实性的理解取决于他们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所悟出的感受与体验,并没有规定的文化程式和框架结构。

2.“场景”中的“真实”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因为共同的血缘、地缘、语言、迁徙历程、宗教信仰等,苗族形成了一种“对他而自觉为我”的民族认同。现代性的渗入使不同群体的文化利益与经济利益相互纠葛,文化主体也往往处在多种“真实”的模糊认知状态。民间节日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进一步唤醒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在得到足够的话语空间之后,沉寂多年的地方文化又重新被搬上舞台。由于旅游业的发展给民族地区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不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开始认识到需要有一种经过重新包装的地方文化来呈现“舞台真实”,以增强对游客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对湘西苗族而言,他们在“四月八”中的表演无疑是对苗族自身生活和信仰世界的“真实”叙事,但这种叙事的场景性也尤为明显。经过当地精英分子的重新设计,“四月八”得以登上舞台,也许这种真实性在他们的眼里本身就充满着各种差异性与复杂性,但是作为对“他者”的舞台呈现,这种纠结之感足以在登上前台之际得以释然。同时,在苗族社区内部,人们对“四月八”真实性的感受也是不同的。旅游开发中的受益群体明显要比非受益群体更加看重节日的真实性,而后者则更多认为这是一种经过改造和包装的民俗,和他们记忆和想象中的经典形象相去甚远。可见,当地人对于“四月八”节日的真实性表达有着自己特定的场景性选择。当这种民俗活动符合自身及其群体的价值取向及其基本利益需求的时候,“四月八”就是从族群历史中承袭下来的真实文化表达,反之就变成了一种想象中的真实或商品化的存在。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当前少数民族地区所兴起的民族文化旅游仍然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路径选择,任何的“我们”并没有理由去完全代替当地人进行文化设计。在对文化符号的改造借用和游客符号消费的有机契合下,东道主和游客才能各得其所,前者通过文化展演实现了对“四月八”节日与时俱进的创新和重构,可以极大地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后者则获得了一种形式新颖而令人愉悦的“异文化”的符号体验。因此,作为民俗活动的“苗族四月八”,在民族文化旅游风起云涌的时代,其核心意义不仅在于真实性或当地人在不同场景中的真实性选择,更是苗族在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之下所采取的适应性策略,展示了当地人独特的生存智慧。


参考文献:

[1][]维克多·特纳,著,黄剑波,柳博赟,译.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石奕龙.文化人类学导论[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4]肖青,李宇峰.乡土传统再造中的仪式秩序与空间认同——对云南省石林县月湖村“祭山神”仪式的人类学分析[J].学术探索,201210.

[5]Ana Maria Alonso. The Effects of Truth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and the Imagining of Community[J].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1988No.1March.

[6]张祝平.浙江民间信仰的历史形态与历代政府控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

[7]陈沛照,向琼.互动中的认同:一个多民族社区的民族关系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 20152.

[8]戴庆中.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的生存智慧与文化突围[J].贵州社会科学,20082.

[9]赵旭东,朱天谱.范庄龙牌会与两种文本中的信仰表达[J].民俗研究,20165.

[10]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1]张晓萍.西方旅游人类学中的“舞台真实”理论[J].思想战线,20034.

[12][]Dean MacCannel,著,张晓萍,译.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注释:

[1](清)陆次云:《峒谿纤志》,光绪三十二年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