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bway883 > 专题研究 > 妇女研究

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农村反贫困实践——W县Y村妇女互助储金会的案例分析

作者:蒋国河 平卫英 孙萍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06期  发布时间:2018-12-16  浏览次数: 1787

【摘 要】通过对江西省WY村妇女互助储金会项目案例调查,深入剖析发展性社会工作的反贫困实践效果。研究发现,发展性社会工作在WY村的反贫困实践中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并且这种扶贫的作用不是短平快的,而是可持续的。Y村的经验表明,以自我发展和自我赋能为导向,注重对农民合作组织和合作经济项目的培育与赋能,形成发展的内生动力,扶贫项目就能获得可持续发展。此外,注重发展本土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并创新项目运作模式,重视项目化、本土化和参与式发展,以降低项目运作和服务成本,对面临诸多资源约束的反贫困社会工作至关重要。进一步地,我们还发现了现有实践中的不足:一是社会工作在农村扶贫开发体系中的定位受忽视;二是社区合作经济的治理机制有待完善;三是改善其在直接提供贫困个案服务方面的不足。

【关键词】农村;反贫困;发展性社会工作


一、导言:反贫困与发展性社会工作的理论面向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减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近年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全国各地都紧锣密鼓地开展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工作,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为全球贫困减缓和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总体上而言,我国的农村反贫困行动,更多地依靠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策行动和干部包点、驻村扶贫等作法,而社会工作者等专业力量、社会力量参与不足。这种过于依赖行政力量和经济政策扶贫的机制已暴露出诸多问题和不足。一方面,驻村帮扶制度存在诸多实践困境,如[2]指出,大多数驻村干部和工作队仍游离于乡村社会之外,难以做到扎根农村,而往往追求粗放的短平快方式,导致表面化,流于形式主义,效益低下,忽视内生动力的培育和能力建设;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效果也不佳,投入的产业化扶贫资金扶贫绩效低下,且易导致精英俘获或扶贫资金配置内卷化。这表明,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及其机械的产业扶贫模式有很大的局限性,需要创新扶贫机制。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决策层日益认识到健全社会力量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参与扶贫的重要性。2015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也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国内学术界也积极探讨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问题。较早提出了社会工作的社会策划模式对必威体育bway扶贫发展有积极作用。实施精准扶贫以来,王思斌等学者呼吁专业社会工作者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并从助人自助的核心价值观、注重资源整合的方法等方面分析了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优势。还有学者认为以扶贫济困为本、遵循个别化、差异化原则的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是对政府传统扶贫方式的革新和有效补充,将为脱贫攻坚注入新活力。事实上,在西方国家,反贫困或者说贫困救助一直以来是社会工作关注的重要主题和服务内容。

就扶贫而言,贫困救助社会工作与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最主要区别是,前者的目标主要是助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帮助贫困家庭维持或改善生活处境,而后者的目标则是脱贫,即要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或自立发展。针对贫困人群的救助社会工作服务,在我国开展较多,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救助式社会工作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心理健康及照料服务等都属于救助社会工作服务的范畴。通过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实习或政府购买服务,这类服务在一些地区得到较广泛的开展。但更能体现开发式扶贫、精准扶贫、脱贫特点的发展性社会工作服务,目前开展较少,学界的探讨也不多。国内学者张和清等人在云南平塞、广东从化等地开展的以“城乡合作贸易”为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及研究成果;实际也体现了发展性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但这些实践及研究成果均基于外来的高校社工师生或其领办的机构的探索,缺乏基于贫困地区地方性的社会工作者及其所依托的内生性力量所开展的反贫困实践的研究成果。贫困农村地区远离城市,高校社工的专业支持固然重要,但只有依赖于本土化、在地化、内生性的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反贫困的社会工作才具有持续性和发挥持久效应。

作为全国农村社会工作示范点的江西省W县农村社会工作者在Y村开展的妇女互助储金会项目是一个鲜活的样本。笔者试图结合江西省W县的农村社会工作者开展的妇女互助储金会这一本土化案例的探讨,对发展性社会工作的反贫困实践做一深入剖析,总结发展性社会工作在农村反贫困中的独特作用及其本土化经验,关注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农村反贫困社会工作面临的困难以及社会工作者如何在服务模式、资源整合方面进行开拓创新;反思现有实践的不足,从而立足中国本土经验,弥合社会工作传统知识与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的差异性,促进社会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反贫困这一时代主题。

二、WY村妇女互助储金会项目实践

1.项目背景。

W县位于江西省西北边陲,西与湖南省浏阳市相邻,与浏阳一样,W是著名的花炮之乡。W县也是典型的农业县,百合是该县特色种植产业。W县是经济欠发达县,也是国家西部政策延伸县。

W县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在全国很有影响力,民政部将W县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经验确立为全国社会工作的三大典型模式之一,并向全国推广。W县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始于2007年。当年5月,民政部开始在全国选择一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单位,W县成为首批全国民政系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县。在省民政厅和江西省三所高校(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大学)师生的协助下,W县通过积极探索与实践,较好地完成了制定方案、建立机构、教育培训、队伍建设、选点示范和开展社会工作实务及服务等试点目标任务。20103月,W县被国家民政部正式命名为全国首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示范县。20121月,W县社会工作本土化试验又获第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137月,W县的相关经验在民政部社会工作司于重庆召开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受到高度关注和讨论。总的来说,W县的社会工作发展是走在全国欠发达地区的前列,尤其为全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

Y村隶属于B乡,是该乡较大的一个行政村,地处W县西北边陲,距县城51公里,距离镇政府所在地约1公里左右,邻近湖南,是典型的山区贫困村。全村人口2404人,人均收入偏低,据村支书在2012年调研时的介绍,“人均约2000元左右”。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农民外出务工收入、花炮厂经营收入以及百合种植收入,是全国4大百合基地之一,民间已有500多年种植历史。Y村与众多的中西部乡村一样,有大量的留守老人、儿童、妇女群体。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380人,他们的子女大多在外打工,只有老人在家生活,即是所谓的“空巢老人”。

Y村虽地处偏远,但与社会工作有着颇深的渊源。1994年,香港一家非营利机构“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CSD)”的社会工作者即在Y村开展扶贫项目。他们协助村民建立了“路下湾里妇女互助储金会”。2007年,W县成为全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首批试点单位,其中,Y村成为农村社会工作的项目点之一。结合农村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的需要,该村依托已有的妇女种植业合作组织———妇女互助储金会这一社区优势资产和组织资源,社会工作者在Y村主要进行了以妇女为主要对象的农村反贫困社会工作试点,这就是妇女互助储金会项目。

2.妇女互助储金会的创立与发展。

社会工作者对Y村妇女互助储金会的介入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4年开始,以香港非营利组织的社工在Y村实施扶贫项目为主;第二个阶段从2008年开始,以W县社会工作协会的社工介入为主。19945月,香港的一家非营利机构“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CSD)”与江西省妇联合作推动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妇女互助储金会———“路下湾里妇女互助储金会”(简称储金会)CSD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工作研究和发展机构,由一群关心必威体育bway发展和乡村建设的香港社会工作者、大学教授和研究生组成。“路下湾里妇女互助储金会”是该机构在内地最早开展的扶贫项目。该互助会以种植百合起家,以实现妇女自食其力、集体发展为目标。据妇女互助储金会第一任主席XGL介绍,1993年,香港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与江西省妇联商谈合作项目,希望推行妇女文化教育、经济互助发展等计划,开展“绿色扶贫”工作,鼓励妇女培养经济独立能力,增加在社会发展的机会和自信。当时具有初中文化、刚从乡企办退休后的XGL得知这一消息,深感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于是她找来村里的姐妹们商量,然后分头找省、地、县妇联组织出面帮忙,牵线搭桥,请求将这个项目在她们村建立起来,以此带动全乡妇女闯出一条脱贫致富的新路子。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她们终于如愿以偿。香港方面经过科学论证,通过组团对白水乡的地理环境、主要特产以及经济状况等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与讨论,最后同意选择Y村路下和湾里2个村民小组试点。

在香港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CSD)和各级妇联的帮助下,全村妇女进行了不记名投票,选出妇女互助储金会的执行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会计、出纳、保管5个职务。妇女互助储金会成立后,立即订立规章制度。根据其会章,凡16岁以上的女性,认同储金会的宗旨———集体参与、互助互爱、独立自主,均可入会,会费每人每年2元。1994年,储金会共吸收会员70名。储金会成立后的第一个经济互助发展项目,就是立足本地的优势,组织会员收购当地特色产品龙牙百合进行加工包装,再通过香港方面帮助销售。第一年,储金会加工的4吨新鲜百合运到香港销售,赚回了4万元;第二年则获得销售利润共5万元。1999年,储金会不再收购会员种植的百合,而是由储金会自己租借10多亩地,建立起百合种植基地,并且采用绿色耕作,完全不用农药、化肥。此外,储金会还尝试着发展其他产业,购置了碾米机、粉碎机和打浆机,办起了一个小型的加工厂,虽然是以服务村民为主,但每年也可获利数万元。

储金会建立了分红制度,将赚来的钱分为四个部分:30%的收益分红给会员,20%用作妇女教育经费,40%用来发展集体互助项目,10%扶助贫困户。1999年,储金会用5年来赚得的集体基金6万多元建起了一座3层楼房,建筑面积达400多平方米。她们在这里开设了儿童学前班、妇女文化教育班,建立了储金会会务室兼图书室以及大会议室等。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该会不仅有了固定资产,还建起了百合基地,开办了碾米加工厂和幼儿园等,成为妇女自食其力、集体发展的典范。该会每年还受邀参加国内各类与农村、农业、妇女相关的各类交流会、研讨会、工作坊等,在国内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与香港、台湾多个组织、研究中心、团体保持紧密联系,双方进行贸易往来,实现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3.妇女互助储金会的发展中的困难及W县社工的介入。

妇女互助储金会自1994年成立以来,在港方的建议及协助下开展了许多公益事业,诸如购买机器办加工厂,办起了学前班、扫盲班、文化教育娱乐中心、图书室,实施早餐营养计划、妇女体检项目,开展了帮扶贫困家庭、资助女大学生、平整道路、三八妇女节纪念品等活动。这些项目和活动的开展在当时给会员和村民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村民认为当时的储金会“办了很多好事”。但港方毕竟是研究机构,本着“助人自助”的理念成立储金会。因此,在帮助储金会走上正轨之后便减少了对储金会的指导,希望储金会自身发展壮大。但自2004年后,妇女互助储金会的发展遇到危机。原因首先是内部管理出了问题。随着事业的发展壮大,委员会决策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未跟上,财务公开制度未建立,导致委员会成员间意见不统一,会员对管理层存在较深的猜忌。进而,在换届时,委员会主席职位空缺,责任领导人出现缺位,这更加重了管理的混乱。除了决策管理层面的问题,分红问题、活动拓展问题及人际关系问题也带来会员的不满,导致储金会对会员的吸引力减弱。各会员最不满意的是储金会自从2004年之后账目没有公示,且停止分红,甚至连三八妇女节纪念品都停止了发放,会员对储金会的财务收支以及她们劳动产生的成果——百合粉的销售情况一无所知。会员的不满从2004年开始累积,并发展成为对储金会最具有冲击性的危机。除此之外,2000年以来,中国开始出现了外出务工潮,很多妇女开始走出家门,外出务工,从而对本地的农业生产项目包括百合种植项目的兴趣也开始减弱,储金会的组织和发展步入困境。至2007年,储金会仍在运作的项目只有加工厂,学前班,其余项目均处于停止或瘫痪状态。

2007年,W县开始进行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Y村被确定为试点村。2008年初,W县民政局社工协会ZJP女士及相关高校的社工师生进驻Y村后,了解到妇女储金会的发展状况,决定将妇女互助储金会作为该村主要的试点项目。社会工作者制定了介入思路和计划。据当时参与推进这一项目的高校教师D的描述,这一思路的核心是从社区发展模式的视角(这是发展性社会工作的基本视角),着重进行储金会的组织建设与功能拓展,目标在于帮助储金会应对当时紧迫的组织困境和发展性危机,使储金会恢复为一个健康、活跃的农村妇女合作组织。据社工的分析,当时储金会面对的矛盾和危机,存在于成员与组织之间,组织核心人物之间,具体表现为会员的流失,领导人缺位,委员与组织凝聚力、认同感下降,功能的萎缩,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下降等。为此,亟须加强组织建设,以提升组织发展动力。除了组织建设的目标,社工还提出了文化建设和市场发展的目标。总体思路是,在加强组织建设的基础上,探索储金会乃至村落社区的文化建设,分析市场需求的变化及储金会未来拓展发展的可能性,寻找出储金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1

具体来说,这一介入包括三个阶段四个环节。三个阶段分别是指调研阶段、建立专业关系阶段和组织重整阶段。其中,调研阶段主要是了解整合信息。建立专业关系阶段,主要是因地制宜成立百合生产小组,在参与生产劳动中与会员建立专业关系,并且了解会员的需求。具体过程中,项目社工参与“采挖→剥片→清洗→打浆→摇粉→过滤→刮粉→晒干→包装”这一系列百合生产过程,与组员建立了亲切、融洽的关系。重整阶段是介入的重心。在该阶段,社工围绕“组织重建与功能拓展”这一主题,进行了6次连续的小组讨论,分别围绕举办、选举、委员会分工、分红、学期班、未来规划等主题进行。这些活动从工作目标上可分为以下四个重要环节:

澄清→→重整→→巩固→→功能拓展

澄清环节,据项目方案介绍,不同于小组社会工作沟通中的澄清概念,这里的澄清是消除会员对委员会及储金会的疑虑,澄清一些不明确、未公开的事实。社工认为,只有这一步解决了才有可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这是总体方案的基础与前提。

重整、巩固阶段主要是为储金会组织建设提供指导与服务。通过六次小组聊天,社工理清了会员对储金会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各项方案的实施奠定群众基础,避免了不公正和不透明。由此实现了储金会自2004年以来第一次会员大会、第一次选举大会、第一次账务公示。解决了储金会积压的诸多令会员不满的问题,诸如成立新领导班子、分红、生产小组调整、组长选举、劳动分配、建章立制、加工车间购置新机器、学前班教师选拔、成立妇女文艺队、项目规划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会员的不满情绪得到缓解,并恢复了会员对委员会及储金会的信心与认同,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与归属感。

功能拓展环节,目的是拓展妇女互助储金会的发展项目,目标是实现组织的价值回归和可持续发展。妇女互助储金会的宗旨是“集体参与,互助互爱,独立自主”。这不仅仅意味着参加百合生产,而且需要发展组织的福利和公益项目,以显示对成员的关爱,也才能进一步凝聚会员,促进储金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港方与储金会联系紧密时期,港方协助储金会开展了多项公益事业,让村民获得实惠,令村民念念不忘。储金会要实现妇女独立自主、互助互爱,要在充分利用妇女劳动力资源的基础之上,拓展产业项目,增加储金会的经营性收入,在经营性收入有保障的前提下,各种关爱妇女的福利和公益项目的落实才有可能。为此,储金会应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如百合,绿色农业,山水等,发展更多适用于储金会开展的项目。基于此,社工召开了有委员、组长、会员代表参加的小组座谈会,集中商讨了储金会的可发展项目、会员希望发展的项目,以及对这些项目进行有利条件和限制因素分析。会议讨论和提出了一些新颖的发展项目,比如,联系旅行社进行“百合花季农家游”项目开发、百合花地婚纱摄影、有机蔬菜种植、有机猪养殖、循环农业生产、开办矿泉水厂、继续办好学前班、购买新机器以扩大碾米厂产能,发展公益项目等。这些项目的设想都很好,但在实际的落实过程中,发现有诸多困难,从我们调查反馈的信息来看,由于缺乏外来资本投入、资金困难等问题,大部分当时设想的发展项目不了了之。但一些传统的项目得到了保持与发展,如百合种植、碾米厂、学前班等。但从2009年起,Y村妇女互助储金会开始注重拓展精神文化项目,包括老年协会、腰鼓队等,这些项目一直得以保持至今。

4.妇女互助储金会的发展近况。

从我们最近的回访和跟踪调查看,Y村的农村社会工作项目是W县所有社会工作试点项目中最具有持续性的一个。从2008W县社工开始介入至今,妇女互助储金会的基本项目,包括百合种植、碾米厂、学前班,一直在正常运转,未因社工师生的撤出而中断,并且发展了新的项目———腰鼓队。储金会的主要项目百合种植,因为有港方支持,亏损由港方补贴,收益归自己,保赚不亏,最近几年每年可获利3万元以上,最多的一年获利10万元,40~50名参加生产劳动的贫困留守妇女还可获得每天约30多元的工钱,真正让村里的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储金会的规模比初建时有所扩大,由最初的70余人发展到现在120多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会员都参与到种植项目,一些会员外出务工,事实上与种植项目没有任务关系),所有16岁以上的女性均入会,并且储金会的制度也进一步健全。更可喜的是,储金会选出了新的委员会,年轻一代的WHL接替年长的XGL成为储金会的新主席,新老班子实现了顺利交接。储金会的功能也有所拓展,除了传统的经济合作功能,还拓展了精神文化功能。据介绍,现在每到晚饭后,村里的妇女们总爱聚集到储金会的大楼前一起跳舞唱歌,健身锻炼,就像城里的妇女一样,这在农村是非常难得的。随着储金会的发展,其国内外的交流越来越多,影响也日益扩大。储金会多位委员多次出国出境交流,如储金会主席WHL曾出访过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和印度、尼泊尔、菲律宾等国家,学习考察农村、农业发展以及妇女组织的运作。

5.妇女互助储金会的拓展服务:

腰鼓队。妇女互助储金会拓展的另一项服务是腰鼓队,这是一项有偿服务创收项目。腰鼓队的组建是在W县社会工作协会社工ZJP、原储金会主席XGL和妇女主任WHL的努力下于2009年组建起来的。ZJP是教师出身,能歌善舞。而XGLWHL等人也思想开放,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对当今流行的广场舞尤其感兴趣。在ZJP倡议下,XGLWHL带动本村妇女尤其是老年女性开始在村里的祠堂前跳起了广场舞。与城里人一样,每到晚上7点以后,就有一批老人聚集在祠堂前跳广场舞。随着会跳舞的老人越来越多,周围村庄的村民对舞蹈的兴趣越来越浓,腰鼓队、秧歌队也就顺利组建起来了。一些家庭在办理喜事时,还邀请腰鼓队去助兴,并给予报酬或红包。腰鼓队越来越受欢迎,其在红白喜事时提供的有偿服务成为储金会的一项创收来源。起初,腰鼓队按20/人或200元每场次计价。这项服务为腰鼓队成员带来了一定的收入。据笔者20165月的回访,随着腰鼓队名气越来越大,方圆几十里范围内,有红白喜事者,一般都会请他们去表演。而且,随着物价的上涨,腰鼓队服务的价格也有所提高,由以前的每人20元提高到每人50元。妇女主任情不自禁地表露,“腰鼓队有偿服务收入是目前妇储会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人均每年收入达2000多元”。这项服务,除去腰鼓队成员的工资,上缴协会部分并不多,但对贫困妇女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收入补充。

三、Y村妇女互助储金会项目实践经验总结

上述案例资料表明,WY村妇女互助储金会的发展性社会工作项目取得了成效,社工的介入真正激活了储金会这一传统的民间组织,使其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并带动了会员收入的提高。从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总结Y村妇女互助储金会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工因地制宜选择并扶持了一个好的产业发展项目,带动了贫困农民增收。

产业项目是贫困户脱贫致富和可持续发展的孵化器。Y村的社会工作者准确把握了当地的资源优势,选择本地的特色产业百合种植作为妇女互助储金会的主要产业项目,开展“绿色扶贫”工作。龙牙百合种植是当地传统的特色产业,百合种植历史悠久,尤其妇女是百合种植的主力军。因此,这是一个与当地的产业特点相适应,与农民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具有广泛群众基础,既能吸引农民积极参与,也能得到基层政府与社区领导支持的好项目。在销售端,百合有着旺盛的市场需求,作为资助机构的香港方协助将加工后的产品全部销往香港,解决了百合销售问题。该产业项目的持续发展,给农民增加了收入,每年实现净收入3万元至10万元。根据分红制度,相关会员和贫困户可以从中受益。参与生产活动的贫困留守妇女每人每天还能获得30元的工资收入、每年人均增收数千元,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贫困农民的收入状况。

2.面对当前农村贫困呈现出的分散式、间歇式、脆弱性特点,发展性社会工作发挥了独特作用。

李小云、左停等学者的研究指出,到了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的区域分布开始被点状分散分布所取代,并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共同性的致贫因素开始弱化,而农户个体性因素日趋显著,致贫因素呈现多样化特征,“灾”“病”“学”“愚”“婚”“懒”等因素成为农户致贫的主要原因;同时,农业与自然资本面临的不可抗拒因素较多,且与人口老龄化、生态环境、健康等因素交织,农村贫困人口呈现脆弱性的基本特征。并导致返贫情况严重,农村贫困呈现出间歇性特点,这对农村扶贫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从WY村的妇女互助储金会的历史发展脉络看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储金会在创立之初主要依托本地的特色农业项目百合种植发展产业。该项目在香港方的支持下,一度发展良好。但随着港方的逐步退出和市场环境的改变,妇女互助储金会的发展又陷入了困境,呈现出脆弱性、间歇性特点。同时,农村贫困人口产生了较大的分化,随着务工经济的发展,使相当一部分农民摆脱了贫困,农业产业扶贫项目的吸引力下降。另外,根据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包括Y村在内的W县的贫困人口中因病、因残、因学、因技能不足等个体性因素致贫的比例很高。需要改善贫困人口的福利与保障,加强对贫困户的差异化帮扶。而发展性社会工作不仅仅是产业或生计的发展,还涵盖社区的经济、福利、文化、环境、合作组织、邻里共同体建设等多方面内容,能够针对贫困社区、贫困人口的具体需求开展个性化帮扶。2007年以来,W县社工基于Y村贫困农民的基本需求,加强了对百合特色产业项目发展规划的指导,改变了以往无差别的做法,重点加强对40~50名参加生产劳动的贫困留守妇女的生计扶持,形成了有效激励。同时,拓展了功能项目,发展了老年妇女的腰鼓队,成立老年协会,恢复和发展了福利和公益项目,满足了更多农户的需求,稳固了储金会的群众基础,也真正发挥了储金会的扶贫功能。

3.社工重视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培育、赋权与能力建设,形成了合作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前文已指出,政府主导的扶贫往往追求粗放的短平快方式,导致表面化,流于形式,忽视内生动力的培育和能力建设,忽视对农民合作能力的培养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培育。与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不同,发展性社会工作注重以社区为本的赋能或增权,强调受助者的力量和自我赋能,尤其强调组织增权,以培育社区组织或合作组织为核心,重视发展合作经济。就妇女互助储金会而言,确实是Y村一个宝贵的合作经济组织资源。社工在该合作组织面临危机时的重整(比如主持选举工作)、建设、规划以及对组织骨干的培训和指导方面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这看似不多的工作或支持,却由于方法、策略得当,发挥了实效。比如注重培育领袖和骨干,注重程序公正,赢得会员信任;注重本土化、在地化,发掘优势资源,积极发挥社区精英和老干部作用,实现储金会自我管理、自我决策,从而使这一组织能够成为带动社区发展的主体,而社会工作者只是起到一个引领和指导作用。社区发展有了内生动力,他们甚至自我组织起了腰鼓队,开展适度有偿服务,真正实现了“助人自助”,也因此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4.发展了本土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破解了在农村地区开展反贫困社会工作的人才队伍难题。

W县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初期实施的策略是“1 3”组合模式,即一个高校社工带一个民政干部、一个试点单位干部和一个志愿者开展实务。这种“传、帮、带”模式取得一定成效,培养了一批实务骨干。虽为数不多,但难能可贵。典型如W县社会工作协会的ZJP女士,她已经成长为一位优秀的专业社会工作督导,能够独立地策划和开展社会工作项目,并经常下到各个点去指导工作。在她的指导下,储金会的领导者,比如村妇女主任、储金会委员会主席WHL,也领悟了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并把它们运用到日常工作中,成长为一个本土的社会工作者。虽然这些本土的社会工作者不够专业,但由于这是她们的熟人社会、生活圈子,开展的活动往往更能结合社区群众的实际需求,呼应群众的心声。她们也带动更多的社区活跃分子,动员更广泛的社区参与,激发社区发展的内源动力,而这恰恰体现了社区发展的本质——建设真正的社区共同体,实现可持续社区发展。

5.建立了低成本、可持续的项目运作模式,大大降低了反贫困工作的运作成本。

无论是从妇女互助储金会还是腰鼓队的运作情况看,社会工作者在其中的介入并不多,仅有县社会工作协会的两位社工不定期下至村里进行指导和督导,多数的工作依靠该村的妇女骨干自我管理。投入的资金也不多,W县民政局每年给予储金会的经费支持非常有限,仅有3000多元的奖励性经费,但储金会实现了自我发展,营收良好。整体运作是低成本的,但却是可持续的,W县从2007年开始农村社会工作试点至今,大部分的试点项目处于停滞状态,但Y村的妇女互助储金会项目发展至今,一直运作良好。这一低成本、可持续的运作模式的核心特征是项目化、本土化、参与式发展。鉴于欠发达地区财力所限,且贫困农村社区多分散、偏远,难以在欠发达农村社区实行职业化的政府购买社工岗位制度,也难以实现社工驻村或驻乡工作。W县以项目式服务为主,以共同资助一批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为纽带,以社区为主体,县社工协会的社工为指导和督导,通过培育本土社会工作者,发动广大农村妇女参与,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促进了社区经济发展。按照此种模式运作的社工机构,在岗位设置和运作经费上可大大节约,既能适应贫困农村地区的财政能力,又能持续发挥发展性社会工作的实效。

四、结论与反思

基于前文的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发展性社会工作在Y村的反贫困实践中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并且这种扶贫的作用不是短平快的,而是可持续的。因为发展性社会工作秉持“助人自助”理念,无论是前期香港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CSD)的社工还是后来的W县社工协会均秉持这种理念。以自我发展和自我赋能为导向,注重农民合作组织的培育和能力建设,农民提升了合作能力和自我发展经济的能力,形成了内生动力。因此,即使社工撤出,项目仍然可以持续开展。此外,Y村妇女互助储金会的经验还表明,对产业发展项目的选择要因地制宜,适合当地产业特点,并且要从销售端对产业项目予以帮扶,以克服市场风险。市场是产业发展的牛鼻子,市场千变万化,贫困农户难以把握,迫切需要得到扶持和帮助,但这一点往往为基层政府在扶贫时所忽视。此外,贫困地区面临诸多资源约束,为破解在贫困农村地区开展反贫困社会工作的人才、资金短缺等难题,须注重发展本土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并创新项目运作模式,重视项目化、本土化和参与式发展,以降低项目运作和服务成本,反贫困的社会工作项目就能够获得可持续性。本着上述经验和策略,从1994年至今,Y村妇女互助储金会项目中间虽有几年遇到危机,但项目从未中断过,一直持续至今,充分说明了发展性社会工作只要运作得当,能够在农村反贫困中展现其生命力和持久力。

尽管这样,从更广阔的视域看待WY村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践,或者将Y村的发展性社会工作实践置于国家的农村扶贫开发、精准扶贫体系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大视野中去看,这一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践仍存在如下一些值得进一步反思和探讨的问题。

一是社会工作在农村扶贫开发体系中的定位有待提升,以充分鼓励和支持专业社会工作者等社会组织力量在脱贫攻坚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如前文所言,发展性社会工作能够较好地应对当前农村贫困呈现出的分散式、间歇式、脆弱性特点对扶贫工作带来的挑战,能够针对贫困社区、贫困人口的差异化的致贫原因开展差别化的、多样化的帮扶,也能够运用个案管理式的方法整合资源,深入、持续跟踪扶贫项目的发展。同时,社会工作者坚持助人自助,坚持赋能原则,充分发挥贫困人口的主体作用。与之比较,政府主导的扶贫(包括现阶段的精准扶贫)在资源供给方面有极大的优势,但呈现出运动式、流于形式、成本过高等不足,可持续性问题突出。因此,农村扶贫工作中,应该充分鼓励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农村扶贫开发体系(包括现在的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体系)中,政府呈强势主导地位,社工的作用还极为有限。即使是在社会工作发展相对受重视的W县,社会工作者虽然在一些试点村落示范项目上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总体而言,影响力还很有限。W县的社会工作,在很多领域开展了试点,但并没有在某一个领域扎根下来,成为一项持续性的发展战略。在反贫困领域也是如此。比如,扶贫开发工作部门的产业扶贫项目、小额贷款项目、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社会工作者介入甚少。相关试点项目,仅是W县社会工作协会出于迎接民政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评估的需要而开展的,经费主要来自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的资助。虽然,201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但就地方和基层政府而言,社会工作参与扶贫的意义尚未被足够重视,除了民政部门外,政府其他部门包括主导扶贫的地方扶贫办出台的文件中甚少提及社会工作参与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经济欠发达的江西的不足,在经济发达的广东、江浙地区也是如此。这说明,在反贫困工作领域,政府及有关部门在战略定位上,还固守所谓“国家视角”模式,对社会工作的反贫困作用认识不足,对社会工作者等社会力量在贫困治理现代化趋势下的重要地位缺乏认识,未来应该在战略上给予反贫困社会工作应有的重视。

二是社区合作经济的治理机制有待完善,以惠及更多农民,实现更可持续发展。发展性社会工作倡导社区合作组织建设和社区合作经济的发展,妇女互助储金会是典型的社区合作经济模式。适度规模的合作经济有其优势,有助于形成规模效应和集体行动能力,克服农民既散又弱的原子化状况,增强在市场中的地位。但社区合作经济在发展中也显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前文已分析指出,2004年前后,Y村妇女互助储金会遇到发展性困境的原因与内部管理有关。储金会设立了执行委员会,并建立了分红制度。委员会 分红的管理机制在储金会成立初期调动了积极性,但随着事业的壮大,内部基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渐渐表现出来。因为,这是个基于集体产权的粗放的机制。它既没有对委员会领导层有明确的股权激励制度,也缺乏对领导层明确的约束和监督机制,如未建立股东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制衡机制,没有建立完善参与农民基于股权合作的利益分配机制。由此,决策管理混乱、会员相互猜忌、参与积极性下降等问题产生。后来在社工的介入下,虽然通过建立决策公开、财务公示制度,矛盾得到缓和,但合理的回报激励机制和科学管理制度仍未建立,会员参与的积极性仍不高。另外,还因为进城务工的农村妇女越来越多,导致合作经济成了村庄中少部分人的事业。这种困境在云南平寨等地的社会工作试点项目中同样存在,如作为参与者的C教授所言,平寨的社区经济参与的人越来越少。当然,类似妇女互助储金会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受规模和能力所限,建立现代的治理架构成本较高,如何在适当改善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同时,又能避免治理成本的抬高,需要结合乡土社会的特点深入探索和研究。

三是项目化、社区为本的参与式发展模式成本低,但需要改善其在直接提供贫困个案服务方面的不足。社区发展模式是发展性社会工作的典型服务模式。WY村的妇女互助储金会项目,以社区发展项目为纽带,以社区为主体,社区合作组织为主要载体,社工不需要驻村,只是不定期下村指导和督导,这种模式成本低,适合欠发达贫困地区,但就Y村的情况来看,社工在贫困个案服务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而实施差别化的精准帮扶是当前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政策的核心要义。从詹姆斯·梅志里对发展性社会工作的阐述看,发展性社会工作不仅包括社区发展,也包括对个体和家庭的能力建设和生计扶持。而从现实的需要看,发展性社会工作要更好地嵌入到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行动体系中,更直接地展现自身在扶贫体系中的价值和影响力,须适当地加强个案服务,针对个别有需求的贫困户开展直接服务。比如开展生计项目扶持,如因地制宜帮助贫困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或者发展社会服务性质的公益性岗位,并跟进能力建设以支撑贫困户生计项目的发展。就此而言,发展性社会工作在反贫困实践中,应综合运用个案服务、个案管理、社区发展等多种方法帮助贫困群体。当然,就农村的实际看,受财政能力限制,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发展有一定局限,针对贫困个案的直接服务要循序渐进,以点带面,量力而行。


【参考文献】

[1]李培林,魏后凯,吴国宝.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

[2]王晓毅.精准扶贫与驻村帮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3)56-62.

[3]王文龙.中国包村运动的异化与扶贫体制机制转型[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2)81-87.

[4]陈成文,吴军民.从内卷化困境看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政策调整[J].甘肃社会科学,2017(2)112-117.

[5]徐永祥.社区发展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26.

[6]王思斌.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参与——兼论实践型精准扶贫[J].社会工作,2016(6)3-9.

[7]李迎生.社会工作助人精准扶贫:功能定位与实践探索[J].学海,2016(4)114-123.

[8]向德平.社会工作为新阶段脱贫攻坚注入新活力[J].中国社会工作,2017(34)27.

[9]LindaCherreyReeser,IrwinEpstein.SocialWorkersAttitudestowardPovertyandSocialAction1968-1984[J].

TheSocialServiceReview1987(61)610-622.

[10]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与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必威体育bway社会工作实践模式[J].社会学研究,2008(6)75-81.

[11]张和清,杨锡聪.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实务与绿耕经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2.

[12]黎光寿.CSD:坚定的乡建同盟军[J].中国改革(农村)2004(7)35-36.

[13]李小云,于乐荣,唐丽霞.新时期必威体育bway贫困问题及其治理[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35-41.

[14]左停,齐顾波,唐丽霞.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和反贫困的新特点[J].贵州社会科学,2009(7)46-52.

[15]蒋国河.中国特色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与实践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26-137.

[16]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