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发展进路——基于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的实践探索

作者:王 宁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09期  发布时间:2018-12-16  浏览次数: 2877

【摘 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是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目标和要求,乡村文化建设始终居于突出重要的位置。近年来,我国乡村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尽管如此,当前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困境也是有目共睹。浙江农村文化礼堂从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这一核心需求出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充分发掘和弘扬各地特色的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现代文明养分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是真正做到有内涵、见实效的乡村文化建设实践。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下,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在乡村文化建设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坚持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的发展方向,增强文化自信,持续推动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智慧推动文化礼堂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丰富美丽乡村内涵,以一种“活化”的方式来体现对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乡风文明;文化礼堂;文化产业;文化自信;美丽乡村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04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4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指导“三农”工作。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做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三农”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党中央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确立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就“三农”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做出的两次重大战略部署和安排,深刻表明了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不断深化。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是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目标和要求,乡村文化建设始终居于突出重要的位置。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重新审视乡村文化建设,实现其自身相应的发展与超越,促进农民精神面貌和乡风文明的全面提升,顺利实现乡村振兴,从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成为我们必须解答好的时代问题。

一、乡村文化建设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1](p149)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乡村文化是农村几千年发展历史的沉淀,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工程”。

(一)乡村文化建设是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前,农业还是现代化建设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2](p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核心在“全面”,这就意味着,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农村的小康,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上富起来、强起来,实现物质上的小康,更关键的还要在乡村文化和乡村文明上富起来、强起来,从而实现精神上的小康。在一定意义上说,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二)乡村文化建设是满足广大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提出这样的重大战略安排,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及经济、民生一系列方略紧密相关、有机契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了科学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而这种不平衡不充分最集中地体现在农村。进入新时代,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十分丰富,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城乡关系来看,由于历史基础薄弱、欠账较多,物质文化需要仍然是广大农民的最基本需要,不仅不可或缺,而且要在现有发展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经济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后,补齐文化建设的短板比补齐物质建设的短板显得更加迫切。也就是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的变化,广大农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对文化上的需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乡村文化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

乡村文化是相对城市文化而言的一个概念,如果城市文化的特点在于其发展之新,那么乡村文化则在于其根基之厚;如果城市文化是崇尚契约的文化,那么乡村文化则更强调伦理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201712月在江苏徐州考察时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实践证明,凡是注重乡村文化建设的地方,经济发展得就好;反之,不注重乡村文化建设的地方,不仅经济建设的成果大打折扣,而且社会治安等问题也比较突出。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一定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把乡村文化建设放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从而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重要支撑。

(四)乡村文化建设是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必然路径。

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20字总要求相比,乡村振兴战略的20字总要求,进一步丰富了内涵、提升了层次。尽管二者在表述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乡风文明”的表述却始终不变,足见是二者一以贯之的目标和要求。换言之,乡风文明既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村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4](p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任务,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为新时代振兴乡村文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必须切实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工程”,从而使乡风文明焕发新气象,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础上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二、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建设的困境和机遇

当代中国的乡村文化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会为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对于新时代乡村文化发展速度和繁荣程度及其形成的一些特点,社会各界有着比较充分的认可,但这一时期毕竟还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转型和过渡之中,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视野看,当前我国乡村文化建设还存在若干突出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和总结。

乡村文化建设是农村工作中一项关乎全局的基础性的重要工作,近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积极推进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着力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开展文化惠民工程,积极培育农村文化市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尽管如此,当前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困境也是有目共睹,乡村文化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还不适应,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还不相适应,其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诸如思想认识、体制机制、管理制度、资金投入、人才保障等诸多层面,但究其关键,还在于思想认识这一根源上。对此,有以下几种现象尤其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

(一)在城乡文化的关系认识上有所偏颇。

城市与乡村作为两种不同的人类聚居形态,是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结果,各自的生活方式也呈现明显不同的特征。有人把城市当作现代文明的象征,认为乡村文化是人类发展历程中停留在过去的遗存,而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的发展方式中,城镇化通常会被理解为将城市特征移植进入传统的乡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于是,就有这样一种观点,坚持以现代化的理论想当然地解释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认为农耕文明所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观念,中国要快速实现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城市建设抽走了乡村的劳动力和土地,所以乡村的衰落是必然的,甚至正是城市化、现代化的成果。基于这种观点,建设农村、改造农村的目标也就成了把乡村建设成城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指出,在以经济指标增长为核心目标的发展模式中,城市物质建设上的高成就掩盖不了精神实质的消失。[6](p317)实际上,塑造城市精神实质属于城市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当前发展实践来看,城市管理者似乎并没有找到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法。如果在城镇化向乡村推进的过程中,简单武断地照搬城市文化的处理方式对待即将“城镇化”的乡村文化,那些原生态的“历史记忆”的命运难免令人忧虑。因此,在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我们对乡村文化价值进行新的思考和判断,而这种方式的选择必然离不开城乡互联的现实关照。

(二)对乡村文化中的先进文化因子把握不足。

灿烂的农耕文明创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一次次繁盛,其文化资源至今令国人引以为傲。我国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散落在乡村,乡村文化要保留它自身与城市文化不同的特色文化基因,就必须保护和传承好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近些年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总结出的基本经验之一。近现代以来,我国乡村传统文化由于遭受了多种因素下的解构和损毁,因此其宝藏和沉渣并存就不可避免,然而,一些热衷于传扬传统文化的人士对传统文化缺乏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故而出现了不少把封建糟粕也误当作优秀传统文化来传扬的情况,更有甚者,认为古代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一切都是智慧和文明的体现,是值得我们在当代加以继承和弘扬的,导致一些地方腐朽落后的思想逐渐在农民中滋长,道德危机日益显现,对此我们也应该有足够的警醒。

(三)在乡村文化价值认同方面出现偏差。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为上的社会浪潮,乡村文化被裹挟到市场机制中。在村民层面,由于片面地不充分地认识乡村文化的价值认识,甚至停留在工具理性的层次,从而导致乡村文化在传承和创新上的模糊理解,也就导致乡村文化振兴失去内生的动力。例如,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过时了,不管用了”是不少村民对乡村文化的共识,而另外一些村民们虽然对乡村文化还能保留有许多情感记忆,但是他们在对乡村文化价值的认识却有明显的不足,市场导向的既定思维往往使他们偏重于从经济的角度加以衡量,一般停留在乡村文化能吸引多少游客、创造多少经济收益上。如此,他们很难也不可能从乡村文化与乡村社会、乡村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文化与绿色生活方式,乡村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等高度去进行文化的判断。在乡村文化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中,乡村文化旅游似乎成为弥合二者的有效路径,甚至有学者提出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的模式,寄希望于实现经济与文化的协同并进。

(四)偏执于产业化的乡村文化发展方式。

乡村文化建设的目的是要重新激活乡村的活力,坚持文化传承,弘扬文明乡风,让乡村文化在现代文明体系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全面提升乡村的文明软实力。而不是简单地回到从前,更不是推倒重来,再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乡村,而是在复兴传统的基础上,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保障农民的文化权益,唤起农民的文化自觉,培育乡村振兴的合格人才。这才是乡村文化复兴的要义所在。乡村文化发展并非只有产业化一种方式,有些类型的文化资源就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很难以产业方式进行完整的诠释,而经过产业化加工的文化也的确可能改变本来的面目。文化可以被产业和商业所运用,但是文化是高于产业、商业的,文化不是产业、商业的工具,相反,文化是产业、商业的基础。文化可以做成产业,但不是什么都可以商业化的,文化一旦做成交易,那就失去了文化本身的意义。文化为产业、商业提供发展的条件,也为产业、商业指明方向,文化让产业、商业的发展,不再囿于产业、商业本身,而有更大的关怀——人的、人文的关怀。

三、农村文化礼堂:乡村文化建设的“浙江模式”

农村文化礼堂是浙江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和农村文化发展实际,于2011年开始在临安市试点,并于2013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逐步实施的重要农村文化建设工程。作为党委政府极力打造的农村新时代精神家园,它是浙江省为传承弘扬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省农村地区落地生根开辟的新平台、新载体、新阵地。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全国影响力及口碑指数白皮书中显示,截至2017年底,浙江全省已建成7916个文化礼堂,预计到2020年“十三五”末,全省将建成1万个农村文化礼堂,覆盖80%的农村人口,有条件的县(市、区)将实现农村文化礼堂全覆盖。[9](p6)五年来,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以教育教化、乡风乡愁、礼仪礼节、家德家风和文化文艺“五进”文化礼堂为建设内容,取得了不同于以往“一事一议”、丰富农民文娱生活、提供文化服务等常规认识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建设综合成效。浙江省建设的农村文化礼堂,是我国乡村文化建设中的成功模式,它是深入开展文化惠民工程的文化活动场所,但它又绝不仅仅作为一个单纯的文化活动场所而存在。农村文化礼堂从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这一核心需求出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充分发掘和弘扬各地特色的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现代文明养分的基础上,立足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文化需求,着眼于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筑牢农民群众的精神支柱,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从更高层面和更大范围让农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是真正做到有内涵、见实效的乡村文化建设实践。

(一)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乡村文化的独特性。

早在民国时期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就认为,乡村文化保留着“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本精神”,[11](p428)而这种老道理就是中国的文化,也是乡村自身的文化。我们党历来重视农村问题,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并反复强调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作为农村文化礼堂的发源地,临安上田村于2012年建立了浙江第一个综合型村级文化礼堂。该村文化礼堂内设立有励志廊、村史廊、荣誉廊、武术廊、书法廊,创设了开蒙礼、孝老礼等礼仪活动,并成立了锣鼓队、武术队等村民兴趣表演队伍。与此同时,临安光辉村、下许村等村庄也纷纷利用原有的礼堂、祠堂、庙堂等进行改建、扩建或新建文化礼堂。[12](p7)五年多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各地乡村依托自身特有的自然和人文历史资源禀赋,如农耕文化、孝德文化、戏曲文化、运河文化、渔俗文化等,把散落在乡间的民风民俗、民间曲艺、民间工艺重新融入现代乡村建设中,从精神源头强化强村文化的“乡愁基因”,建立起了主题鲜明、风格独特的文化礼堂,在浙江大地有效地传承和创新了具有地域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乡村文化。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浙江始终注重承载乡愁,弘扬乡风,传承美丽非遗,开展传统民间工艺的恢复和生产活动,是对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保护和传承。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强乡村文化的时代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在农村思想文化这块阵地上,如果正确的思想不去占领,错误的思想就会去占领;真理不去占领,谬论就会去占领;真善美不去占领,假恶丑就会去占领。为此,浙江建设农村文化礼堂的一个很重要的定位,就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建成增强广大农民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红色殿堂”。五年多来,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努力发挥农村文化礼堂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作用,把宣传党的理论创新放在突出重要位置,积极宣传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将革命历史、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发展理念、全面从严治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文明的种子”种在农民的脑中、融在农民的心间,并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有力地增强了乡村文化的时代性。各地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依托,通过道德讲堂、法律讲座、历史文化普及、礼仪培训等活动,向广大农民大力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价值共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俗化、大众化;通过好人好事、“文明示范户”“五好家庭”等评选活动,以文化之力推动基层党建、发挥党员作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基层农村和谐稳定;将传统美德、良风美俗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唤起广大农民修身律己、诚信明礼、崇德向善的价值取向,培育和塑造主流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广大农民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积极开展“五水共治”“三改一拆”“‘最多跑一次’改革”等政策宣讲,让党和政府的惠民声音真正传达至村庄村民。

(三)激活文化资源打造乡村精神文化地标,增强乡村文化的功能性。

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在以往农村文化设施重视文化娱乐的基础上,以“精神家园”的定位作了性质、功能的提升,担负起构建全体村民精神家园的重任。[13](p4)浙江统筹各方力量,激活乡村文化资源,增强乡村文化的功能性。例如,在农村文化礼堂设置各种宣传平台,充分展示身边好人和最美人物的先进事迹,同时注重依托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组织,深入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和乡风评议活动,建立完善各项村规民约,不断提高农民群众文明素质,拓展乡村文化的移风易俗功能。再比如,通过统筹礼堂、讲堂、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春泥计划”活动室、群众体育活动设施,整合基层工青妇等设施资源,开辟好村史村情、乡风民俗、崇德尚贤、时事政策等展示展览场所,拓展礼堂文化功能。还比如,浙江全省建立了“大菜单制度”,把政府提供的文化服务列出清单,创新推出文化服务供需对接平台,定期配送电影、戏剧、书画、图书、非遗表演等各类文化活动,既推出政府部门公益性免费产品,也提供市场化付费产品,让农民群众在文化礼堂里自主选择所需要的服务,拓展礼堂服务功能。任何一种价值观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必然要融入人民的生产生活,为此,浙江各地还利用农村文化礼堂阵地,把地域民间技艺有效开发,促进产业转型。注重经营文化资源,让文化更好地促进农民增收。通过上述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农村文化礼堂留住了传统,传承了文化,丰富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形成了集体认同的情感纽带,使浙江的乡村逐渐活跃起来,乡风文明也焕发出新的气象。

四、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发展进路

文化礼堂是浙江农村继承传统文化、弘扬现代文明、传播正能量的重要载体,也是浙江省强化新时代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它通过整合基层文化服务资源,丰富了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凝聚了村民的集体归属感,拓展了乡村自治的层次和内涵,成为浙江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不可或缺的阵地以及乡村文化建设领域一张亮丽的名片。农村文化礼堂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党委政府主导有力、规划起点高、群众参与度高、成效明显等特点,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在乡村文化建设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对此,笔者认为,应着重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坚持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的发展方向,增强文化自信,持续推动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乡村由于历史积淀和生产生活的经验积累不同,也就自然形成了各自互不相同的知识体系和文化传统,虽同根同源却表现形式迥异,它们正是我国农业和农村走向未来的根之所在。今天,我们所谓的乡村的“振兴”,既是内在活力的激发,也是内生动力的培育和发展,而乡村文化振兴则涉及历史记忆、文化认同、情感归属等要素,关键要在增强文化自信基础上,实现乡村文明的再生产,“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实现对乡村文化资源有再认识和再发展。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主题的乡村文化建设实践,并不是一味地“守旧”或简单地把老底子文化翻出来重新展示,而是在继承发展乡村文明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文化的推陈出新和与时俱进,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适应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需要,从而切实增强乡村振兴的动力,这本身就是继承和发展相融合的辩证过程。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可以在农村文化礼堂现有的发展基础上,一方面继续加强对中华优秀乡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现代文明相融合、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另一方面还要推动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激发其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的活力。例如,如何完善产业发展机制,保护和开发利用好这些厚重的传统文化资源,促进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如何实现乡村文化的保护和利用与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的有机融合,如何实现乡村文化资源与其他资源的融合发展等等。这些问题,既是时代向乡村文化建设提出的新的挑战,也是时代赋予乡村文化建设的使命。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作为新时代农民精神家园的文化礼堂,理当有所新的作为。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智慧推动文化礼堂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

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必须来自广大农民,只有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充分激发,乡村振兴才有可能。广大农民群众既是文化礼堂的建设主体和使用主体,也是农村文化礼堂的日常管理主体,他们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文化礼堂未来的运行情况。在文化礼堂的管理和使用上,怎么管、演什么、效果怎么样,群众最有体会,最有发言权。因此,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把文化礼堂的事变成群众“自己的事”,切实让群众创造、让群众表现,文化礼堂才能真正动起来、用起来、火起来。此外,浙江各级政府已把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但随着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文化礼堂建设和运行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仅靠政府投入缺少可持续性,在这方面,依然需要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推动文化礼堂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农民的智慧,保障文化礼堂可持续发展的稳定资金投入。目前,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在建设、运行过程中,就资金筹集也进行了积极探索。下一步,各地在为农村文化礼堂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的同时,要继续探索和完善农村文化礼堂“公益金”“乡贤基金”“文化众筹”等机制,拓宽筹资渠道,有效补充农村文化礼堂日常运行经费。[12](p7)

(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丰富美丽乡村内涵,以一种“活化”的方式来体现对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

“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4](p56)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来自自然界,同自然界是和谐统一的关系。与城市相比,乡村依托于自然发展,有着更为独特的生态环境,千百年来在生生不息中同自然界进行着物质方面与情感方面的多重交流和交换。在这样的乡村环境中生产生活的村民们,与天地、自然、山水、植物形成了特定的依存关系。自然环境既是村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乡村和村民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一样也要体现在乡村文化的建设发展之中。因此,乡村振兴不仅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振兴,还要坚持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一起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曾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规划先行,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补农村短板,扬农村长处,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住田园乡愁。要因地制宜搞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创造干净整洁的农村生活环境。”[2](p1)浙江大地上一座座别具一格农村文化礼堂,让古老建筑重新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俨然已成为一个个美丽乡村的地标性建筑,而它的美不仅体现在场所与乡村自然风光的协调上,更重要的是,它能极大地提升美丽乡村的文化内涵,创造一种“活化”的方式来体现对文化发展规律的遵循,以及对作为发展主体和发展目的统一体的人的关注。这种“活化”可以用三个维度加以阐释:一是“鲜活”,即让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加鲜活,既不是人对自然的依从,也不是人对自然的宰治;二是“活力”,即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文化之间,变得有更加有活力,因为文化的本质就是一种活力,一种活动起来的状态;三是“生活”,即把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变成人们习惯而丰富的生活状态。为此,文化礼堂建设要在村庄建设发展、自然人文环境的改变、人民群众素养的提升等诸多方面,引导广大农民树立“生态保护”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用自己的行动珍惜资源,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努力为实现乡村振兴、打造生态宜居的美好家园共同奋进的精神引领上。而这样的发展结果,必然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中。这既是发展的道理,也是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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