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的历史法律特征

作者:崔 超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8期  发布时间:2018-12-07  浏览次数: 156

【摘 要】文斗寨是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的一个苗族村寨,系清水江文书的发现地,还被盛誉为“契约之乡”,世代苗民通过佃契调整山林的权属、租佃、劳务、分成等多重法律关系,并形成地方民族特色的租佃经济样态。通过实证考察清代至民国初贵州省文斗寨325份苗族佃契,可见其具有一体多角、程式固定、平等式微、股权复杂和游离政局的历史法律特征。

【关键词】贵州文斗;苗族佃契;历史法律特征


一、主体:一体多角

所谓一体多角是指贵州文斗寨同一苗族佃契的法律关系主体,在同一佃契或多个佃契中具有多重地位,扮演多个角色,活跃于多个佃契法律关系之中。其一是山主充当凭中和代笔的角色,例如姜登廷、姜登兰、姜超武“佃种栽杉字”,[1]姜登津除是山主之一,还是凭中和代笔,既为佃种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又是该佃种法律关系的见证人。其二是凭中扮演代笔的角色,例如龙光星、龙光渭兄弟“佃地栽杉种栗字”,[2]李天才同时是本契的凭中和代笔。其三是山主除作为所有权人外,还不时充当承佃人,兼具主从角色,系一体多角的典型代表。

1:孙什保、姜正举、超熉佃契

立佃种栽杉木字人孙什保、姜正举、超熉三人,今因佃到姜杰相兄弟,周义、周礼兄弟,姜世美、登熙、登奎、超熉等共山一块,地名皆也多住,其山界限:上凭渡船田,下凭河边大路,左右冲凭股,栽手占贰股,孙什保、姜正举共栽壹股,超熉栽壹股,限至五年成林,栽手有份,另立合同。若不成林,地主另招别人栽种。日后木植长大,栽手留禁砍伐,照股数均分。倘有出卖,先问地主之家不收后,问他人。恐口无凭,立此佃种栽杉木字为据是实。

五家各执一张。

中华民国贰年贰月十叁日

超熉笔立[3]

2:姜昌保等佃契并主佃分成合同

立佃栽并分合同字人姜昌保、寅卯、登宰、永标、孙什保、李作舟、姜正茂等,佃到本房姜登杭、登宰、登廷名下有山壹块,地名松浩,上凭盘路与山主……,左凭岭,右凭岭与小冲为界,四至分清,近栽杉种栗成林,日后照五股均分,地主占叁股,栽手占贰股,贰股日后七股均分,二比不得异言。恐口无凭,立此合同为据是实。

凭中、代笔登津

中华民国二年九月初二日立[4]

1中的超熉与契2中的登宰既是佃契的承佃人,又是地主之一,充当同一佃契法律关系的两个主体,并不像现代民事法律关系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之间的界限那样泾渭分明。如果全部共有地主都是承佃人,那么就没有立契的必要。如果至少有一位共有人承佃栽杉种栗,那么契约的适用空间就会增大,因为其中的佃契法律关系主体数量多且身份杂,就需要统一各方意愿,通过契约才能更好地表达并明确各自权益,以免发生纠纷。可见,山林和土地复杂的共有情形给佃契的适用带来更大的空间,其一是贵州文斗村苗族佃契的法律类型除有招佃、承佃外,还有自佃。其二是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的主体,即地主与承佃人的角色可转换,栽手并非只是潦倒穷困或无以为生的人群,栽手同样有可能是拥有田地、山林等财产的地主。其三是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法律关系中的股权分置极为复杂,加上地主不时还充当承佃人,使佃契主体角色更加多样。其四是具有一体多角特点的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多分布于晚清民初。

二、外在:程式固定

所谓程式固定是指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的结构和用语相对稳定,具有类似于现代法律文书模板化的特点。程式结构分为首部、正文和尾部。首部大致包括立契人的所属地和姓名、承佃原因、山主的姓名及相互关系。正文一般包括标的物的大小、名称、承佃数量、坐落范围、四至界限、承佃期间、承佃人所负义务、成林后的分成比及立契目的。尾部基本包括凭中、代笔、立契时间、外批及骑缝字。另外,如果佃契有涂改增删,则会在尾部注明“内添几字”“内涂几字”等说明性语词。

3:黄同春、黄同榜弟兄佃栽山种栗字

立佃栽杉种栗字人东齐黄同春、黄同榜弟兄佃到文斗主家姜钟奇,侄世贤、世模叔侄三老家之山一块,地名北号山,界至上凭田,下凭溪,左凭冲,右凭岭,以溪为界,其山日后木植长大,议定五股均分,地主占叁股,栽手占贰股,此山限定五年成林,若不成林,栽手无分,地主另招别客,栽手弟兄不得异言,恐后无凭,立此佃字为据。

代笔、凭中姜熙成

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5]

此契系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中的典型单契,在279份单契样本中,基本上与此程式相似。有的增加或减少承佃人的义务,有的还明确栽手不得荒芜的义务,有的调整标的物的界限范围,例如“上凭坎,下凭山,左凭园,右凭冲。”有的没有规定或调整木植成林后的分成比,例如“山主占壹股,栽手占壹股。”有的尾部增加外批,例如龙作连佃种栽杉字的外批为“姜世龙田坎脚的山地分为八股,世官弟兄占二,‘三老家’占六”。[6]

4:龙文品、龙光渭佃契

立佃帖字人天柱县高让寨龙文品、龙光渭二人,今佃到文斗寨姜映辉、相德二人名下之地名翁有之山,界至上登顶,下抵田沟,左凭冲,右凭岭,下以浪沟为界,栽杉种栗。其木五股均分,地主占叁股,栽手占贰股。限至五年内成林。如有不成林,栽手并无系分。日后木长大,照依股数均分。今欲有凭,立此佃字为据。

今佃帖贰纸(半书)

代笔:姜邦彦

道光十三年九月廿一日立[7]

此契系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中的典型合同,在46份合同样本中,基本上与此程式相似。有的是木植成林后,用合同方式立分合同,增加内容并强调山主与栽手的分成比,例如龙启运等佃种山场合同,[8]约定当事人的分成比,一块为32,一块为11。有的是具体写明当事人持有佃契合同的情况,例如黄均安佃地栽杉种栗字,[9]尾部写明“钟奇存壹纸,毓箐存一纸”。相比单契,合同最明显的是增加骑缝字,原因在于合同更加突出和强调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表示,共同立契、共同持有和共同履行,故有骑缝字,以便核对真伪,增加信任度,而单契是承佃人一方所立,只注重当事人其中一方的主观意愿,立单契后常交给山主留存。

三、关系:平等式微

所谓平等式微是指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关系由相对平等逐步向不平等倾斜和演化。早期的文斗寨户数人口不多,而山地较多,加之杉木、楠木等木植成长周期长,人工林相比天然林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基于山场林地的供应大于人口劳动力的生产关系,承佃人与山主的关系是较为平等的,因为山主无法独自完成栽杉种栗,必须依赖大量的人口劳动力。但由于清水江流域当江设市,外来水客不断增多,木植销量也不断增加,同时伴随清代裁卫并县政策和开辟苗疆举措,外来人口不断涌入清水江流域,致使该域出现人口劳动力的供给量大于需求量的状况,而山地和田地的数量依旧如故,之前该域是人少林多,之后变为人多林少。同时,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激烈,使贵州各族人民不断丧失土地,不少农民沦为佃户,受到地主的剥削。[10]各种因素逐步使山主和承佃人之间的关系由平等转向不平等,对此,在贵州文斗村苗族佃契中可见一斑。其二就产生时间而言,单契贯穿贵州文斗苗族佃契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而合同主要产生在清代嘉庆朝和道光朝,鲜见于清末民初。其三就契约用语而言,单契反映承佃人无地栽杉种栗的情况与登门求佃的事实,承佃人甚至视山主为“救星”。其四就分成比而言,绝大部分佃契的分成比都是山主大于栽手,只有少数的佃契分成比是山主和栽手相同,并未发现佃契中承佃人的分成比大于山主。其五就承佃人的来源与现实生活状况而言,约有42%的佃契承佃人系外来人员,多是无地耕种者,这直接决定他们在佃契法律关系中的弱势不等地位,外地人来文斗寨佃山种栗,山主并不给予其与本地佃农同等的待遇,且所订佃契的条件极为苛刻,凸显佃契主体间的不平等性。

5:姜玉山佃种山场帖字

立佃帖字人湖广填阳县蒋玉山今因佃到文斗下寨姜文斗、周朝、奇朝、期朝、□□、□朝、老户、宗智、光尧四家等之山壹所,土名污界,其山上凭顶,下凭溪,左凭岭,右凭冲,四至分明,种栗栽山,日后木植长大,言定五六均分,地主占六股,栽手占五股,限至五年成林,如有不成,玉山自愿将南怒番里先年佃栽姜廷理等之山,我玉山名下占贰股作当,凭主家管业,不许客上招客,今欲有凭,立此帖为据。

凭中、代笔姜光士

嘉庆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11]

此契系外来承佃人于嘉庆十八年所立,栽手占股少于地主,如果不成林,栽手不仅无分,而且还要将自己在其他山地的占股用作抵押,表明栽手义务繁多,甚是苛刻,而地主的权利多样,又因该佃契系单务合同,更加突出地主和栽手地位的不平等性。

四、股权:多样复杂

所谓多样复杂是指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法律关系主体占所承佃田地、山地、木植、园子等标的物的份额多种多样,既有栽手内部占股,又有山主内部占股,甚至还有佃契法律关系主体以外的当事人占股。根据样本统计,其一是山主和栽手在木植成林后的分成比数多种,主要包括11213231416465101。其二是一部分没有明确约定写明分成比的佃契更加体现贵州文斗村苗族佃契股权的多样性,因为佃契如没有明确约定写明分成比,则可由山主和栽手自行商定,弹性极大,易于变化。其三是山主内部股权结构和占比情况较为复杂,甚至还涉及到契外之人的占股情形。

6:姜登池等佃种栽杉木字

立佃种栽杉木字人姜登池、姜永秀、姜元药因佃到姜世龙、登科、登熙、登文、元贞、引连、奎相、正志等之山一块,地名皆休,界限:上凭田,以路下抵田,左凭姜周礼之山,右凭田角,以路为界,四至分清,此山佃种言定五股均分,若山栽木成林,栽手有分,若不成林,栽手毫无细分,口说无凭,立此佃种栽杉字为据。

立佃字三张为据(半书)

世龙、登科共占七股,世龙、世法、登熙五家之占登高一股

铨相占世法一股,正志占登选、元标、元良、元彬之股

世龙叔侄存一张,铨相存一张,正志存一张

请代笔:姜登熙

民国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立[12]

此契的山主有八人,栽手有三人,如木植成林,则山主与栽手十一人五股均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其一此契并未书面细化约定山主与栽手的分成比,到底是山主占股多,还是栽手占股多,无从得知;其二该契山主之中,谁占股多,谁占股少;栽手之中,谁占股多,谁占股少等情况并不清晰;其三本契尾部写明当事人之外主体的占股情况,如不厘清契外当事人与本契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并辅以其他史料佐证,很难确定契外之人的占股情况。

五、性质:民间佃契

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的历史沿革和形态内容具有长期性、延续性和关联性,并未受到政治局势,尤其是清代中央政权开辟苗疆,推进官方契约以及镇压苗疆民族起义的影响。一方面,根据样本统计,贵州文斗苗族佃契的历史延续150多年,集中在清中后期和民国初期,纵观样本数据,发现其结构、顺序、用语、内容、要点等几乎一致,并未因为改朝换代和政权更迭而弱化与消亡。相反,不少当事人,包括承佃人、山主、凭中、代笔等,特别是“三老家”,均跨越朝代而活跃于佃契活动之中,展示出贵州文斗苗族佃契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内化的延续力。另一方面,伴随雍正朝征辟苗疆,乾隆朝抚绥苗疆,中央政权逐步控制化外之地的贵州苗疆,官方律例制度不断向苗疆腹地推进实施,基于法制施行的统一性和征收税款的目的性,中央政权必然主观希望在贵州苗疆推行官契制度,使用官方契纸,加盖官方契印。即使雍正十三年(1735年),由于官吏、市牙利用税契之机侵公肥私的情况很严重,清政府还一度下令“将契纸契根之法永行禁止”,但乾隆元年(1736年)迄于清末,仍复用官版契纸,民国时期也用官版契纸。[13]这些官方令制并未改变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的白契性质,全部佃契几无红契,却始终具有公信力、运作力和约束力,甚至在某些佃契样本中,当事人可以忽略身份重叠与冲突,给予各方主体和所立佃契最大限度的信任履约。此外,贵州苗疆历史上发生的三大民族起义,尤其是咸同时期张秀眉、姜应芳起义,给苗疆腹地带来极大震动,清中央王朝对此采取强大的军事镇压,无论是民族起义还是官方镇压,均未冲击和阻滞黔东南文斗寨苗族佃契的存在与适用,根据样本统计,咸同时期仍然有85份佃契和主佃分成合同,占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全部统计样本的26.15%,表明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性质的民间性,常常游离于官方契约之外而自发适用。


参考文献:

[1]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12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60.

[2]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12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0.

[3]陈金全,杜万华.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12.

[4]陈金全,杜万华.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14.

[5]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13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3.

[6]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13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2.

[7]陈金全,杜万华.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04.

[8]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12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51.

[9]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12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9.

[10]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三卷)[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102.

[11]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13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28.

[12]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13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3.

[13]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