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蒙古族的适应性研究

作者:周大鸣 于娜布其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12-03  浏览次数: 252


【摘 要】随着城市转型,从地域城市转向移民城市,城市居民主体变得更具有多样性、复杂性、流动性,族群关系的研究将成为都市人类学的主流。当今学界对于城市蒙古族研究不多,仅见关于呼和浩特、北京蒙古族研究的文章。本文以流入广州的蒙古族为例,探讨进入广州的蒙古族的生活状况、适应方式以及如何与本地人相处等等。根据田野调查发现,不同阶层的广州蒙古族有着不同的社会网络和融合程度。此外,还存在内外两方面的融合障碍,一方面是蒙古族自身对于异文化的距离感,另一方面是本地社会对于蒙古族的刻板印象。

【关键词】蒙古族;城市移民;广州


一、广州蒙古族生活状况及认同

随着城市转型,从地域城市转向移民城市,城市居民主体变得更具有多样性、复杂性、流动性,族群关系的研究将成为都市人类学的主流[1]。随着少数民族从乡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沿海的移民趋势,周大鸣[2]和高永久、张继焦、沈林[3]、许宪隆等专门主持过城市中少数民族研究的主题。巫达、张应强和朱爱东[4]等学者也对都市族群的族群意识形成及认同和表述方面做了相关研究。一批优秀的城市民族志也出现,马强、王琛[5]的研究可以说是此方面的代表作。但当今学界对城市蒙古族的研究仅限于北方城市——呼和浩特和北京,尚未有关于广州蒙古族的研究成果。

2015年广州市政府公告,广州有少数民族人口71.8万人,分属55个少数民族。其中,户籍少数民族人口8.8万人,人数较多的主要有壮族、回族、满族、土家族、瑶族;非户籍少数民族人口63万人,人数较多的民族主要有壮族、回族、土家族、苗族、瑶族、侗族。广州市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最快、增幅最大的城市之一。广州的蒙古族人,估计有23万人。

据相关调查研究,广州蒙古族的来源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因为工作调动、求学及应聘工作等形式而定居广州。另外一个则是来广州务工、做小生意的蒙古族个体人群。追溯蒙古族流入广州求学、工作的历史,我们可以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进入广州的蒙古族主要以考学、调动分配等形式居多。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不少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来广州打工、开店、做生意。因此,广州蒙古族的来源渠道便可分为来广州务工、做生意的途径和来广州求学、工作两个方面。

首先是大学生的进入,199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开始扩招,有数以万计的蒙古族学生进入广州;其次是来广州经商以及政府企业派驻人员中的蒙古族人;其三是来广州务工的蒙古族,其中绝大多数从事与本民族文化相关的工作。进入广州的蒙古族人从事的最典型行业为民族餐饮业,据笔者调查,广州有包括位于番禺区钟村镇金辉酒店一楼(祈福医院对面)的羊之道西部美食城、黄埔区地铁5号线文冲站附近的非常蒙古美食城和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的新蒙古族酒家等在内的几十家蒙古族餐厅。这些在广州的蒙古族餐厅以极具特色的蒙古菜肴为主打,像烤全羊、羊排、羊蹄、蒙古馅饼等等。这些餐厅提供的牛羊肉食材不仅都是纯草原牛羊,价格也不高,而且装修独具蒙古风情,专门设有草原风情的蒙古包,蒙古包内典雅舒适,还配有驻唱的歌手乐队。

(一)广州蒙古族的居住模式

广州长隆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内优秀的大型旅游集团,是集饮食、酒店、旅游为一体的多元企业集团。像深圳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等企业一样,他们聘用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员工从事少数民族特色表演,使其生活工作在一起。其中由道尔吉老师带领的蒙古族表演队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小型的蒙古族聚落。在广州也有一小部分蒙古族聚落是因为来广州经商而形成的。在广州市番禺区有五六家蒙古族特色专卖店,近80个员工住在祈福新村附近,形成了一个小的聚集点。他们均来自内蒙古,以卖民族特色食品及经营民族餐饮业为主。由于其中一家规模较大的店子可以统一从内蒙古进货,再批发给其他小型店铺,因此这一群店铺及蒙古族老乡均聚集在此,一起做生意,一起生活。此外,像广州大学城这样学校密集的地方,集多个高校的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地的蒙古族学生为一体,相对地形成了一个小型的蒙古族学生聚集点。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广州的蒙古族有着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

(二)广州蒙古族的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指人与人之间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一个个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即人的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交往圈。因此蒙古族这样外来的流动人群必定要寻求关系并建立网络来适应广州生活。据调查发现,广州的蒙古族由于进入渠道的不同导致社会融入程度上存在着一些差别,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

首先,因为工作调动、求学及应聘工作等形式而定居广州的蒙古族,由于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就社会交往面来说比较广。他们任职于政府机关、教育、卫生等各个部门行业,除了同学、同乡、同事之外,还会有更为广泛的社会联系。如王高娃,内蒙古通辽人,本科毕业后来广州工作已有20年,现供职于某外语培训机构。她的人际关系范围除了同学、同乡之外还有来广州共事过的新旧同事。

对于广州蒙古族,尤其是来广州务工的人员来说,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中最初只能依托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来建立自己的交际圈。工作之余,他们会找亲人或同胞们一起聊聊天,喝喝酒。所以,蒙古族特色餐厅就是在广州的所有的蒙古族节日聚会和婚嫁仪式等的公共空间。他们在这里可以休闲娱乐、也可以庆祝蒙古族的传统节日礼节等,也就是在这里,广州蒙古族的圈子越来越紧密。

(三)族内认同的建构

一个族群中的个体只有接触过异质的文化,发现存在一种差异、对比,才会产生将自己归类、划界的认同感即族群认同。族群认同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族群的基础,族群是建立在一个共同文化渊源上的。因此共同的继嗣和血缘,共同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渊源,语言、宗教、地域、习俗等文化特征都是族群认同的要素。

调查中笔者采访到一位在广州读书的新疆蒙古族女孩奥登,现就读于广州工业大学,她能歌善舞,在广州蒙古族学生群体中是个活跃分子。她回忆起三年前她们这批新生初来广州时,正是新疆蒙古族小团体的同胞们接待的,她从此融入到了广州新疆蒙古族学生的行列。她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父亲是蒙古族,母亲是汉族。虽然从小在家或亲戚朋友中都用蒙古语来交流,但她一直就读于汉语授课的学校,基本与汉族学生一样。从她生活和成长的环境来看,她更多的是接触并接受了系统的汉文化教学。据她本人回忆,之前在新疆她只有逢年过节跟爸爸的亲戚朋友相聚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自己是个蒙古族,其余在学校及朋友圈时都不会觉得自己与汉族同学有什么不一样。但她考上大学,离开乌鲁木齐来到广州之后,结识了在广州的蒙古族同胞们,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个新疆人,更是一个蒙古族的身份,而且对蒙古族产生了愈来愈强烈的认同感。

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具有凝聚族内人和区分族外人的重要意义,这是族群认同的最基本要素。无论你来自内蒙古、新疆还是黑龙江,只要是蒙古族,大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便油然而生。如祖鲁节是蒙古族的传统节日,在每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举行节日庆祝活动。它是由佛教点灯仪式演变而来的宗教节日,认为过了祖鲁节,每个人都会年长一岁,新疆卫拉特蒙古比较重视这一节日。因此每逢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广州的蒙古族都会相约在蒙古主题餐厅举行庆祝活动。这天,大家会早早地聚集在一起自制晚上祭祀用的佛灯,用莜面加上放了砂糖的奶水搅起来捏成,在芨芨草棍上缠上新棉花,插进每盏灯里作为灯芯,再用黄油一盏一盏灌满。按照习俗在老家等晚上星宿全了以后,把佛灯搬出来,从佛包开始,居室、凉房、羊圈、羔棚,都要摆上。每人手拈一柱燃着的黄香,在长者的带领下,用它把所有的佛灯一起点燃。接着大伙都集中到一个大户人家,围绕火撑子坐个圆圈念玛尼经。再炖上一锅鲜美的羊肉。一圈玛尼经念完了,锅里的羊肉也煮熟了。大家一起分享这佛祖赐予的神食。而现如今在广州城市中蒙古族同胞过的祖鲁节,虽然已经简化了仪式过程,失去了原汁原味,但凝聚族内人,强化认同的作用却有增无减。

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具有认同功能的。在民族音乐中,具有明显和强烈社会意义的音乐大量地存在,这些歌曲和音乐对于人们的行为规范、集体团结以及个人的成长都具有强有力的作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蒙古族音乐人来到广州发展。满都拉刚来广州的时候,一名叫呼格吉乐的朋友给了他不少帮助,包括生活上的资助和工作上的帮助。最初只要他有活动尽量都叫满都拉一起参加,把满都拉介绍给其他的蒙古族音乐人,并且教给他不少马头琴演奏的技巧。当满都拉在广州稍微安定下后,他便带满都拉和自己一起演出,并介绍不少演出机会给他。现在无论是有什么活动或者是节日,他都会去看呼格吉乐,平时也经常保持电话联系。现在满都拉自己也有了朋友圈,有了固定的演出地点和机会,如果有一些好的活动他也叫上呼格吉乐一起演出。满都拉说:“虽然相对其他少数民族来说,在广州的蒙古族音乐人算是少数,但我的演出被关注,他们也不是因为我演得多好,而是因为他们很少听到我们这样的音乐,很少见到我们这样的人。”像满都拉一样已经在内蒙古或者其他城市有一定的发展,随后因为朋友的关系加上自身的需要来到广州的蒙古族音乐人很快地便融入广州的生活。虽然来广州已经三年的满都拉在生活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保障,并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关系网,但脱离了酒吧舞台这个环境,语言的差异,生活习惯的区别都为他们立足这个城市带来了少许的困扰。

说到民族音乐,广州的蒙古族人都会不约而同想起201148日在越秀区下塘西路545号雕塑公园内TU凸空间举行的内蒙古“英雄归来——杭盖乐队新专辑《远走的人》广州专场演唱会”。那晚广州的蒙古族人不约而同地相聚在那里,无论是否相识,一起沉浸在蒙古歌曲的海洋中,不问姓名不问家乡,只要唱起蒙古歌心都会相连。因为他们的音乐传达了蒙古精神,唱出了所有蒙古族人的心声,勾起了所有在外漂泊的蒙古族人的思乡之情。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由于广州蒙古族群体是由来自内蒙古、新疆、黑龙江等各地的人们组成,虽同属蒙古族,但由于生活在不同地域,导致了同一民族内部的文化多样性也日益凸显。因此,同为蒙古族的内部不同亚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对族内认同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广州蒙古族认同的一个特点。

(四)广州蒙古族的族际交往

在中国,传统人际、族际交换关系以乡土性和人情性为主要特点。长期以来,群际交换关系的范围只局限于邻居、亲戚、朋友以及熟人之间的小型社会中。同时,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亲疏有别的差序格局,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决定了交换的方式、频率、态度和判断标准等。蒙古族自古以来都非常看重人情,体现出“重义轻利”的取向和人情原则。但是随着工商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异质性程度提高,进入大都市中的蒙古族流动人口大大增多,与原本不熟悉的人或人群之间的交往增多,交换中理性选择和计算成分明显增多。[6]

广州的蒙古族群体大多来自经济相对欠发达的边疆地区,在广州这样庞大的异质性人口整合的大都市中,族际交往方面体现出都市族群不同的特点。

第一,广州蒙古族与其他群体的交往是开放的,以和谐为主。但主观心理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感。少数民族成员来到城市,主要凭借知识技能或地域、人缘纽带进入各个产业行业,又以一定的方式与其他产业部门发生关系。尽管大部分的社会联系可能是微弱的,交往可能是简单的,但散杂居的分布格局,注定他们的社会联系是广泛而开放的。

据调查,绝大多数在广州的蒙古族并不排斥与其他族群的交往。而且,他们在交往过程中也基本不会将民族身份作为自己的择友标准。长期以来,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从未间断,在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环境下,积极吸取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同时较好地保持了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因此蒙古族人群在文化开放度和接受异文化方面较强。尤其对于在广州的蒙古族来说,开放更是一种主观选择,他们希望了解社会主流文化,融入整合的社会分工及合作。但是,由于蒙古族的民族性格、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与其他民族之间存在差异,导致蒙古族在与其他族群相互接触中,仍会感觉到紧张和压力,交往的民族心理距离感仍然部分存在。

第二,广州蒙古族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不同,与之相应,其族际交往的内容和深度也与其他世居少数民族或规模较大的维吾尔族和回族有所不同。通常来说,有广泛的地缘、血缘尤其是业缘关系的少数民族人群,可以较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与其他民族的人有多方面的交往,交朋友甚至通婚。而只有血缘地缘关系、交往圈有限的少数民族,族际交往的内容一般来说比较简单、有限。

第三,文化差别,包括风俗习惯的不同、语言的差别、民族心理以及交往中不同的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都可能成为或明或暗的边界,影响着蒙古族与其他族群间的交往。

汉语熟练程度直接影响着蒙古族的族际交往。外出求学、工作的蒙古族基本都具有蒙汉双语交流能力,但由于成长环境和所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影响,他们实际汉语应用水平存在一定差异。而汉语是我国各民族族际交往最主要的媒介性语言,对汉语的理解和沟通能力直接影响个体族群交往的频度和深度。汉语水平越高的蒙古族越倾向于与其他族群进行交往,反之则会降低族群之间的交往水平。

蒙古族自古便生活在蒙古草原,以游牧为生,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塑造了他们直率的性格特征,这与其他民族有很大差异,对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的族际交往有较大影响。因此他们在族际交际时会倾向于选择民族性格相似、气质相投、情感亲近的族群。

二、蒙古族在广州的适应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一部分蒙古族已经融入广州的生活中,适应了当地的气候,接受了当地的饮食习惯,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过着跟广州都市人一样的生活。单从外貌根本看不出是哪里来的少数民族。然而还有另外一部分人会感觉生活不是很开心,工作生活压力太大,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隔阂使得他们始终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如在内蒙古和新疆,人们需要多吃牛羊肉和奶制品等热量高的食物来抵御寒冷,但到了广州继续吃这样油腻的食物就会很容易消化不良,会上火。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周围的人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行为观念和方式都与这些少数民族新移民群体固有的习俗传统完全不同。

广州蒙古族因为数量并不多,因此在适应广州主流文化时,他们不仅要在服饰、举止、情感表达方式和语言等方面适应当地环境,更要从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层面适应广州的都市生活。

(一)语言障碍

语言的差异对广州蒙古族社会交往带来了很多不便。由于他们不会讲粤语,普通话讲得又不是很好,他们能从事的工作和职业非常有限,能够接触到的人不多而且很单一。

蒙古族来到广州后,首先是语言的不适应。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广州的蒙古族群体内包括会讲蒙古语的蒙古族和不会讲蒙古语的蒙古族两大类。由于他们在原初地的语言就有所不同,因此同样是蒙古族人,来到广州后对语言方面的不适应还是有差距的。一部分不会讲民族语言的蒙古族在家乡讲的是普通话,虽说普通话全国各地都可以相通,但在广州本地,粤语方言还是普遍使用,除了正式的工作和学习之外,日常生活中本地粤语还是当地人沟通交流的主要语言。对于不懂粤语的蒙古族来说,与他人沟通交流有一定的障碍,带来了一些困难。相对而言,另外一部分原本讲蒙古语的蒙古族人来到广州就会更多一层不适。除了跟其他外来人员一样不会讲粤语外,用普通话进行沟通交流都是一种新的挑战。当然,对于受过高等教育、文化层次相对高些的蒙古族人来说这都不是障碍,但就处于社会底层,仅凭劳力出来务工的人们来说,语言这一关是至关重要的。一位汉语水平不是很好的老乡告诉我,他刚来广州打工时,因为语言表达和沟通不好,即使在餐厅打工也只能做一些不与顾客打交道,不需要语言沟通的工作。有一次他帮一个客人点菜,客人听不懂他的介绍,他也听不懂客人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原本可以很短时间点好的菜,让他弄得拖了很久的时间,搞得顾客不满意,老板也很不高兴。

(二)环境差异造成的不适应

环境的差异也会给广州蒙古族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许多不利影响。在牧区的蒙古族常年生活在草原上,地域宽广,无论是放牧还是日常出行多以摩托车和汽车为主要交通工具。来到广州后,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和对广州城市交通不熟悉等因素限制,多数蒙古族人没有交通工具,外出只有乘坐地铁或公交,让他们觉得很不方便。即使是原本生活在城市的蒙古族人,来到广州后相对之前的中小型城市生活,无论从生活节奏还是生存压力上都有了很大改变。之前,他们可以自行安排生活和生产,即使朝九晚五的正常上班,生活相对轻松得多。然而在广州,他们必须严格按照职业规范工作,工作时间也变得不能自由支配,这样的环境变化使得他们觉得生活节奏过于紧张,整个人每天都处于不放松的状态。

对环境的不适应源于他们对周遭事物和活动的不了解,不熟悉。之前在家乡,他们了解当地的文化风俗、自然环境,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凭借听来或看来的文化常识来分析、解决问题。即使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但这样一个文化底蕴会使他们对那个社会文化体系下的事物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然而,广州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从事的工作也不再是他们所擅长的。所以,他们必须要重新了解新的工作性质,熟悉新的生活环境,才能适应这样一个环境的改变。

(三)生活方式的改变

长期以来,蒙古族为了适应长期游牧和征战生活的需要,特别擅长提炼食品的精华,经过精心提炼出来的食品高营养、高热量、高浓缩,少食即可满足人体需要,如奶豆腐、纯奶酪、奶皮、奶酒和牛肉干等,既携带方便更可以持久耐饿。奶茶也是蒙古族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它既醇香爽口又可以提神醒脑,保留传统习俗的蒙古族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熬上一锅奶茶供全家享用或招待客人。像一位老额吉(妈妈)所说,一天喝不到奶茶就像少了点什么,浑身没有劲。然而,这样一群在饮食方面偏爱咸味重一些,热量高一些的人群来到广州势必会在饮食方面有很多不适应。如笔者初来广州时吃什么都觉得嘴里没有味道,菜都是从开水里捞出来似的淡淡无味,吃了多少都没有口感,没有饱腹感。所以平时都会买些腌菜、泡菜来调节口味。当初还时不时会很想吃肉,几个人开玩笑说得需要嚼点肉来磨磨牙,便去好好吃顿肉来补充热量。

但随着在广州生活的时间变长,蒙古族的饮食习惯主动或被动地发生着变化。由于广州气候的原因,蒙古族不再经常吃那么多高热量、油腻的肉类,改为多吃清淡爽口的蔬菜。由于没有原材料,广州的蒙古族也已经将喝奶茶改为冲奶茶粉或学广东人喝“靓汤”和凉茶了。

同样的,广州蒙古族在服饰习俗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服饰是不同族群对客观环境的反映,成为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蒙古族服饰是蒙古族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蒙古高原的自然环境加上长期的游牧生活,蒙古族服饰需要有较强的御寒能力和便于骑马、放牧。因此蒙古族传统服饰就集美观与功能性于一体,加之蒙古民族特有的文化审美,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服饰风格。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服饰文化逐渐摆脱民族和地域性,现代都市人的着装要求也趋向于简洁、符合身份和环境,所以古朴而华丽的蒙古族传统服饰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现代都市里的蒙古族早已换上与现代潮流吻合的各类服装,从衣着上看不出有任何的特殊性。但民族服饰文化,依附于本土,记载着蒙古族的历史、信念,表现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因此都市里的蒙古族每逢重大节日便会穿起蒙古袍,以示对民族的认同和重视。

调查中,笔者有幸参加一对蒙古族新婚夫妇的婚礼。他们的婚礼是在广州番禺区叫“羊之道西域美食城”的蒙古族特色酒家举办的。酒家内设有蒙古包、勒勒车等民族特色的就餐环境,并配有专业的民族演出团队。我想这也是这对新人选择在这里举办婚礼的原因。当天一对新人和所有参加婚礼的蒙古族同胞全部穿上各色蒙古袍,佩戴传统的民族头饰和饰品,吃着蒙古民族的特色美食手把肉、烤全羊和现制酸奶、奶茶,唱着舞着,十足地重现了传统的蒙古族婚礼。

(四)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是少数民族新移民内在的文化适应的表象之一。蒙古族民间信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伴随着社会转型,环境的改变,蒙古族的民间信仰在广州这个现代社会有了相应的变化,显示出了其适应能力。

成吉思汗崇拜在蒙古族社会历史悠久,民间祭祀活动有日祭、月祭、年祭等。成吉思汗的信仰和崇拜还渗透到蒙古族的生活之中,很多蒙古族家里和各种店铺都挂有成吉思汗像,汽车上则挂着成吉思汗像平安符。广州的蒙古族虽然离开故土身居外地,对于成吉思汗崇拜这个信仰仍保留着。但由于在广州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们只能逐渐简化仪式,不再大规模地聚集朝拜,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家庭祭拜。民间信仰的诸般变化很多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之要求。

无论是私人生活的环境中还是公共的空间里,都随处可见蒙古族对于圣主成吉思汗的信奉。每年阴历三月十七日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献哈达、神灯、全羊膜拜、圣酒、祭祀苏力德。祭祀者虔诚地叩拜苏力德,借以表达对先祖成吉思汗的敬仰和缅怀。

开饭店的老板娘其其格介绍说:我们店里大到成吉思汗雕塑、苏力德长矛,小到长明灯的灯台和香炉都是从内蒙古运过来的,我们蒙古族走到哪里都不会忘了祖先的,所有蒙古族的后代都是受着圣主成吉思汗的庇护,所以不只是我,还有很多在广州打拼的同胞们也都会用各自的方式祭祀成吉思汗。我以这样一个在城市中相对传统的形式来祭奠祖先,是希望给在广州的蒙古族以一种精神的寄托和支撑,不要在都市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丢失信仰。

(五)婚姻观念

不同群体之间通婚的比率越高就表明群体间的距离越近,接触越多,相互间的认同就越强。因此,通婚也可以被视为衡量群体之间关系好坏亲疏,融合程度的重要标准。

虽然现如今蒙古族不要求一定要族内通婚,但在多数蒙古族人们的传统观念里,还是认为和本民族的人结合是最好的选择。然而随着与不同人群的接触和不同观念的影响,在广州的蒙古族选择结婚对象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在调查中发现,广州蒙古族人刚来的时候主要以单身男性为主,夫妻或情侣一同来广州打拼的较少。广州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太高,他们中很多人虽然来到广州多年,但是仍然是和别人一起租房,除了少数受过高等教育、工作在高新行业的人们买得起房子外,对于其他的人们来说房子更像是个遥远的梦,实在太贵了。他们说可能以后还会经常去别的地方,因为哪里有机会他们就去哪儿。所以在广州打工的蒙古族小伙子们更多的是想在广州打拼几年,多挣些钱回老家安置家业、找女朋友,他们还是希望找到本民族的姑娘作为自己的另一半,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只是笑笑说还是觉得自己民族的姑娘们最美!巴特尔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六年前毕业于江南大学,因为应聘工作来到广州,现就职于广州一家外资企业,年薪20万,已计划近两年在广州买房定居。但一直困扰他的问题是迟迟没有一个合适的女孩子可以在一起。他公司的同事和朋友们都纷纷为他着急,为他牵线搭桥,但他说他始终想找一位本民族的女孩子组建家庭。虽然这么多年在外读书工作,生活习惯等都已可以适应不同地区的人,但从主观情感选择上还是趋向本民族。相对而言,在广州的蒙古族姑娘们对择偶的标准就宽泛了很多,绝大多数都不会在意是不是本民族的,所以有很多蒙古族姑娘留在广州生活都是因为在这里结识了自己的另一半,而在此结婚生子定居。

(六)刻板印象

总体来说,广州人和外来少数民族群体融合过程中双方文化有时会产生冲突,其中广州本地人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刻板印象制约着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成为他们融入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广州本地人认为少数民族既懒又好斗,不愿意与他们做生意,不招收少数民族进工厂务工。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情况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尽管少数民族人群说话语气、行为方式有些豪爽,但他们都很友善热情。这些偏见都是由于不够了解彼此而产生的误解。无论如何,偏见可以通过相互了解来慢慢纠正,从而消除广州当地人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刻板印象,使少数民族群体更好融入社会中,两方群体可以更好地相互适应。

对于蒙古族,广州本地人最初的印象就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曾经征服过世界的民族。然而接下来就会进入他们对少数民族惯有的刻板印象,无论是在公共场合上的言语交谈中还是实际生活的交往中都会有所避讳和提防。表面上来看,广州本地人还是可以跟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体交朋友、一起工作,但如果听说谁交了个少数民族的男女朋友就会下意识地表现出很诧异的表情。

白嘎力,一个刚刚步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的小伙子,就因为这样一个事情影响到了他族外朋友和同事的良好关系。在他刚进公司不久,他们部门组织了一次聚餐,当日,餐座上同事们就以他是蒙古族为题,一而再再而三地灌他喝酒。然而他跟我说起初他礼节性地回应大家,但几个轮回下来他确实不胜酒量,实在没办法再喝下去了。在他再三推脱之下,同事们也没有再勉为其难,但却调侃他不诚实。然而,白嘎力心里也委屈,明明就是喝不了但是大家就是不信他,顿时搞得同事之间闹得不是很愉快。事后,同事们在与他接触了一段时间后,了解到蒙古族里也有喝不了酒的人,这样双方才慢慢开始解除了因为先入为主的印象而引起的小小的误会。

所以,在少数民族融入都市的过程中,可以说对外在文化特质的适应相对快些,而深层次的文化调适和双方适应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

综上所述,广州的蒙古族不仅以一个个单独的个体在适应都市,作为一个族群,他们有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特征。突出自身文化特征是他们适应广州都市文化的一种生存策略。

三、结论与讨论

笔者结合族群认同和族际交往的研究,分析广州蒙古族这样一个都市新族群的适应过程及认同。

广州的蒙古族属于广州非世居的外来少数民族群体,散居于广州,并由于进入渠道的不同导致社会融入程度上也存在一些差别,也就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因为工作调动、求学及应聘工作等形式而定居广州的蒙古族人,由于有较高的文化程度,社会交往面比较广。来广州务工、做小生意的这部分蒙古族人,无论从文化程度还是社会地位来看都相对较低,因此社会活动范围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血缘和地缘为主。

对于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或城市的其他新移民群体来说,之前熟悉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自然环境变了,他们之前所熟悉的关于自然环境的知识都变得不适用了,行为观念和方式都与这些少数民族新移民群体固有的习俗传统完全不同。他们迁入广州后面对不同的文化,需要主动去适应,需要“入乡随俗”,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习俗和不断改变行为模式以更好地适应新的文化场景。

蒙古族群体在迁入地广州的文化适应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从语言、环境差异、服饰、饮食及其他生活方式等外在的调适到内在的深层次的文化特质上的适应的过程。蒙古族群体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他们在适应的过程中又会加强族群内部的认同,使得族群内部更为团结,不仅个人适应都市生活,更要以一个群体为单位适应这个都市文化。

广州蒙古族与其他群体的交往是开放的,以和谐为主。但主观心理上还是存在一定距离感。广州蒙古族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不同,与之相应,其族际交往的内容和深度也与其他世居少数民族或规模较大的维吾尔族和回族有所不同,因为主要靠血缘地缘关系的族际交往一般来说比较简单、有限。再者,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语言的差别、民族心理以及交往中不同的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着蒙古族与其他族群间的交往。加之广州当地人对于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使少数民族群体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增加了难度。这样的误会需要双方相互沟通相互了解来慢慢纠正,使少数民族群体更好融入社会中,两方群体可以更好地相互适应。

广州的蒙古族,只是一个很小的群体,但体现了多民族共存的现状。对于这些远离故土,只能自力更生的外来的少数民族,甚至数量基数更小的民族的人员来说,如何适应、融入都市文化,如何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其理念、政策、心理如何调整,来适应这多元的、多变的社会,这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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