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流域公山管理与经营的生态价值——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严奇岩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农史》2018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12-02  浏览次数: 245

【摘 要】清水江流域石质契约文书一般针对集体山林,俗称公契,故清水江流域林业碑刻出现公山公产等词。在管理方面,明确公山所有权和管辖范围,公山按股划分土地所有权和林木所有权,公山土地所有权严禁买卖,林木产品严禁私卖,以加强对公山林木资源的保护。在经营方面,为鼓励造林,公山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合股经营及林木收益分成,有利于吸收更多的资本、劳动和技术等,发挥公有山林的效益。尽管在私有制时代,集体公有的山林所占比重较小,但碑刻中所涉及到的公山管理,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特别是其中的股份经营与管理充满民间智慧,对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林业碑刻;公山;股份合作经营;生态价值


清水江文书是与徽州文书和敦煌文书齐名的三大文书之一。其载体样态包括纸质和石质两类。纸质文书多数是针对私人山林及土地,俗称私契;石质文书(碑刻)一般针对集体山林及土地,俗称公契,故清水江流域林业碑刻常有公山公产等词。

公山,或称公众之山,即共有、公管之山,所有权归村寨、家族或款组织集体所有。公山资源包括山场土地和林木产品等,是家族、村寨或款组织集体繁衍的物质基础。从用途看,公山的类型包括风水山、用材林山、坟山等,是为众山公业。在此,专门探讨以寨有、族有或款有用材林公山的管理与经营。

清水江文书是反映历史上苗族、侗族有关混农林生产与生活的载体,蕴含丰富的生态信息。学界对清水江文书的生态价值已有探讨,而尚未对碑刻所涉及的公山的生态内涵进行挖掘。尽管在私有制时代,集体公有的山林所占比重较小,但碑刻中所涉及到的公山权属管理与股份经营等充满民间智慧,对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笔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清水江流域有关林业权属碑为基础,探讨公山管理与经营的生态价值。

一、清水江流域公山管理的生态价值

公山管理重点是明确山林权属。公山为村寨、家族或款组织集体所有,为明晰产权,家族或款组织勒石刊碑,明确公山所有权及管辖范围,公山权属按股划分所有权,同时,加强保护公山内水塘、林木等资源。

(一)明确公山所有权,管辖范围,做到四抵界限分明

公山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公山的管辖范围必须明确,否则易被人侵占。故碑刻中对各公山的四至记载较明确。台江县施洞镇八梗乾隆十三年(1748)《永远告白碑》记载八梗、夫堂两寨公山的范围,东抵石硐口岩英堡为界,南抵□□□□姓杨家沟为界,西抵大冲新寨坉英堡山为界,北抵巴团塘猪主为界。天柱县石洞镇水洞村乾隆十九年《公山碑记》,记载冷水寨四姓所有四处公山的界址:莲花山公山界址,以大步凹为界;长岭坡公山界址,上自团鱼坡大路,下至河中鸬鹚岩为界;圭老溪公山,上自高什佑各地方,下抵河,左抵平岭,右抵路为界;小圭脚公山,上抵路,下抵田,左抵溪,右抵九、十两甲私山为界。锦屏县平秋镇嘉庆六年(1801)《计开章程碑》记载平秋款四大公山的名称及管辖范围。锦屏县启蒙镇丁达村中寨嘉庆二十三年(1818)《永远碑记》载中寨公山范围东至叩向界欧家山、欧家塘,南至叩朗界,西至地须,北至京映冲。锦屏县河口乡文斗寨道光二十八年(1848)《本寨后龙界碑》,刊载文斗姜姓四房公山的四至上始银矿坡,蜿蜒而来数十里,下抵冲相,左起路坎上,上登土地坳,由板研奢大路扯至里甲,过丢污榜、翻步笋、越中仰,以塘东、苗馁为界,右起大塘里山路,上登马道、登土地坳、过井凼兼乌冉尚、翻翁雾,亦越中仰,以婆洞为界。可见,清代文斗寨姜姓公山,左达今天的塘东、韶蔼村,右抵今启蒙镇与河口乡交界处,周边数十里的地区都是文斗苗寨的山场。锦屏县启蒙镇者蒙村光绪三十年(1904)《永远流传碑》载明者蒙寨的公山范围:东抵古硬,直对孙姓后龙过盘,北抵白岩田,西抵大岩,南抵果座叩方为界,四至分明。天柱县社学乡秀楼民国十年(1921)《万古千秋碑》记载秀楼袁氏家族二处公山的范围:即盘乐公山,上登项,下至河,而归禄半冲公山,上登顶,下至田。

林地边界不明而导致的产权不清是山林被无序砍伐的重要原因。因清水江流域山地多、田地少,且林地与农田交错,故林地与农田疆界的确认十分重要。为防止以山田名义侵占公山地界,各村寨、家族或款组织有田边地角的习惯法规则,明确靠近林地的农田周围一定范围内的林地属于田主所有,一定范围内多为一丈五。如锦屏启蒙镇者蒙村杨氏民国十七年《五房公山管理规约》规定,公山内冲岭之田坎上只许修高乙丈五尺,乙丈五尺之外有杉木者系公山之木

林业契约和今天的乡规民约仍坚持“一丈五”的习惯法规则。如台江县巫脚交苗族规定:如田与山交错,则此田上边占三丈,左、右、下三面各一丈五尺归田主,地界内草木归田主所有。在传统习惯所规定的田边地角的范围内的草、树为田主所有。20071月台江县排羊乡九摆村村规定,各农户的责任田上、下坎一丈五范围内的树木归田主使用支配。村内组与组的责任田的上、下坎以一丈五为限,界限内的林木由田主管理支配。

总之,田边地角的习惯法规定,靠近林地的农田,一定范围内的林地属于田主所有。田主为给农作物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一般会清除界限内的杂草,甚至砍掉界限内的树木,以防止老鼠或鸟兽危害庄稼,客观上,这已为林地形成防火隔离带,避免森林火灾的发生,因而有利于林木资源的保护。因此,田边地角有关林地与农田疆界的习惯规则,富有生态保护价值,体现当地民族的生态智慧。

(二)公山权属按股划分所有权

清水江流域家族或款组织的公山多形成于明代。如锦屏县启蒙镇者蒙村光绪三十年(1904)《永远流传碑》载寨蒙众山公业由明永乐二年分定;天柱县社学乡秀楼民国十年(1921)《万古千秋碑》,记载袁氏家族开基始祖进雄公于明万历年间由小江迁到天柱,至第四代世居绣楼寨后形成两处公山,且此公山先年各耕各得,多有妨害

早期公山没有按股划分所有权,以致多有妨害。清代公山大多按股分派。如锦屏县启蒙镇者楼咸丰五年(1855)《四房分派碑》载,迄今人心不齐,无人理管,故我众等商量,稻田、山场分四股,同酌量宽窄,倾搭分派,四房各管。可见,咸同内乱时期,家族或村寨组织遭破坏,无人理管的状况易导致公山被私人侵占,这也是家族将公山分股管理的主要原因。

公山按股划分所有权后,为明晰产权,有若干管理细则值得注意:

一是公山股份的继承问题。

天柱县高酿镇老海村光绪三十二年(1906)《永垂不朽碑》记载高酿镇老海村光绪时期12户龙姓的公山范围及股权划分,即由寨边大路过穹琅坳杨杄盘,下坡至金井桥、上楠木坳,由小路以上至孔豆庵堂田以下各纫冲,跟水至门口硚头合界,其内总皆我拾贰家共地。龙姓的公山分为十二股,其中龙孔璞、永兴、孔照、孔清、永样、永吉、永求、永亨、永木、现珍和永信等11户各占一股,而木义、作本、登甲等3户合占一股。可见,木义、作本、登甲等为二层股,共同继承其父辈的一股。其中,对于外迁者股份继承问题,规定了一定期限。如锦屏县启蒙镇丁达村中寨嘉庆二十三年(1818)《永远碑记》对外迁者所有股份的规定以十五年为限,即日后如有异居者,限走十五年内皆有股分。若是异地居住,无论土主家户,拾伍年外,地方公山公土,阴阳毫无系分。而对于绝户者原有股份收归集体,如黎平县大稼乡邓蒙寨光绪二十年(1894)《永远善碑》,记载邓蒙苗寨姜姓祖先拨寨公山,倘有等户辞世无后者,这股俱无,不拘分点房室,轮占股数,生死轮回

二是为防止公山私有化,公山或公山各股土地不得买卖,否则收回股份。

如台江县施洞镇八梗乾隆十三年(1748)《永远告白碑》载两族公议,公山永远不许卖出,也不许出卖阴地。锦屏县平秋镇嘉庆六年(1801)《计开章程碑》,记载四姓人协议后刊碑强调公山不准瓜分、买卖、己私经理。锦屏县启蒙镇者楼咸丰五年(1855)《四房分派碑》规定自分之后,各房各业惜不许发卖,亦不许借故生端。湖南省通道县播阳镇上湘村咸丰六年(1856)《后龙封禁碑》强调公山公地不许卖,也不许买。锦屏县平略镇甘乌民国十年(1921)《公议条规碑》规定凡地方公山,其有股之户不许谁人卖出。如有暗卖,其买主不得管业,明确公山股份不准出卖,否则收回山林股权。

三是对公山的林木产品所有权的规定。

公山土地所有权严禁买卖外,林木资源允许买卖,但不管是栽手还是山主都不许私自交易,必须是栽手和山主共同协商出卖。如天柱县石洞镇水洞村乾隆十九年(1754)《永守规条碑》,强调议四处公产,我冷水九、十甲四姓老户准其开拓栽种,不与提出私卖,倘有依势妄卖者,公同禀官追究。锦屏河口乡锦宗村乾隆五十一年(1786)《万古不朽碑》,强调公山树木日后长大,不论私伐,务要邀至地主同卖,不追照依,无得增减。黎平县大稼乡邓蒙寨光绪二十年(1894)《永远善碑》规定杉木若蓄养长大成材,閤众发卖,且以发毒誓方式严禁买卖公山杉木:我等上下一方本祖杉木,倘有此等人偷卖、偷买者,明闻,众齐集加罚,抄没其家,天神鉴察之,人子孙绝灭已矣。邓蒙寨民国二十七年(1938)《永谨严碑》在光绪《永远善碑》基础上再次重申后永不许佃主将栽木出卖,如违,将买卖的木材充公。锦屏县启蒙镇者蒙村民国十七年《五房公山管理规约》规定公山杉木不准那人私卖,势必五房主事人一齐临场,如行可也

前引锦屏县甘乌民国十年(1921)《公议条规碑》规定,其有栽手蒿修成林,土栽商议出售谁人砍伐木植下河,根头不得瞒昧冲江。日后察出,公罚根头为当地方言,指木材的根数。栽手在砍伐木材出售时,必须与土主商议,不得私自隐瞒出售的木材数量。

如果出现私卖或盗砍木材的违规行为,除追还木材外,还要处以罚款、甚至抄家的处罚。如天柱县社学乡秀楼民国十年(1921)《万古千秋碑》规定公山木植勿得盗砍盗卖,违者除追还原木外,公罚钱一十二千文。黎平县大稼乡邓蒙寨光绪二十年(1894)《永远善碑》记载拨寨为邓蒙寨祖公祖业,因人心不古,盗卖祖山为大,光绪年间出现盗卖公山杉木的案例,被全族公罚银一十二两。同时,合閤寨老幼公同酌会,歃血定盟,重申祖训,并勒石刊碑,强调今后倘有此等人偷卖、偷买者,明闻,众齐集加罚,抄没其家。榕江朗洞镇宰岑村光绪十八年(1892)《千三碑记》记载杨光文、杨廷士等纠聚洋洞两寨暗自盗卖千三款岑稿、岑耨公山的杉木,被千三款发现后,杨光文、杨廷士被迫退回卖出的木材及赃款。

严禁栽手或有股之土主私自出售木材,防止一方隐瞒林木销售收益,影响双方林木分成,从而保障公山造林的稳定发展,维护公山的生产秩序。

清水江流域林木采伐方式分皆伐和间伐两种。皆伐又名“倒山砍”,指一次性砍伐,不管林木大小,一次砍完,便于清理山场,更新还林。这种砍伐方式历史上很常见。间伐又称挑砍,指在一块山林中挑选适合需要的树木砍伐,因这种方式对其它林木破坏较大,故民间较少采用。

清水江流域杉树有三种栽种方法:一是野生杉苗;二是萌芽再生苗,即杉树砍伐后的树桩(本地人称为),即发蔸木;三是实生苗。林木资源是可再生的,栽手用皆伐方式砍伐木材出卖后,发蔸之木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也必须明确。天柱县石洞镇水洞村乾隆十九年(1754)《永守规条碑》,规定四处公产,不论九、十甲四姓老户以及外人佃耕栽修者,惟准畜(蓄)砍一次,后发蔸之木仍归本庵抽收,以作香灯之资。可见,栽手只能用皆伐方式砍伐一次,以后发蔸之木仍为土主所有。平略镇甘乌村民国十年(1921)《公议条规碑》载木植长大,砍伐下河,出山关山。其有脚木不得再争。即栽手一次性把木材全部砍伐出山后,土主随即关山,封禁山林,栽手不得再去混争林木,其矮小树木或萌芽再生木(即脚木)长大成林后归土主所有。碑刻中明确规定山林按股经营中栽手一次性砍伐树木后,萌芽再生苗成长起的林木归土主所有。为防止萌芽再生苗引起纠纷,甘乌村《公议条规碑》强调我山老(蔸)一概灭除,日后不准任何人强认

山林权属类碑刻成为林权纠纷解决的物质外化。由于山林权属纠纷的发生,经常引起重大毁林案件,山林权属纠纷成为影响林业生产的不安定因素。故明确公山所有权及管辖范围,特别是对公山按股划分所有权,有利于维护林业经营权的稳定,对于山林的培育与保护至关重要。山林权属问题既是所有权的问题,也是护林问题。

(三)加强对公山内水塘、林木资源的保护

公山的资源包括土地、水塘、林木及其副产品等,为保护公山公共资源,各村寨、家族或款组织制定规约,并刊碑勒石。

水塘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水塘在乡村的水系统、水生态和水文化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清水江流域各村寨,都分布大大小小的水塘,有些作为家族或村寨公有,承担社会公益性质,发挥一定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

锦屏新化乡密寨咸丰四年(1854)《永远碑记》记载密寨所有田土山林的范围界限。碑文明确规定村口大塘不准耕种禾苗,只能作为蓄水、养鱼、灌溉之用,即以府碑为界,门口大塘一口,只许酿水、池鱼、润泽,不准耕种禾苗,这是从生产、生活等方面明确村寨水塘的地位和功能,因而契约中强调要保护水塘,严禁挪作他用。从生态层面来看,水塘属于人工湿地的一种。如果说,湿地是地球之肾,那么,农村星罗棋布的水塘,便是一个个肾细胞。细胞遭到破坏,势必影响肾功能的正常发挥。水塘,平时可以收集雨水,起到蓄水、防洪滞洪的作用;到了旱季,水塘可起到供水灌溉的作用。另外,从经济层面讲,水塘可以放养鱼鸭、种植莲藕、茭白等,是农村养殖的场地;而从消防方面来讲,清水江各地苗族、侗族传统建筑以木结构的吊脚楼为特色,防火为第一要务。故水塘又是村寨重要的消防水源。

从风水角度看,山管人丁水管财,水是财源和吉利的象征。在传统村寨风水布局中,水塘对村寨环境的美化以及在生产、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因此,公山内的水塘事关村寨或家族利益,故在碑刻中家族对公山内的水塘特别注重保护。

锦屏瑶光乾隆七年(1742)《根本为后碑》记载,翁牯山以及20多口荒塘为苗光(今瑶光)、苗吼(今裕和)两寨的后龙命脉,虽无田园蘧舍,实在二寨命脉所润,生灵攸系,历经数代不敢开垦。但中林司官舟寨吴秀卿等具禀请示开垦,官府派人实地查勘,明确委系生民等后龙,关系两寨生命。开泰县知县方时宝裁决,嗣后翁山大小荒塘俱听尔两寨人民就管,毋许外来奸徒越界佔垦,如有籍垦滋事之人,许该人民等扭禀赴县。乾隆七年(1742)《根本为后碑》强调翁牯山及20多口大小荒塘,严禁开垦成田,体现了苗光、裕和两寨保护后龙山及荒塘生态环境的努力。

几十年后,翁牯山纷争又起。乾隆五十五年(1790)《地界合同碑》记载,裕和、苗光两寨因翁牯山塘界扯未清又发生纠纷,在寨老等人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协议:以翁牯大塘为界:大塘以上山塘苗吼管业,大塘以下山塘苗光管业,但两寨只许照规管业,永不许进葬、开垦;另外,强调山塘为两寨共有,诚恐日后阻塞水道,有碍田粮,是以凭中议定苗吼之人不得藉故阻塞以及开掘放水,以旱害粮田。若公同养鱼,必至冬季方可放水养;春、夏、秋三季需水之际,不许强开

锦屏河口乡瑶光村,从乾隆七年(1742)《根本为后碑》,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地界合同碑》,两次纷争明确了两寨翁牯山及山塘的权属,强调两寨共管的翁牯大塘只可蓄水灌溉,不可开垦成田。可见,苗光、苗吼两寨为保护后龙翁牯公山及水塘的努力持续半个世纪。

此外,为加强对公山林木资源的保护,各家族或款组织以族规或款规等形式制定系列奖惩措施,严禁盗砍、放火、放牧等破坏林木资源的行为。如甘乌民国十年(1921)《公议条规碑》载我等地方全赖杉、茶营生,不准纵火毁坏山林。察出,公罚;不准乱砍杉木。如不系自栽之山,盗砍零(林)木者,公罚。天柱县社学乡秀楼民国十年(1921)《万古千秋碑》,规定:公山子杉勿得乱放牛马践食,违者,一春之木每株赔钱八十文,二春之木每株赔钱一百六十文,余皆例此照算,除赔偿外,相体公罚不贷公山柴薪勿得图便乱砍,违者禀官究治;公山木植勿得盗砍盗卖,违者除追还原木外,公罚钱一十二千文。有人亲见盗偷来报能质证者,公出偿(赏)钱三千二百文,决不食言;公山木植森林务须保护,勿得野火焚烧,违者除相体赔还外,公罚钱三千二百文

二、清水江流域公山经营的生态价值

清水江木材商品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公山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各村寨、家族或款组织实行公山合股经营,并按进行收益分成。与私山比较,公山经营体现一定的地域特色。

(一)实行公山合股经营

“公山”为集体所有,林木栽植宜合股经营,即所谓公地宜集股栽种也。各地公山鼓励合作入股造林,同时,为保障栽手和山主的权益,防止纠纷,强调租客租佃山林必须签有合同。如天柱县社学乡秀楼民国十年(1921)《万古千秋碑》,规定:众山先年何人私买子杉留禁,众山十年八年,均要众人合同,方可停正,否则亦概归众人。锦屏县平略镇甘乌民国十年(1921)《公议条规碑》也载有开山栽木,务必先立佃字合同,然后准开。如无佃字,栽手无分

清水江流域山多田少,粮食难以自给。故很大部分粮食依赖于山上,于是出现林粮间作现象。由于杉木生产周期长,成材要18年以上,栽手租山种粟载杉,刚开始的3-5年实行林间套种农作物。在套种过程中,部分林农可能将主要精力用于种粟,而大意于载杉,山主为确保山场收益,在出佃山场时便想方设法限定林木的成林时间,促使林农能如期将苗木抚育成林。故山主出佃山场时往往会增设一些附加条款。天柱县社学乡秀楼民国十年(1921)《万古千秋碑》,在规定开栽子杉,栽主一半,众人一半的同时,强调“栽主□连修理七年,方可停正,否则亦作充公。这里众人(山主)在集体出佃山场时要求栽手(栽主)至少承包经营七年,否则没收充公。这些措施防止租客租佃二、三年垦荒种杂粮后又放弃山林经营,从而保障公山能蓄养成林。

与土地资源不同的是,林木是可再生资源,杉树栽植的树苗包括插条、萌芽再生苗和实生苗,因而公山造林后萌芽再生的发兜之木的权属问题必须明确。为此,天柱县石洞镇水洞村乾隆十九年(1754)《永守规条碑》规定,四处公产,不论九、十甲四姓老户以及外人佃耕栽修者,惟准畜(蓄)砍一次,后发兜之木仍归本庵抽收,以作香灯之资,若有仗势藉栽图霸者,公同禀官追究。碑文规定植树造林后只准蓄砍一次,砍完树后的发兜之木,即萌芽再生苗所有权归土主。

(二)公山按进行收益分成

清水江木材贸易,推动人工营林的发展;无地的农民因而向山林所有者租佃山林种粟载杉,从而形成山主(土主)和栽手(林农)合股经营山林的现象。山主和栽手对林木的分成比例,学界基本认为山主占三股、栽手占二股的情况居多。如朱荫贵认为地主占三股,栽手占二股的情况较多;梁聪也认为山主与栽手股份的比例以主三佃二的情况居多,主佃平分次之,少部分是主二佃三;罗洪洋、赵大华等认为地主占三股,栽手占二股的情况居多,此外也有二股均分的。

学者也注意到分成比例的前后差异。如杨有庚认为栽手和山主的分成比例,由乾隆时期的主佃平分为主过渡到道光时期的主六佃四为主;相原佳之与杨有庚观点一致,认为1820年以前土主和栽手均分的比例居多,而1820年之后绝大多数是三比二分成。程泽时认为,乾隆时期的山主和栽手的分成比例是二比三,到嘉庆年间大多是一比一,嘉庆后期到同治年间,山主和栽手的分成比例都是三比二。而张强认为土股低、栽股高的情况少见,主要集中在乾嘉时期。王宗勋指出,在清嘉庆以前,主佃双方的分成比例一般都是主佃两下均分;嘉庆之后,主佃的分成比例则基本上变为主三佃二或其他分成比例,而且这样的比例差异一直维持到民国后期。有人进一步指出,导致这种分成差异不同的原因是栽杉种粟。即到嘉庆后,林粮间作的综合经营方式得到充分发展。山主多占的一股实际也是对山主没有得到额外收获的补偿,这种综合经营形成的分成差异基本一直维持到了民国年间。

清水江文书中所见林木分成比例,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者。总的看来,清水江文书中的分成契约多为私契,即多涉及山主私有山林的分成。其分成比例一般情况是山主多、栽手少,即山主占三股、栽手占二股的情况居多。

其实,佃山契的分成比例受两因素的影响:

一是山场所处的地理位置。一般而言,地处江河附近方便木材运输的山场,山主分成比例较高,栽手分成较低;若山场远离江河,木材运输不便,栽手付出的管理成本和木材外运成本较高,栽手分成的比例自然较高,山主分成比例则较低。如梁聪指出,锦屏县加池寨的分成中,主三佃七的山场一般离河边很远的地方。王宗勋认为离河边较远的山场,山林买卖并不频繁,兼并现象并不严重,两级分化不明显,分成比例与好河边相反,即主四佃六。新中国成立前,锦屏县偶里乡农民向山主租山造林,林木按比例分成,一般地处河坎上的为栽手三成、山主七成,距河边2华里左右的按对半分成,较远的按倒四六或倒三七分成。

二是山主与栽手的亲疏关系。已有的研究指出,清水江地区购买山林的先后顺序为:兄弟房族外村旁系亲属本村其他人外村其他人外县或外省移民。山林租佃的先后顺序也大致如此。佃山载杉的栽手包括族人、客亲、移民与合伙群体。由于清水江流域人工林业的兴起和发展与该地区传统宗族及固有的社会组织紧密相连。一般而言,族人及客亲在山主招佃栽杉时享有优先权,其享有的分成比例也较高,而外地移民分成比例较低。如梁聪认为主佃双方分成中,主四佃一的情况发生在栽手是外地人急于佃山解决口粮问题。

公山和私山在林木分成中有一定差异。林业碑刻多为公契,是针对公山的管理与经营。林业碑刻所涉及的公山山林分成比例恰好倒过来,即土主少、栽主多。碑刻中所见分成,栽主分成比例最高的是主一佃九。如锦屏河口乡锦宗村立有乾隆五十一年(1786)《万古不朽碑》,为潘、范两姓有关寨有的山林分成契约,将自乌租、乌迫、乌架溪以上一带公众之地,前后所栽木植,无论大小倶系十股均分。众寨人等地主占一股以存,公众栽手得九股。栽主分成比例较少的是主四佃六。如甘乌民国十年(1921)《公议条规碑》为栽杉成林,四六均分,土主占四股,栽手占六股

山林分成比例常见的是主佃均分。如锦屏县河口乡文斗寨道光二十八年(1848)《本寨后龙界碑》,规定凡界内木植,各栽各得,起房造屋,不取;斫伐下河者,二股均分,四房占一股,栽手占一股;天柱县社学乡秀楼民国十年(1921)《万古千秋碑》载开栽子杉,栽主一半,众人一半。此外,还有主一佃二的。如锦屏县平略镇南堆光绪九年(1883)《永远遵照碑》记载官方有关山场纠纷的判决:南堆人为栽主,木占三股之二,平略人为土主,木占三股之一

从公山的分成比例看,有主一佃九、主四佃六、主佃均分和主一佃二等形式,栽手所占比例最少的为五成,最多的达九成,说明公山分成比例为土主少、栽主多,这是与私山分成比例的最大区别。

碑刻体现出公山造林中栽手分成比例较高,其原因也与上文提到影响分成比例的两大因素相关。首先,公山的地理位置较偏僻,远离江河,木材运输不便。清水江流域为苗族、侗族地区,早期地广人稀,山林广布,山林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开发,故至明代初期绝大部分山林仍属村寨集体所有。清代随着林业的商业开发,通过买卖、典当或转让等方式,山林开始转变为私人所有。公有林到私有林的转化,最先是由自然村落相互间由近及远、由近水到远水(远离河流)竞相标占原始山林,其中又以氏族分支加以划分,再分到各户占有。如锦屏县清代前期,凡溪河两岸、村寨附近等交通便利的山林基本被私人占有。只有那些偏僻地区、交通不便、土质或地势不好的山林仍保留为公山。因此,公山和私山在地理位置方面有一定差异。公山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在林木分成比例中,栽手分成较高。其次,从山主与栽手的亲疏关系看,对公山而言,山主即为宗族或款组织集体,栽手多为宗亲成员或本村寨人员。一般而言,在公山内谁栽种的树木即归谁所有,用于自身建房,正如文斗寨道光二十八年(1848)《本寨后龙界碑》,所载凡界内木植,各栽各得,起房造屋,不取;但若是将所栽树木砍伐出售,则栽种者和村寨按股共同分成。既然公山为村寨或家族的集体林,栽手本身也属于家族或集体成员,故体现出的公山分成比例是土主低、栽手高,这与私契的分成有明显区别。村寨、宗族或款组织,为鼓励在公山造林,往往给栽手较高的分成比例,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内部福利。

可见,山林权属碑中对合股经营的规定,明确了山主(土主)和栽手(林农)的责权,盘活了资金、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有利于合理地配置资源,从而使得清水江流域林业在数百年间都能较为持续和稳定的发展。造林后明确林木收益分成比例有利于调动各方植树造林的积极性,特别是栽手所占股份比重大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力和资本开发公山,促进公山林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清水江文书作为混农林地区苗族、侗族等各民族生产、生活的历史记录,蕴含丰富的生态文化,对当前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

笔者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到清水江流域100多通林业碑刻,这些林业碑刻常出现公山公产等词。公山,或称公众之山,即共有、公管之山,包括山场土地和林木产品等,是家族、村寨或款组织集体繁衍的物质基础。清水江流域林业碑刻所涉及的山林多为公山,为家族、村寨或款组织集体所有。

尽管在私有制时代,集体公有的山林所占比重较小,但碑刻中所涉及到的公山管理与经营,充满民间智慧,有利于林区可持续发展,对生态环境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对今天推进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在公山的管理方面,对公山权属规定,明确公山所有权和公山管辖范围,做到四抵界限分明,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有利于林区的稳定发展;公山按股划分土地所有权和林木所有权,公山土地所有权严禁买卖,林木产品也严禁私卖。此外,加强对公山内水塘、土地、林木资源的保护,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公山的经营方面,为鼓励造林,公山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合股经营及林木收益分成,有利于吸收更多的资本、劳动和技术等,从而盘活土地资源,发挥公有山林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第三卷)[Z].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2003.

[2]锦屏县地方县志编纂委员会.锦屏县志(1991-2009)(下册)[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

[3]吴大华,潘志成.土地关系及其他事务文书[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

[4]安成祥.黔东南碑刻研究丛书:石上历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

[5]朱荫贵.试论清水江文书中的”[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1.

[6]张星.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权利的内涵与保护模式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注释:

1)相关研究成果有罗康隆:《从清水江林地契约看林地利用与生态维护的关系》,《林业经济》2011年第2期;刘雁翎:《清水江文书中的苗族、侗族环境生态习惯法》,《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徐晓光:《清水江文书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启示》,《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等等。

2)安成祥:《黔东南碑刻研究丛书:石上历史》,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204页。

3)政协天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编:《清水江文书·天柱古碑刻考释(中)》,贵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16页;天柱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天柱县民族志(初稿)》,1990年,第46页。两书收载的碑文文字略有不同。

4)锦屏县平秋镇志编纂委员会:《平秋镇志》,201112月印,459-460页。

5)王宗勋、杨秀廷:《锦屏林业碑文选辑》,锦屏地方志办公室,2005年内部印刷,第54页。

6)吴大华、潘志成编著:《土地关系及其他事务文书》,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240页。

7)王宗勋、杨秀廷:《锦屏林业碑文选辑》,第69页。

8)政协天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编:《清水江文书·天柱古碑刻考释(中)》,第412页。

9田边地角的范围各地略有差异。20157月,笔者调查黎平县茅贡乡腊洞村,其田边地角的范围是三丈五

10)贵州省编辑组:《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58页。田边地角的相关调查也可参考徐晓光:《原生的法: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的法人类学调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2-215页。

1120177月笔者在台江县排羊乡九摆村调查时抄录。

12)王宗勋、杨秀廷:《锦屏林业碑文选辑》,第69页。

13)政协天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编:《清水江文书·天柱古碑刻考释(中)》,第412页。

14)王宗勋、杨秀廷:《锦屏林业碑文选辑》,第55-56页。

15)政协天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编:《清水江文书·天柱古碑刻考释(中)》,第356页。

16)王宗勋、杨秀廷:《锦屏林业碑文选辑》,第54页。

1720171117日研究生郭茂平、朱玉哲等实地考察,抄录碑文,采访黎平县大稼乡高稼村吴显烈等村民。

18)安成祥:《黔东南碑刻研究丛书:石上历史》,第204页。

19)锦屏县平秋镇志编纂委员会:《平秋镇志》,第459-460页。

20)王宗勋、杨秀廷:《锦屏林业碑文选辑》,第55-56页。

21)湖南省通道县侗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通道县志》,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960页。

22)政协天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编:《清水江文书·天柱古碑刻考释(中)》,第414页。

23)锦屏县地方志编委会编:《锦屏县志(1991-2009)(下册)》,方志出版社,2011年,第1512页。

2420171117日研究生郭茂平、朱玉哲等实地考察,抄录碑文,并采访黎平县大稼乡高稼村吴显烈等村民。

25)碑位于黎平大稼乡邓蒙寨后山坳古驿道山旁,碑宽50cm,高111.5cm,厚7.5cm20174月和1117日笔者和研究生郭茂平、朱玉哲等实地考察,抄录碑文,采访黎平县大稼乡高稼村吴显烈和邓蒙寨姜先华等村民。

26)锦屏县地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锦屏县志(1991-2009)(下册)》,第1295页。

27)碑位于甘乌寨头石板古道旁,碑宽64cm,高100cm,厚7cm,额题公议条规。另参见锦屏县志地方志编委会:《锦屏县志(1991-2009)(下册)》,第1522页。文字略有出入,碑文经实地核对。

28)政协天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编:《清水江文书·天柱古碑刻考释(中)》,第412页。

2920171117日研究生郭茂平、朱玉哲等实地考察,抄录碑文,并采访黎平县大稼乡高稼村吴显烈等村民。

30)贵州省榕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榕江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19页。

31)政协天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编:《清水江文书·天柱古碑刻考释(中)》,第414页。

32)政协天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编:《清水江文书·天柱古碑刻考释(中)》,第414

33)锦屏县志地方志编委会:《锦屏县志(1991—2009)(下册)》,第1522页。

34)碑位于甘乌寨头石板古道旁,碑宽64cm,高100cm,厚7cm,额题公议条规。另参见锦屏县志地方志编委会:《锦屏县志(1991-2009)(下册)》,第1522页。文字略有出入,碑文经实地核对。

35)黔东南州文物局编:《历史的见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黔东南重要新发现》,贵州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81页。

36)立于瑶光后寨倒插枫树旁边另一古枫树下,碑高140cm,宽70cm,厚8cm。碑文为近年瑶光人抄录乾隆时期的契约而新立。与乾隆55年《苗光、苗吼后龙山所共分地界合同》碑并立。

37)碑文最后一句原文需木之济际,不许强开有误,据河口乡瑶光村民委员会编《瑶光志》(2010年内部印刷,第267页)改正。此碑立于瑶光后寨倒插枫树旁边另一古枫树下,碑高140cm,宽70cm,厚8cm。碑文为近年瑶光人抄录乾隆时期的契约而新立。与乾隆七年《根本为后》契约碑并立。

38)政协天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编:《清水江文书·天柱古碑刻考释(中)》,第412页。

39)光绪三十二年《三营劝造林告示》,参见锦屏县志地方志编委会:《锦屏县志(1991-2009)(下册)》,第1559页。

40)政协天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编:《清水江文书·天柱古碑刻考释(中)》,第412页。

41)政协天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编:《清水江文书·天柱古碑刻考释(中)》,第412页。

42)政协天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编:《清水江文书·天柱古碑刻考释(中)》,第414页。

43)朱荫贵:《试论清水江文书中的》,《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

44)梁聪:《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以文斗苗寨契约文书为中心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45)罗洪洋、赵大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法制研究之——贵州锦屏苗、侗林业契约之佃契初探》,《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6)杨有庚:《清代清水江林区苗族山林租佃关系》,载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苗族卷)》,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07页。

47)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编著:《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第三卷)》,东京外国语大学,2003年,第577-578页。

48)程泽时:《清水江文书之法意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0页。

49)张强:《清代民国时期黔东南林农兼作研究——清水江文书为中心》,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53页。

50)王宗勋:《清代清水江中下游林区的土地契约关系》,《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年第3期。

51)覃丹妮:《清水江流域人工营林业中契约的分成研究》,吉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29页。

52)梁聪:《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以文斗苗寨契约文书为中心的研究》,第61页。

53)王宗勋:《从锦屏契约文书看清代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的族群关系》,《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

54)锦屏县偶里乡人民政府编:《锦屏县偶里乡志》,2002年内部印刷,第104页。

55)罗康隆:《侗族传统人工营林业的社会组织运行分析》,《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56)梁聪:《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以文斗苗寨契约文书为中心的研究》,第62页。

57)锦屏县地方志编委会编:《锦屏县志(1991-2009)(下册)》,第1512页。

58)吴大华、潘志成编著:《土地关系及其他事务文书》,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240页。

59)政协天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编:《清水江文书·天柱古碑刻考释(中)》,第412页。

60)立于平略镇南堆村脚田坎上,额题永远遵照,碑由三块青石板组成,中间一块稍宽,两边的稍窄。均180cm,宽106cm,厚8cm,上有碑帽,两侧有夹杆。该碑文为官府裁决书,全文5000多字,今平略镇南堆村支书李才海先生藏有光绪九年官府判决书的复印件。

61)锦屏县林业志编纂委员会编:《锦屏县林业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