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全球化进程中的农业因素——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

作者:周红冰 沈志忠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农史》2018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8-12-01  浏览次数: 356

【摘 要】一般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力。然而全球化进程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5世纪已经开始。地理大发现之后,新旧大陆之间的交流互动变得频繁而密切,当时工业革命尚未起步,农业因素成为大洲之间相互交往的主要动力。新旧大陆间粮食作物的互相传播,缓解了世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粮食压力,为全球范围内的交流提供了物质基础;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与贸易,则促进了全球化商业行为的发展,各大洲纷纷成为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农业贸易加速了白银资本的跨洲际流动,成为工业革命前全球范围内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因此,在工业革命席卷全球之前,农业应是全球化肇始及早期发展的主要动因。

【关键词】全球化;农业因素;地理大发现;作物传播;农业交流


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是人类社会由分散孤立走向整体的开端。在此之前,人类文明分散在各大洲之间。特别是美洲、大洋洲地区与欧亚大陆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直接文明交流。正是由于地理大发现所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影响,“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人类文明“只有各民族的相对平行的历史,而没有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关于地理大发现对世界历史具体产生了何种影响,国内外史学界也对其进行了持久而广泛的讨论。那么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范围内交流中,最初是由何种力量推动人类走向整体世界的?在学界以往的探讨中,有学者认为18世纪中后期开展的工业革命使全球化的进程大为加快。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把世界紧密连接成为一个整体。亦有学者从全球经济交流的角度上,认为地理大发现后欧洲的早期征服过程中,经济整合只局限在各殖民帝国内部。一直到19世纪,“一种真正的、大规模的世界经济才正式形成”。

毋庸置疑,工业革命加快了世界历史走向整体的速度,但其带来的工业化成果只是全球历史走向整体过程中的一个推动力量,并不能代表全球化进程中的所有方面。同样,新旧大陆之间的交往也显然不只是经济上的全球联系。西方已有学者认为工业革命在全球交往中的历史地位以往被刻意拔高。18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爆发前,人类社会其实就已经迈入了相互交流发展的全球化历史时期。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洲际之间的交往成为可能。随着而来的“哥伦布大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则使得人类文明的交往更加多元化、立体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明交流中农业所带来的推动力量。有学者就认为哥伦布大交换所带来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新的粮食作物使人类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马尔萨斯人口框架的局限。由此可见,农业在地理大发现中的重要意义。因此,正确看待前工业化时代农业因素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是解释全球交往动因的关键所在。

一、食物革命:新旧大陆之间粮食作物的传播与推广

布罗代尔在讨论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时曾指出,“无论何时何地,不限于十五至十八世纪那个时期,每当人口增长超过一定的水平,人们就势必更加地依赖植物”。这实际上揭示了人类发展与食物之间的必然联系——没有充足的食物来源,人类文明的发展根本无从谈起。而从15世纪开始,“地理大发现引起了全球范围内农作物的大传播,从而深刻地、永远地影响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且,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深入进行,新旧大陆间的粮食作物也在多个维度上引发了一场全球规模的“食物革命”。这其中既包括粮食作物在大洲之间的互相传播,同时也有粮食作物在原本大陆内部的深化交流。

(一)美洲粮食作物的洲际交换

美洲粮食作物大规模在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区传播,极大改善了旧世界的粮食作物格局,促成17世纪开始出现的世界人口爆炸式的增长。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由印第安人栽种的玉米、甘薯、马铃薯、木薯以及各种美洲豆类等农业作物开始传往旧大陆。由于这些高产作物的出现,“红薯、南瓜、蚕豆,尤其是马铃薯和玉米,在欧洲和中国极大地增加了农业收获量和生存可能性”。具体来讲,美洲粮食作物在欧亚大陆及非洲的传播虽然都深远影响了各自地区农业的发展,但在传播种类上则各有偏重。

在欧洲,传播最为成功的粮食作物当属玉米和马铃薯。玉米和马铃薯等作物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在欧洲传播。16世纪时,玉米在欧洲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粮食种植作物。到17世纪,“玉米传播到了西班牙西北部和葡萄牙北部的更为湿润的山区,彻底改变了那里的农业和膳食”。最终,玉米在伊比利亚半岛获得广泛传播,成为仅次于小麦的第二大粮食作物。从此之后,玉米在中东欧地区逐渐得到大规模推广播种。而直到今天,巴尔干半岛国家和多瑙河谷国家仍是世界上主要的玉米生产地区。马铃薯在欧洲的传播稍晚于玉米,但对欧洲农业与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则更为重大。马铃薯具有产量高、营养成分丰富等特点,且马铃薯播种易成活、对土壤要求较低,在欧洲边远地区迅速为贫穷人所接受。如爱尔兰等地,17世纪时马铃薯就已经在爱尔兰地区广泛种植,并成为人们躲避战火、度过灾荒的主要食物。到18世纪时,“马铃薯已几乎成为(爱尔兰)农民唯一的食物”。而在中东欧地区,由于18世纪数次大饥荒的发生,普鲁士、匈牙利以及俄罗斯均开始大规模推广马铃薯的种植。

在亚洲,玉米、甘薯等作物得到了广泛传播,并深刻影响到中国、印度等地的农业生产和边远地区的开发。甘薯,亦称番薯,在16世纪后期分多次传入中国,首先在福建、广东一带成为农民躲避荒年的重要食物。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介绍番薯时,就曾提及其救荒作用,认为番薯“无患不熟,闽广人赖以救饥”。17世纪后期番薯开始向长江中下游地区传播,到“18世纪中叶遍及南方各省并向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扩展”。同时,甘薯凭借其产量高、适应性强等优点,迅速成为贫穷民众的重要口粮。民国《临沂县志》中记载,“甘薯即地瓜,种者极多,贫民以为粮”。而玉米作为高产耐旱的粮食作物,则极大推动了中国偏远山地地区的开发。如陕西、四川交界的秦岭、大巴山区,在明代还属于尚未完全开发地区,到清代乾隆年间就已经在山区遍植玉米,“其后川楚人多,漫山遍野皆包谷”。在印度等地,玉米、番薯等美洲粮食作物也极大影响到了印度的农业生产与人口增长。有学者认为印度自17世纪开始出现的人口爆炸现象就与美洲作物的引进有关。

在非洲,木薯和玉米等作物的种植传播也获得较大发展。木薯是热带作物,比较适合非洲赤道地区的热带气候。18世纪前后,木薯即成为尼日利亚地区重要的粮食作物。在同一时期,木薯则从非洲沿海传播到内陆地区。直到今日,木薯在非洲被称为“穷人的粮食”,非洲广大的高原地区农业仍“以木薯、玉米为主”。玉米在非洲的传播也同样迅速,“玉米、木薯、白薯、胡椒、菠萝和烟草被葡萄牙人引进非洲后,非常迅速地在各部落中间传播开来”。17世纪时,“玉米已经在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和内陆地区广为种植”。

美洲粮食作物在欧亚非地区的广泛传播,深刻影响到当地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16世纪中叶,英国开始出现农业革命。农业生产技术领域出现变革,并最终从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的历史轨道。在农业变革中,“新作物的引进和畜牧改良是技术性因素的一大内容”。在中国,美洲粮食作物的大量传入,增加了中国粮食作物的种类,“不仅使原来不适于耕种的边际土地得到了利用,也使得人力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

此外,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使得欧亚非地区人口的快速增长成为可能。美洲粮食作物中的玉米、甘薯、木薯等,“这些由美洲进口的农作物的卡路里产量,突破了以往单位可耕地所能供养的人口上限”。因此,在耕地面积无法大规模增加和人口压力越发加大时,美洲粮食作物的推广种植使耕地单位面积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大为增加。



如表1所示,欧亚非地区从16世纪开始,人口就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到1700年前后,欧洲、亚洲的人口均较15世纪增长了一倍左右。到19世纪初,欧洲、亚洲的人口是15世纪时人口数量的近三倍。非洲的人口数量虽涨幅略小,但考虑到非洲黑人大量被送往美洲充当奴隶,其增长趋势仍十分可观。19世纪初,非洲人口总量也较15世纪时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由此可见,美洲粮食作物的种植传播在欧亚非地区人口快速增长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二)旧大陆粮食作物在美洲的传播

在美洲粮食作物大规模传入旧大陆的同时,旧大陆的小麦、水稻、大麦、高粱、谷子等粮食作物也纷纷被引种到美洲,极大丰富了美洲地区的粮食资源种类。在这些传入美洲的粮食作物中,又以小麦和水稻的传播影响最为深远。

小麦是美洲地区传播影响最为广泛的旧大陆粮食作物。西班牙、葡萄牙人最先到达美洲并展开殖民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解决殖民人口的粮食问题。出于饮食习惯和宗教等原因,欧洲人在美洲大陆殖民初期仍习惯于食用小麦制品,“喜欢白面包甚于玉米”。殖民者靠往返欧美的船只运载小麦或者面粉面临较大的成本问题,“这样成本太高,运输量也有限”。因此,在新大陆种植小麦就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据考证,15世纪末,西班牙人就已经在西印度群岛种植小麦。到1602~1618年间,美国境内也出现了小麦种植。由此可见,小麦在美洲地区的传播速度十分迅猛。并且,由于小麦十分适宜美洲部分地区的自然气候和土壤条件,小麦在美洲地区的产量也逐年上升。到1535年,“墨西哥已能输出小麦到安的列斯群岛与地峡区两地”。在南美洲等地,小麦种植也取得了很大成就,“17世纪80年代起智利中部的大地产主已经开始向利马运送大量的小麦”。至此,美洲地区建立起完备的小麦生产基地,足以供应美洲所需的小麦产量,无需再从欧洲大量进口。

水稻在美洲地区也获得了较大规模的传播。15世纪末,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美洲时,将水稻等作物带到美洲的海地、波多黎各等地。16世纪后,水稻“传到美国的密西西比州并向西扩展”。17世纪时,古巴、牙买加等地也开始种植水稻。随后的一两个世纪内,水稻种植逐渐扩展到美洲的其他地区。相较小麦而言,水稻的传播深度与产量提高过程较慢,但其对于美洲农业发展的意义同样显著。特别是在北美地区,稻米“为广大劳动人民(主要是黑奴)提供了基本食物”。

小麦、水稻等旧大陆粮食作物在地理大发现时期传入美洲,虽然没有引发类似旧大陆所发生的“食物革命”,但其引发的社会意义仍十分显著。

首先,小麦、水稻等作物的大量引种,使欧洲殖民者和非洲黑奴较快适应美洲的自然气候条件。以西班牙统治下的墨西哥地区为例,为了更好地扩大殖民成果,保证欧洲殖民人口的生存质量。鼓励种植小麦成为殖民者当局的官方推行政策。布罗代尔就曾记载墨西哥在16世纪初出现过殖民者发生骚乱,要求小麦面包的情况。因此,当地殖民政府鼓励种植小麦,“确保新西班牙能够生产足够的小麦与其他粮食,以喂饱自己这些人口”。而水稻的种植,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的生存要求。如南美地区,“在巴西,由于黑奴喜欢吃米,遂对稻米有很大需求”。

其次,小麦、水稻成为美洲地区重要的农业商品,为美洲农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技术和经济动力。小麦在美洲广泛种植后,相应的先进种植技术也随之传入美洲。在小麦广泛种植的墨西哥巴希奥盆地,“巴希奥先前的荒地被改变成新西班牙的最重要、最繁华和最现代化的农业区”。在水稻的种植方面,随着水稻产量的提高,稻米成为北美地区重要的农业商品,销往欧洲。进入18世纪以后,北美的水稻种植业进入到黄金时期,稻米成为纯粹的经济作物。由此可见,小麦与水稻等粮食作物在美洲产生的农业意义是十分显著的。

二、人员的洲际转移:农业视角下劳动力资源的全球再分配

新旧大陆之间粮食作物的交流与传播,为15世纪以后人类文明的深度交往提供了可能。从洲际交往的层面上看,充足的食物来源是人类能够持续跨大洲交流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准备。在欧洲地区,以马铃薯为代表的高产作物,使得欧洲地区部分地区的人口数量得到了快速增长,跨区域的人员流动与社会结构的升级成为可能。例如,爱尔兰地区自17世纪开始大规模种植马铃薯,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人口数量从320万增长到820万。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使得爱尔兰地区人口大量向外迁徙,美国成为爱尔兰人移民的最大目的地。

此外,欧洲殖民者占领美洲大陆后,原有的印第安人部落,因为战争、疾病等原因,人口数量大为减少。例如,“墨西哥人口在征服时期约达一千六百万,一个世纪以后,减少到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左右。美洲原住人口数量的锐减,促使欧洲殖民者需要数量巨大的海外移民来弥补美洲大陆劳动力短缺的局面。正是借助于新旧大陆之间农业传播的力量,世界性的人员流动才开始出现,并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全球再分配。

(一)欧洲白人移民

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殖民者相继踏上美洲大陆。在殖民初期,由于欧洲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以及天花、麻疹等传染病的流行,导致美洲地区的印第安人数量锐减。以墨西哥中部地区为例,1519年墨西哥中部人口还有2500万人的规模,“在17世纪初,即1630年前后,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几乎不到75万,只是征服前人口的3%”。人力资源的短缺迫使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鼓励本国人口迁往美洲。如部分学者所言,“只有在欧洲食物能以固定可靠地供应之下,欧洲人本身才可能大批来到新世界”。而旧大陆的小麦等粮食作物在美洲地区的广泛种植,使得欧洲人在美洲获得了必要的生存条件。这才使得欧洲人口大量移民美洲成为可能。

16、17世纪,由于西班牙鼓励本国人口移居美洲,美洲中南部的西班牙移民数量持续增加。在16世纪,从西班牙前往美洲的欧洲移民数量达到了24.3万人;在17世纪上半叶,欧洲移民的数量就达到了19.5万人。这还仅仅是西班牙在美洲地区的移民成果。在同一时期,葡萄牙在巴西等地也开始殖民运动,鼓励本国人口前往巴西定居。到18世纪时,大约有40万葡萄牙人移居巴西,而1700年葡萄牙的总人口也不过200万人。进入17世纪后,英国、法国殖民者也开始在北美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的移民。为了充实北美殖民地的劳动力资源,加快开发北美殖民地,欧洲社会鼓励“契约”移民数量。在1580年至1775年间,共有35万欧洲白人契约移民来到英属北美殖民地,这在当时占到北美地区欧洲移民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些欧洲移民推动了北美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改善了北美地区的居住环境,从而为欧洲移民的持续进入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到1810年美国白人移民及其后代的数量就达到了600万人。19世纪时,北美大陆上的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已经完全确立了以欧洲白人血统为主体的人口构成形式。

(二)非洲黑人奴隶

欧洲殖民者占领美洲大陆后,欧洲白人移民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美洲的开发,但由于各地种植园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美洲所需的劳动力资源仍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殖民者开始大规模往美洲贩运非洲黑人奴隶。在黑奴贸易的过程中,农业也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17世纪,玉米等美洲粮食作物已经在非洲西海岸等地广泛种植。玉米就充当了从非洲到美洲海上航行时黑人奴隶的主要口粮。到达美洲大陆后,当地丰富的粮食作物以及从旧大陆带来的水稻等作物,又成为黑人奴隶在美洲大陆上的食物来源。从玉米到大米,构成了黑人在奴隶贸易过程中完整的食物链条。因此,正是得益于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在非洲、美洲的广泛传播种植,才使得非洲黑人得以大量涌入美洲。

非洲黑奴贸易在15世纪时就已经存在。1442年,葡萄牙亨利王子船队中的两个船长将12个非洲奴隶带往里斯本,被认为是黑奴贸易的起点6。到15世纪下半叶,“葡萄牙人抓捕的非洲奴隶达到了三万人”。进入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在美洲大陆发展种植园经济,急需大量的劳动力资源,非洲黑人奴隶被大量掳往美洲。在种植园经济十分发达的中美洲和巴西等地,非洲黑奴成为当地主要的劳动力资源,负责种植和加工甘蔗、棉花等农业商品。16世纪初期,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仍大量存在,此时非洲奴隶贸易的规模还较小。以种植园经济发达的巴西为例,1549年就已经有非洲人在种植园劳作的记录,“16世纪进入这殖民地的黑人不会超过30000,在伯南布哥和巴伊亚各种植园劳动的仍然是为数众多的印第安人”。进入17世纪后,美洲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数量大为增加,非洲黑奴贸易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17世纪开始,西班牙正式允许奴隶作为劳动力出现。此后,西班牙美洲的黑人奴隶数量开始激增,从1595年至1640年,西班牙美洲年平均输入黑奴2880余人,到19世纪初,西班牙美洲年平均输入黑奴就增加到6600余人。1819世纪,非洲黑奴仍不断涌入美洲大陆。有学者认为,在这一阶段仅巴西一地就输入近200万非洲黑奴。在持续数个世纪的黑奴贸易中,大约有1000万黑人奴隶被运往美洲种植园。正是由于黑人奴隶的大量涌入,使得美洲的种植园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并最终形成以非洲提供劳动力、美洲提供原料,由欧洲完成商品化并返销美洲和非洲的三角贸易模式。

不可否认的是,黑奴贸易在本质上是残酷黑暗的殖民掠夺行为,但大量人力资源涌入美洲,还是从客观上实现劳动力资源的跨洲际转移,促进美洲地区的开发和全球贸易的发展。

(三)农业视角下的人员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世纪,美洲人口所从事的职业还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欧洲移民也多从事农业相关行业,如在殖民地发展初期,契约移民主要从事的就是种植园业。以美洲工商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美国为例,直到1870年前后,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仍然超过总劳动力人口的半数以上。(详见表2)农业成为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关键因素。



而在旧大陆内部,人员的互动与交流也受益于农业的发展变得频繁起来。在欧洲北部,19世纪前期,马铃薯种植业扩展到地处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开荒造田和人口增长”,继而使其过渡到城市化和工业化。在亚洲,农业发展带来的影响也同样显著。特别是在中国,美洲粮食作物因其高产、耐瘠耐旱等特点,使大量山区的开发利用成为可能。如清代大量流民涌入原本荒僻的川陕鄂三省交界的大巴山、秦岭一带种植玉米等作物,“近数十年,川广游民沓来纷至……租山垦地,播种包谷”。由此可见,农业的发展不仅为日益增多的人口提供食物来源,同时也成为偏远地区人员交流的基本物质动力。

三、以农为商:农业商品在新旧大陆之间的贸易与流通

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使新旧大陆的粮食作物充分交流传播,更推动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洲际商业贸易的发展。诸如烟草、甘蔗、茶叶等农业商品作物的贸易以及畜牧业的发展,共同支撑起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后的全球贸易体系。

(一)烟草

烟草原产于拉美地区,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作物和贸易商品。1518年,哥伦布第二次远航探险时烟草被随行的罗曼伯恩带回西班牙。至此,烟草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的种植与传播。1571年,烟草便传入亚洲的菲律宾。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烟草分多条路径传入中国。其中,“从菲律宾到漳、泉,再传到北方九边,这是烟草传入中国的第一条路线”。与此同时,烟草在北美、南亚、东南亚地区开始种植。由于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适合,在亚洲、北美等地种植烟草成为一种盈利颇丰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北美殖民地,英国政府在1625年开始征收烟草税。此后,欧洲地区出现来自北美殖民地的烟草——“马里兰烟”。美洲在与非洲、欧洲所进行的“三角贸易”中,烟草也成为重要的贸易物资。在16世纪中叶,葡萄牙在巴西进行殖民时,运往欧洲的商品货物就包括“糖、棉花和烟叶”。英国则在1585年之后,开始进口来自弗吉尼亚的烟草。并且,弗吉尼亚成为北美地区的烟草贸易中心。至此,大规模全球范围内的烟草经济网络正式建立。

烟草作为一种供人吸食的嗜好类经济作物,因其在传播之初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从而在欧洲范围内迅速掀起吸食烟草的风潮。在中国,烟草最早传播时也被认为具有一定的药效作用。如明代姚旅记载,“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辟瘴气”。然而,烟草吸食容易使人成瘾,并且吸烟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嗜好。清代康熙《漳州府志》就记载,“其烟令人醉,片时不食辄思……今各省皆尚之”。布罗代尔也曾说,“十六到十七世纪之间,烟草征服全球”。在1617世纪,烟草吸食风潮席卷全球,使得种植烟草能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加之美洲、亚洲等地适宜的水土气候条件,使得烟草作为一种农业经济作物得以在全球范围内种植、传播。

(二)甘蔗

甘蔗是全球重要的糖类作物,原产于新几内亚及其临近地带。15世纪时,甘蔗就已经广泛种植在亚洲的印度、中国南方和欧洲地中海沿岸等地区。由于产量的问题,蔗糖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欧洲地区是奢侈品的象征。直到18世纪,食糖对于欧洲普通民众而言仍然是奢侈品。而拉丁美洲高温多雨的气候特点非常适合甘蔗的种植。因此,进入16世纪,甘蔗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被引进美洲大陆。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墨西哥、秘鲁后,“甘蔗很快成为这两地常见的低地与深谷区作物”。葡萄牙殖民者则更进一步,在巴西境内建立起了从甘蔗种植到食糖制造一整条甘蔗加工生产线。在15801680年这一百年间,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食糖生产地和出口地。随后进入美洲进行殖民活动的英法等国也于17世纪时在小安的烈斯群岛种植甘蔗。伏尔泰在论及英国对美洲的殖民统治时,就曾提到:“他们在牙买加、巴巴多斯和其他几个海岛上种植甘蔗,不论是制糖或是同新西班牙贸易,都能赚大钱”。因此,由甘蔗加工而来的蔗糖迅速成为美洲与欧洲贸易的重要商品。直到19世纪晚期,欧洲国家开始使用甜菜制糖,以古巴为代表的美洲制糖业才逐渐失去欧洲市场。

同时,拉美地区大规模种植甘蔗,也大大促进了拉丁美洲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从洲际交往的层面上看,美洲地区生产的蔗糖成为“三角贸易”中的重要商品,“用非洲的奴隶交换美洲的蔗糖、烟草等热带作物”。从美洲内部的交流上看,由于甘蔗种植业挤占了当地大量原属粮食作物的耕地资源,巴西等地粮食作物产量不足以供给当地的人口,需要从其他区域输入粮食食品等。例如,巴西等地从事甘蔗种植的黑人奴隶除去食用稻米外,还需要进口北美纽芬兰桶装鳕鱼。需要注意的是,在151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对于美洲大陆的管理方式,仍停留在大种植园经济阶段,“殖民当局推行单一作物制,甘蔗、烟草、棉花、蓝靛、可可等成为殖民地的重要农产品”。由此,甘蔗种植和食糖贸易被人为地固化,成为这一时期美洲与欧洲、亚洲等地交往的主要商贸方式之一。

(三)茶叶

茶叶在世界贸易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亚欧大陆虽然早在汉代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建立了商业往来,但茶叶在欧亚大陆之间的直接贸易交流却是从1617世纪才开始的。16世纪时,欧洲作家Giambatlista Ramusiojiu就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及中国茶。万历三十五年(1607),荷兰船队在澳门装载绿茶回欧洲贩卖,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明确记载的欧洲与中国的茶叶贸易。1662年,嗜茶的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嫁给英王查理二世,在英国掀起了饮茶的风尚。在整个18世纪,欧洲为中国茶叶所征服。欧洲与中国的茶叶贸易额由1700年的9万磅,激增到1800年的4500万磅。茶叶成为1718世纪欧洲各国从中国购买的最为重要的商品,“一般都占这些国家进口货值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

美洲最初接触茶叶是在17世纪。17世纪中叶,茶叶由荷兰人传入其在北美地区的殖民地阿姆斯特丹,饮茶由此成为民众的风尚。此后,茶叶开始了在美洲地区的大规模传播。随后,波士顿成为了当时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贸易中心。168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办事处,此后中国茶对欧洲以及美洲地区的贸易逐渐为其所垄断,“茶叶成为东印度公司进口的第一位商品”。进入18世纪,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征收高额的茶叶税,引起了北美殖民地民众的强烈不满,激发出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并最终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茶叶贸易对美洲大陆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美国建国后,北美地区得以直接与中国建立起茶叶贸易。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带回3002担茶叶,价值66100两白银,占该船总货值的92%”。由此开启美国大量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时代。1828年茶叶占中国输美货物总额的45%1837年是65%1840年增长为81%。从1784年到1832年,中美茶叶贸易额增长幅度达到了40.5倍,“而同一时期中英的茶叶贸易额仅为三倍,早期对华茶叶贸易的一个大国荷兰则出现负增长”。中美贸易在1785年至1895年间,“茶叶一直是中国输美的第一大宗商品”。可以说,茶叶成为中国与美国贸易的最为关键的农业商品。

(四)其他农业商品

除去烟草、甘蔗和茶叶之外,仍有一批农业商品对新旧大陆之间商贸交流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美洲的畜牧业发展就为全球商业贸易提供新的资源。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后,新旧大陆之间的植物资源得到广泛的交流与传播。与此同时,大量的动物资源也随欧洲殖民者从旧大陆带到新大陆,给美洲地区带来深刻的社会经济影响。其中又以马、牛、羊等动物对美洲社会的影响为最大。

马匹最初由西班牙人引入到美洲。1493年,在哥伦布第二次航行达到美洲时,马匹就被带到了加勒比地区的圣多明各。由于美洲大陆缺少可供运输的大型畜力动物。所以,马匹成为欧洲人殖民美洲大陆的重要手段和资源。1531年新西班牙地区一年养马的数量不过200匹,到1550年代马匹资源就已经达到了上万的规模。大量马匹资源的存在,使得欧洲殖民者对于美洲大陆开发的速度明显加快。此外,不仅是欧洲殖民者充分利用马匹,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也充分认识到了马匹的重要性。不少印第安人部落学会了使用马匹狩猎、运输,生活方式从而变成游牧式的。

马匹的引进在美洲大获成功,旧大陆牛、羊等家畜的引进也十分顺利。南北美地区存在着大量的草原地带以供放牧,使得美洲地区牛羊的数量猛增。1555年,仅在墨西哥托卢卡山谷一地,牛的数量就达15万头。到1620年,新西班牙地区的牛的数量达128.8万头,绵羊和山羊的数量则达到了800万头。与马匹不同的是,牛、羊、猪等家畜的放牧饲养主要是为了获得其皮毛和肉食。牛皮可供制作铠甲和鞍具,牛油可用于制作蜡烛,牛肉可供食用。16世纪拉丁美洲兴起的采矿业雇佣大量的劳动力进行生产。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就以牛肉作为主要食物来源,这也是这一时期采矿业渐成规模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放牧牛羊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又推动了采矿业的持续发展,“牛皮和山羊皮导致了兴旺的出口贸易,提供了开采和运输矿石所需要的物品”。大量的牛皮则被运往欧洲贸易,如1587年,美洲地区除去留下自用的外,总共向西班牙输出了64350张牛皮。由此不难看出,旧大陆的家畜在新大陆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商业地位,而这也成为马、牛、羊等家畜类动物在这种跨洲际贸易互动交流中作用的绝佳体现。

此外,原产于南美洲的油料作物花生也在全球贸易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花生最早由南美洲的印第安人种植,欧洲殖民者到达美洲后,旋即将花生传往欧洲、非洲等地。16世纪初,花生便已经传往欧洲。在16世纪60年代,西非的塞内加尔等地区开始普遍种植花生。16世纪初,花生由东南沿海地区传入中国。进入19世纪后,在欧亚非地区,花生在供人们食用的同时,亦迅速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和出口商品。特别是在中国,花生成为了山东沿海等地重要的经济作物。如民国《重修莒志》就曾记载,花生“易生多获,近为出口大宗”。

除花生之外,仍有一大批农业经济作物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可可、美洲棉以及向日葵等作物。这些农业作物或多或少、或前或后进入到全球食物交流和商业贸易的轨道上。在工业品和制造业产品尚未成为世界贸易的主流时,这些农业资源连同烟草、甘蔗、茶叶等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商品货物。由此,新旧大陆的农业经济作物共同构建起了前工业化时代的全球贸易体系。

四、农业资本:前工业化时代的资本积累

15世纪开启了人类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也开启了世界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期。以农业商品为主体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经在新旧大陆之间建立起来,农业商业贸易成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所在。有学者认为,“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涌现的前奏”。而农业资源正是这一时期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和手段,也就成为前工业化时代最为重要的资本积累形式。

(一)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

首先,农业的发展为资本的积累和全球商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玉米、甘薯等作物的广泛种植与传播极大缓解了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粮食短缺压力。并且,玉米之类的美洲粮食作物大多具有耐瘠、耐旱、单位产量高等特点。这从而使小麦、水稻等传统粮食作物的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为城市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1718世纪欧洲部分地区就出现“农民食用玉米,出售小麦”的现象。不仅如此,在工业革命推行的18世纪到19世纪,欧洲出现粮食紧缺的情况下,美洲便成为欧洲的粮食供应地之一。例如,17世纪小麦在英属殖民地种植成功,“波士顿船队把小麦和面包运往盛产食糖的安的列斯群岛,后来甚至运到欧洲和地中海”。

在美洲地区,农业对于商业的发展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17世纪农业一直是带来商业利润并且给其他行业提供生计”。玉米、甘薯等低廉的粮食价格使甘蔗种植园和制糖作坊所雇佣的人力成本较少,甘蔗加工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十分惊人。以南美为例,“巴西的种植园产业积累率在16世纪末非常之高,足以产生每两年使其生产能力增加一倍的资本”。畜牧业在美洲地区的大规模发展,既推动了农业的多样化发展,也提高了当地工商业的生产效率。有学者就认为,农业、畜牧业与传统蔗糖加工业的结合是美洲农业走向商业化的关键因素,“对农民发展以商业目的为指导的的生产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以巴西为例,制糖业每个制糖作坊都需要30头到60头牛,作为运输工具和制糖动力。因而巴西的畜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到18世纪初,巴西东北部饲养牛群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30万头,“由它们提供制糖和烟草业以及沿海城市之所需”。

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洲地区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美洲地区加入全球贸易的主要商品仍然是农业商品。以美国为例,直到20世纪初,美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出口大国,代表工业革命产物的钢铁、煤炭等物资的出口贸易额度虽有快速提高的趋势,但棉花、小麦等农业商品仍占据出口贸易的主要份额。



(二)农业对工业化的影响

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也是工业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初步发展的时代。在这一阶段,农业资源对工商业的资本配置作用十分显著。一切商业贸易的发展,均离不开全球范围的农业交流传播。工业对于农业的依赖程度,也同样显著。以当时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英国为例,工业的发展使非农业人口持续增长,“随着英国粮食赤字不断增长,它最终变得严重依赖新大陆,并在较小的程度上依赖俄国和大洋洲”。美洲传入欧洲的粮食作物很好地弥补了粮食短缺所带来的危机。如马铃薯就给欧洲工业的发展带来显著影响,“马铃薯还在使用少量土地的情况下为城市人口提供了一种廉价的食物,从而对工业革命的经济基础的形成有帮助”。同时,美洲高产粮食作物的种植使得农民谷物种植的利润率降低,“弥补较低的谷物价格的另一种方法是提高工业用作物的种植量,这类作物主要包括亚麻、大麻、啤酒花、油料作物、菘蓝、茜草、淡黄樨草和番红花等”。而原来被当作穷人主食的马铃薯,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被用做动物饲料或工业原材料”。

此外,农业先于工业完成在世界各大洲的生产布局,成为工业化社会到来的先导因素。17世纪美国南部开始大规模种植靛青供应英国市场,“美国人在稳步发展的英国纺织业中取得了一个有保证的市场”。随后,美国地区又持续为欧洲特别是英国供应棉花。据部分学者统计,美国棉花产量有明确数据统计的时间是1790年,到1802年就有明确原棉出口的记录。来自美洲的棉花为英国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促进了纺织工业的持续发展,“在整个17世纪中,从中世纪就开始的呢绒制造业仍是英国的主要工业和最宝贵的输出品来源”。18世纪末,美国开始持续向欧洲供应棉花以保证英国等地棉纺织业的发展。这种棉花贸易一直在快速发展,“到1860年,欧洲人购买了美国全部出口品的75%,主要是棉花”。进入19世纪后,亚洲的生丝也成为欧美地区纺织工业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地。鸦片战争后,中国结束了严格限制对外生丝贸易的时期,开始大规模出口生丝。从1843年到1908年,“中国生丝出口量在国际市场上一直居于首位”。日本也在19世纪时向欧洲和美洲供应生丝,并逐渐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生丝的主要出口国。1909年,“日本已凌驾中国而成为世界主要的生丝出口商”。由此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农业商品的全球贸易对于工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三)农业与白银资本

农业商品贸易推动了美洲贵金属采矿业的快速发展,为白银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转移创造了条件。西班牙人在最初对美洲大陆的殖民扩展时,发现美洲的白银资源矿藏,但当时的欧洲社会对黄金的渴望远远超过对于白银的追求。因此,在殖民初期,虽然西班牙人发现了大量的白银矿藏,“并非所有这些矿场都欣欣向荣或起初就大量开采”。然而,这一时期正是欧洲对亚洲丝绸、茶叶、香料等农业商品大量进口消费的阶段。在美洲、欧洲与亚洲等地的贸易交流中,欧洲和美洲必须依靠白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才能换取来自东方的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在美洲尚未大量开采白银供欧洲与东方的贸易时,欧洲商人曾出现因为没有白银而无法购买东方商品的局面,“香料及其他亚洲货物只能用白银换取”。16世纪以后,中国运往海外的丝绸、茶叶等商品都是以白银作为交换对象,“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银矿后才能够加入到这个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中”。在明清时期,西班牙为了保护本土纺织业的发展,曾一度限制美洲对菲律宾的白银输入量,但西属美洲为了获取购买中国出产的丝织品,对与中国的白银走私贸易屡禁不止,白银仍大量流往中国。所以,用白银换取欧洲、美洲需要的商品,成为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大陆开采银矿资源的巨大经济动力。同时,随着使用水银提纯白银工艺的发明和使用,美洲白银产量也出现了飞跃式的增长。以秘鲁和查尔斯两地的白银产量为例,在16世纪30年代时,秘鲁等地的白银产量最高峰不过是1016百万马拉维迪单位;而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时,白银产量就达到了空前的14024百万马拉维迪单位。

有学者认为,美洲地区在1545年到1800年,总共出产了13.3万吨白银,其中约10万吨白银流入欧洲和亚洲地区。亦有部分学者估算,1493年至1800年间,全世界85%的白银和70%的黄金出自美洲,而其中一半的白银最终流入出产茶叶丝绸等农业商品的中国。总而言之,无论出于何种数据统计和分析,全球范围内如此大规模的白银资本的流动,其基本原因仍是建立在全球农业交流与发展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洲际农业商品的贸易促成美洲白银的持续开采,而遍及全球范围的农业商品贸易又使得白银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通。

五、结语

由上所述可知,全球化进程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6世纪就已经开始。地理大发现使得人类文明开始全球化意义上的交流与互动。美洲、大洋洲地区则相继加入到以欧亚非地区主导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中。而在这场全球化的交流中,农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先导作用。对于欧亚非地区而言,“美洲对旧世界作出的真正正面贡献,是它的植物大军”。原产美洲的玉米、甘薯、马铃薯等粮食作物在欧亚非地区广泛种植传播,极大缓解了世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粮食压力。同样,欧亚非地区对于美洲和大洋洲的影响也十分显著。美洲生产的小麦、烟草、蔗糖等农业商品大量销往欧洲与亚洲等地,也推动了全球贸易的繁荣与发展。而大洋洲也成为了世界农业交流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现今是诸如羊毛、羊肉、牛肉和小麦之类初级产品的世界主要输出者,而所有这些农牧产品都来源于外界移入的物种”。

可以认为在18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爆发前,世界范围内农业的发展先于工业完成了在世界各大洲的生产布局。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在论及美国历史边疆时,就曾指出美国在不同时期的历史边疆不同,在同一时期中,工业、商业、农业则各有其边疆。并且,美国部分地区在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工业取代农业的过程,“现在是一个工业的州在十多年以前不过是一个精耕农业的地区”。实际上特纳的边疆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同样适用。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过程即是农业的边疆先于工业的边疆扩展到世界各地的过程。正是农业因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传播,才最终促成了之后工业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最终到来。因此,在工业社会到来前,农业因素是维持并推动全球交流与发展的最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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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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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atrick Kari OBrien,“The ReconstructionRehabilitation and Reconfiguration of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s a Conjuncture in Global History”,ItinerarioVol.24No.3-42000),pp.11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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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施康强译:《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资本主义》第1卷,三联书店,1993年,第118页。

[9]张箭:《新大陆农作物的传播与意义》,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10][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11][美]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著,郑明萱译:《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与文化冲击》,第104页。

[12][英]E.E.里奇著,王春法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49页。

[13]张箭:《新大陆农作物的传播与意义》,第15页。

[14][墨西哥]阿图洛·阿尔曼著,谷晓静译:《玉米与资本主义——一个实现了全球霸权的植物杂种的故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0页。

[15]Chiappelli F,Allen J BBerson R L.The First Images of AmericaVol.2Berkele.1976p.854.

[16][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施康强译:《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资本主义》第1卷,第196页。

[17][美]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著,郑明萱译:《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与文化冲击》,第109页。

[18][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华书局,1956年,第112页。

[19]王思明:《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年,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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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道光《石泉县志》卷4《事宜附录》,《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56册,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40页。

[22][美]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著,郑明萱译:《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与文化冲击》,第113-114页。

[23]张箭:《新大陆农作物的传播与意义》,第50页。

[24]陈宗德等编:《非洲各国农业概况(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97页。

[2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224页。

[26][墨西哥]阿图洛·阿尔曼著,谷晓静译:《玉米与资本主义——一个实现了全球霸权的植物杂种的故事》,第66页。

[27]郭爱民:《英国农业革命及其对工业化的影响》,《中国农史》2005年第1期。

[28]王思明:《美洲原产作物的引种栽培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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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英]莱斯特·贝塞尔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1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第197页。

[31]张兰星:《旧大陆小麦在新大陆的栽种与传播》,《中国农史》2016年第3期。

[32][日]星川清亲著,段德传等译:《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81页。

[33][美]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著,郑明萱译:《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与文化冲击》,第42页。

[34][英]莱斯特·贝塞尔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1卷,第416页。

[35]张兰星:《稻米在北美大陆的栽培与传播》,《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36][日]星川清亲著,段德传等译:《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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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张兰星:《稻米在北美大陆的栽培与传播》,《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39][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施康强译:《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资本主义》第1卷,第200页。

[40][美]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著,郑明萱译:《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与文化冲击》,第42页。

[41]张兰星:《稻米在北美大陆的栽培与传播》,《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42][英]莱斯特·贝塞尔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2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第160页。

[43]William W,Dunmire. Gardens of New SpainHow Mediterranean plants and foods changed America”,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Dallas.2004p.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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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英]莱斯特·贝塞尔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2卷,第16页。

[50][英]莱斯特·贝塞尔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2卷,第48页。

[51]Christopher Tomlins. Reconsidering Indentured Servitude: European Migration and the Early American Labor Force1600-1775Labor HistoryVol.42No.12001),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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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墨西哥]阿图洛·阿尔曼著,谷晓静译:《玉米与资本主义——一个实现了全球霸权的植物杂种的故事》,第64页。

[54][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495页。

[55][墨西哥]阿图洛·阿尔曼著,谷晓静译:《玉米与资本主义——一个实现了全球霸权的植物杂种的故事》,第57页。

[56][英]莱斯特·贝塞尔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2卷,第52-53页。

[57[墨西哥]阿图洛·阿尔曼著,谷晓静译:《玉米与资本主义——一个实现了全球霸权的植物杂种的故事》,第60页。

[58[英]莱斯特·贝塞尔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2卷,第363-365页。

[59[英]莱斯特·贝塞尔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2卷,第54页。

[60][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497页。

[61]梁茂信:《英属北美殖民地契约移民性质新论》,《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62][英]H.J.哈巴库克、M.M.波斯坦著,王春法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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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日]星川清亲著,段德传等译:《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第147页。

[65][日]星川清亲著,段德传等译:《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第147页。

[66]王思明:《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年,第196页。

[67][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施康强译:《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资本主义》第1卷,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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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施康强译:《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资本主义》第1卷,第307页。

[76][日]星川清亲著,段德传等译:《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第156页。

[77][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施康强译:《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资本主义》第1卷,第263页。

[78][美]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著,郑明萱译:《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与文化冲击》,第42页。

[79][英]莱斯特·贝塞尔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2卷,第425页。

[80][美]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著,郑明萱译:《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与文化冲击》,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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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英]E.E.里奇、C.H.威尔逊著,高德步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3-74页。

[120][英]H.J.哈巴库克、M.M.波斯坦著,王春法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99页。

[121][美]施莱贝克尔,高田等译:《美国农业史(1607-1972)——我们是怎样兴旺起来的》,第42页。

[122][英]B.R.米切尔著,贺力平译:《帕尔格雷夫世界统计:美洲卷(1750-1993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13页。

[12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177页。

[124][美]施莱贝克尔,高田等译:《美国农业史(1607-1972)——我们是怎样兴旺起来的》,第81页。

[125]陈万明、王希贤:《中国近代生丝出口贸易兴衰探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126][美]L.M.李著,屠宴清译:《近代中国蚕丝业的出口贸易》,《上海经济研究》1982年第1期。

[127][英]莱斯特·贝塞尔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2卷,第462-463页。

[128][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施康强译:《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2卷,第221页。

[129][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93页。

[130]王涛:《明至清中期中国与西属美洲丝银贸易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2期。

[131][英]莱斯特·贝塞尔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2卷,第143-144页。

[132]薛国忠:《世界白银与中国经济——16-18世纪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33][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202-207页。

[134][美]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著,郑明萱译:《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第124页。

[13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218页。

[136][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引自《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