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比较视域下埃及农业合作社的百年嬗变(1910—2011年)

作者:刘志华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世界农业》2018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8-12-01  浏览次数: 239

【摘 要】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法研究发现,在七月革命前,埃及农业合作社由村民自发成立,仅发放短期信贷,不受政府操纵,对农业领域影响甚微。纳赛尔在土改中建立合作社,通过派驻官员来操纵合作社事务;合作社具有强制设立、职能广泛和政府主导的特点,成为农业生产的核心。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对合作社的控制松弛,合作社职能收缩,农业生产趋向自由化。总之,七月革命前后埃及合作社的土地制度与主要职能,与同期中国的初级社和高级社,以及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的合作社,既有共性也有差异。

【关键词】中东;中国;农业史;农业合作社


埃及农业合作社始建于1910年,到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时历经百年演变[1]。本文拟从埃及农业合作社百年演进的3个阶段入手,着力探讨纳赛尔政权土改前后合作社的特点,简要概括纳赛尔时代与毛泽东时代合作社的异同。

119101952年埃及的农业合作社

1.1农业合作社的私人创建(19101922年)

19世纪末至1922年英国占领时期,是埃及农业合作社的创建阶段。1898年埃及王子凯米勒建立首个农业协会,旨在改善生产条件并举办产品展览。王子的行动引起国民的效法。1910年鲁提夫在王子帮助下建立首家合作社,试图提供生产性贷款,购买并以合理价销售农资,促进产品销售,并向社员提供社会服务。同年,鲁提夫建立合作社金融公司,向农业合作社提供贷款,年利率6%~7%[2]。到1911年埃及已建17家合作社[3]。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出现更多合作社。1920年埃及银行成立,向合作社提供贷款[2]

1.2规范合作社的政府立法(19231952年)

1923年埃及经济出现动荡,小农生活困苦,合作社的避险优势显现出来。192327号法的出台,标志着政府开始支持合作社。满10位农民可成立合作社,社员选举代表组成管理机构“监督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在农业部下设合作社署,统筹合作社事务。此后合作化迅速发展,到1925年合作社达135个。但此时加入合作社的门槛较高,贫农很难参与[4]192935号法规定,政府设“农业储备金”,向个人与合作社的贷款利率分别为5%4%[2]。同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埃及棉花出口受阻,大量小农负债增加,亟须获得贷款。在此情况下,1931年农业信贷银行建立并向合作社和小农发放贷款和生产资料;小农原指占地不足50费丹(1费丹=0.42hm2)的村民,后来竟指占地不足200费丹的村民;依据193050号法规定,农业信贷银行向个人与合作社的贷款利率分别为7%5%;农业信贷银行1/5以上业务通过合作社进行[5]

1939年埃及社会事务部成立,指定“特别委员会”管理合作社事务,在本部下设“合作社办事机构”,监督合作社的职责从农业部转归社会事务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开始通过合作社分配生产资料。尽管此时村民依然出于自愿原则加入合作社,但194458号法试图强化政府对合作社事务的监督:允许议员和参与合作社的私人担任特别委员会委员;在各省设咨询委员会,作为合作社与社会事务部的中介;合作社在各类贸易中免交印花税和增值税;禁止外国人入社;鼓励合作社向社员贷款,并将农业信贷银行改成“农业合作社银行”;允许合作社组织,监督所属合作社的工作;合作社须在社会事务部注册,社会事务部指示效力高于合作社指导委员会效力,合作社账目须由政府官员过目;社员可分期偿付资本份额;合作社在与非社员的贸易中应将所得利润的一部分用于提供社会服务[6]。合作社的自发色彩和松散倾向开始淡化,政府影响和强制倾向随之增强。到1949年合作社银行改成合作信贷银行,资金增额高达200万美元,增额由政府和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委员平等注资。该行发放的低息贷款,成为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刺激因素。到1952年,合作社增至2103个,社员近75[4]。另据埃及公共动员与统计中央署数据,在1952年,合作社共1727个,社员计50[7]。数据虽有出入,但增幅的确明显。

1.3革命之前合作社的弊端(19101952年)

1952年七月革命前,合作社主要负责发放短期生产信贷,很少提供非生产性贷款与长期生产信贷;同时小农生活贫困,再生产能力差,亟须非生产性贷款与长期生产信贷。于是乡村高利贷大行其道,广大小农备受刻剥。埃及农村盛行的欢度节庆和迎宾仪式习俗,使个体农民力不能支捉襟见肘,造成的债务负担常伴农民左右。由于合作社不能提供消费贷款,小农总是硬着头皮求助高利贷者,后者往往利用贷款大肆压榨[8]

总之,1910年埃及出现农业合作社,192327号法规定其成立条件与管理机构,自下而上的私人创建与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促使合作社普遍建立。194458号法颁布后,合作社的官方色彩与依附倾向初露端倪。

219521970年纳赛尔时代的农业合作社

2.1纳赛尔时代合作社的广泛建立

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发动七月革命,控制埃及。同年9月,政府出台178号法即土改法[9]。该法第二章“农业合作社”重申194458号法有效,规定获地小农和占地不足5费丹的农民须加入政府新建的合作社,合作社事务由社会事务部部长委任官员进行监督。起初,政府强制建立的合作社仅限于土改地区,称土改合作社,覆盖面小。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土改合作社才在全国推行。1961年政府建立“农业合作社共同体”,强化对合作社的控制[8]1962年政府向土地和牲畜所有者发放“农业持有卡”,由合作社记录所有者信息与交易情况[2]。到1965年共有575个土改合作社,共29万社员;常规合作社在1965年达3120个,社员达237[10]19661970年,两类合作社从4879个增加至5013个,社员从240万人增加至310万人[7]。到1970年纳赛尔去世时,无论土改合作社抑或常规合作社,均受到政府的严密控制,其主要职能并无明显差异。

2.2纳赛尔时代合作社的主要职能

1952年178号法规定,合作社职能广泛,主要包括:向社员提供各种形式的农业贷款,提供种子、化肥、家畜、农机等生产资料和储运设施,组织社员灭虫、垦荒、挑选收获物,以及修建灌溉和排水渠道,代替社员销售农产品并从出售所得的钱款中扣除赎买土地的费用、土地税、农业贷款和其他债务,以及提供其他农业服务和社会服务。农业合作社职能广泛,有助于克服小农经济分散弱小等内在缺陷。不过,合作社受到纳赛尔政权的强力控制和严密监督。

以农业贷款为例。纳赛尔时代,合作社成为政府向小农提供低息贷款的中介。1952年土改法规定,合作社可“接受各种形式的农业借款”。1953年农业合作信贷银行允许土地所有者以收成作为贷款抵押(此前只能以土地作为抵押),将贷款利率降至4.5%1957年,依据1956317号法和19561961年五年计划,农业合作信贷银行断绝与个人的业务往来,仅向合作社提供贷款,合作社成为农业贷款的唯一来源。1962年政府重申,农业合作信贷银行断绝与个人的业务往来,仅向合作社提供货币和实物信贷。1964年农业合作信贷银行改成农业合作信贷组织,在农业部监督下负责规划和实施信贷业务以及产品销售[2]。然而政府通过合作社向小农提供的贷款弊端明显,如贷款总额少、短期贷款多、贷款偏向地主、欠款现象严重[1]

2.3纳赛尔时代合作社的管理问题

依据1952178号法第20条规定,纳赛尔政权通过派驻合作社的官员来操纵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合作社指导委员会”,进而控制合作社各项事务。合作社指导委员会权力很小,实权操在政府手中。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指导委员会书记每年仅召集两次全体会议并做会议记录;指导委员会财务员须与驻合作社官员一起在现金传票上署名[11]

然而合作社在强化政府控制之时,也在滋生腐败。合作社指导委员会诸多委员利用职权,安插亲信,挪用资金。以曼努非亚省为例。某村合作社事务被某官员操纵,他在合作社安插5名亲属,其中3人为监工、1人为技工、1人为会计。在另一村庄,指导委员会某委员挪用1570美元用以经商。1968年,约300名指导委员会委员因“滥用职权和挪用物资在黑市出卖”被农业部解职[4]

为遏制合作社指导委员会的腐败现象,纳赛尔政府求助于合作社内人数最多的小农。1962年政府规定,“农民”系占地不超过25费丹的村民;占地不足5费丹的农民在合作社指导委员会中须占4/5[10]19698月政府颁布51号法,继续强化政府对合作社事务的控制,同时遏制合作社的腐败现象。该法规定:“农民”指占地不足10费丹的村民,在指导委员会中应占4/5;指导委员会委员须完全偿付银行贷款与欠合作社的债务,不得在合作社经商,不得经营与合作社利益相悖的企业,不得与市长、保安和警察机关的领导及其直属人员等行政人员交往甚密,不得受雇于行政机关、监察机构、金融机构以及为合作社提供农资的机构,不得涉足与合作社签有合同的销售和租赁等机构,不得与合作社签署协议;四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或者同一家庭成员不得同时任职于同一指导委员会;为减少腐败,政府将向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委员支付薪金,薪金总额不超过每财年结余的1/10。但是,这部法律并未得到执行[4]

319702011年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的农业合作社

3.1萨达特时代农业合作社的迅速衰落(19701981年)

1970年,萨达特执政。在70年代初,温和派和激进派曾就如何评价农业合作社展开激烈辩论。两派均承认合作社存在政治腐败等诸多问题,但双方在问题起因和解决方法上分歧明显。激进派认为,上述问题的存在是由于政府政策不够激进,故主张进一步向左转。温和派则认为,合作社仅给农村带来官僚主义和政治强制,如众多会议、冗长文件、无用印章等,却削弱价值规律的作用,从而迟滞农业发展;政府此前的政策过于激进,故须放松对合作社的控制。双方斗争以温和派的胜出宣告结束[4]

1971年埃及宪法规定:“国家将根据现代科学方法努力巩固农业合作社”[12]。但法律条文与客观现实并不吻合。1974年萨达特在“十月文件”中强调埃及经济包括公共、私人与合作社3个部门,但他对合作社并不在意。他用冗长和细致的语言讨论第一个部门,用详尽和乐观的语调表示对第二个部门的憧憬,却只用一个短句概括他对第三个部门的看法:“农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也需要强有力的推动,以便适应发展需要。”接着断言:“解决日益增长的数千万人的吃饭问题,主要希望在于埃及出口工业品并换取所需粮食的能力[7]。”1980122号法取消埃及农业合作社的贷款职能[2]。同时,政府决定由国家开发与农业信贷银行向农业企业提供新型农业贷款即“投资贷款”。萨达特对合作社不屑一顾,特别是取消其农业信贷功能,导致合作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骤然降低。

3.2穆巴拉克时代农业合作社的名存实亡(19812011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埃及国家开发与农业信贷银行取代农业合作社,成为农业信贷的主要来源,年贷款利率低于市场上的贷款利率,根据农户的占地面积决定是否发放贷款、发放金额和偿还期限。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开发与农业信贷银行的农业贷款多被地主垄断,而多数小农难以获得低息贷款,被迫接受高利贷剥削。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穆巴拉克政权开始进行农业改革;到90年代初农业改革进入高潮。穆巴拉克时代农业改革的核心在于减少政府干预,扩大市场力量;两大主题分别是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贷款的供销市场化,以及促进高附加值低热量的食品特别是园艺产品向欧盟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出口。美国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推动上述改革的主要外部力量。为了削弱埃及国家开发与农业信贷银行的作用,19861996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共耗资2.89亿美元,帮助埃及实施“农业生产和信贷工程”,主要强调市场机制在提供农资、提供农业信贷和农产品价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1996年之后,“农业生产和信贷工程”被“农业政策和改革规划”所取代,该规划耗资从1999年的7.75亿美元降至2009年的4.10亿美元,主要强调发展美国式的资本密集型农业,进而扩大园艺产品等农产品的出口量[13]。到2011年年初穆巴拉克下台之时,农业合作社已名存实亡。

3.3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政府对农业合作社的控制松弛(19702011年)

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伴随着农业合作社职能的收缩,政府对合作社的控制出现松弛。

1)政府派驻合作社的众多官员无所事事。当时埃及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增长过快,私有经济发展缓慢,加之政府包办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导致官僚机构人浮于事;政府派驻农业合作社的官员也人满为患,甚至连办公室和办公桌都供应不足,因此,这些公务人员百无聊赖,只能签名填表喝茶看报,偶尔在村里走走,经常在上班时间擅离职守。例如政府派驻上埃及某合作社的官员沙米尔仅负责填表和签名。沙米尔曾抱怨道:“表格,表格,表格——那是政府想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全部东西。但这些表格全是虚词。看这里所列的穆特合作社棉花产量,高得令人难以置信。”[14]

2)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名存实亡。以上埃及某合作社为例。当地指导委员会很少改选,且未能监督合作社官员。这是由于,仅能签名的文盲小农是指导委员会的主要委员,而他们忙于农活、无暇参加指导委员会的讨论。穆特合作社某官员说:“现在这里的合作社指导委员会仅是我们行动的橡皮图章。委员们会在我们提交的所有文件上签名。瓦利德(委员会主席)才是唯一对我们的行动发表异议的委员,那是因为他有文化而且总待在这里[14]。”

3)以上两种情形导致政府对社员的控制力度迅速下降。占地不足的小农缺乏足够就业机会和贷款,但政府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因此,农民转而求助民间,对政府和政党逐渐丧失兴趣,也不再听命于合作社指导委员会与合作社官员。下埃及兹伊尔镇某贫农说:“我们贫农管他什么政治和政党呢?只要我们有足够工作和食物,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上埃及戴伯拉赫镇只有5%村民知晓执政党民族民主党,其他小农居然认为这是该村一处体育设施或医疗机构。某小农对合作社公务人员的回答最能说明问题:“(清淤)关你什么事?我可以随心所欲[14]。”

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农业生产自由化与乡村秩序民主化成为大势所趋。

4、余论

4.1横向观察:纳赛尔时代与毛泽东时代两国农业合作社的异同

农业合作化是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中国乡村的普遍现象,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内容。毛泽东主要依据共同劳动的程度高低和土地制度的属性不同,将农业合作化分成初级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从低到高的几个阶段,鼓励村民共同劳动并实现土地公有。1953324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时加写和修改:“初级互助组的组员,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完全私有的,但也带了共同劳动的性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常年互助组则使这种萌芽进一步生长起来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样保留农民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它保存着私有的性质”,但“就其在农民以土地入股后得以统一使用土地……共同劳动……条件来说,它就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326日《人民日报》刊出这份决议。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则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1015日毛泽东指出:“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级的,土地入股;有高级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1031日毛泽东写道:互助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初级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高级社有“完全社会主义性质”“就是集体农场”;“互助组比单干强,合作社比互助组强,走一步就能使生产发展一步,生活提高一步。”114日毛泽东再次指出:“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15]。”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基本完成,多数乡村建立高级社,农村土地所有制从个体所有变为集体所有。

土改是20世纪中期中东国家的普遍现象,合作社的设立是上述国家土改期间的共同举措。19521970年纳赛尔时代的埃及,19581961年埃叙合并期间的叙利亚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北区”,19581963年噶西姆统治下的伊拉克,19621971年巴列维国王君临时期的伊朗,都曾发动土改并强制设立农业合作社,其土地制度和主要职能基本相同。1952年七月革命后埃及的农业合作社,就其主要职能和土地制度而言,类似中国乡村出现的互助组与初级社,却与高级社迥异。

4.2纵向比较:1952年七月革命前后埃及农业合作社的异同

一方面,与1952年七月革命前的合作社相比,七月革命后埃及的合作社同样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1959722日纳赛尔在埃及“革命节”前夕的演讲中指出,土改合作社延续土地等财产的私人占有制:“所有制还是个人的”[16]1962522日公布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全国行动宪章”草案》强调,合作社旨在巩固小农土地私有制:“农业问题的正确解决办法……是要求保留土地私有制,并且通过给大多数雇农占有土地的权利来扩大这种所有制。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通过农业合作化来巩固这种所有制[17]。”1962530日纳赛尔在全国人民力量代表大会上发言:“我们相信在合作社范围内的土地私人所有制[16]。”

另一方面,七月革命前后,埃及的农业合作社均负责向社员提供贷款和生产资料,并帮助社员销售农产品。1959722日纳赛尔在埃及“革命节”前夕的演讲中指出,政府建立合作社的必要性在于克服小农经济力量弱小的缺陷:“未来需要我们依靠一种比现有的不稳定的小农经济或小私有经济更为稳固的经济。自然我们要用建立合作社来解决这个问题。”“合作社可以进行共同耕作,搞一部拖拉机,搞一部犁地机,大家合起来干,合起来抵御天灾。”所以“农业则是建立在强大基础上的一种合作化农业”[16]。合作社进而成为纳赛尔时代乡村农业领域的核心机构。

但是,1952年七月革命前后埃及的农业合作社存在诸多差异。首先是社员是否自愿加入。七月革命前,小农依据自愿原则进退合作社;七月革命后,获地小农与占地不足5费丹的小农必须加入合作社。其次,社员的地权是否受到权力的强力制约。七月革命前,合作社的土地所有者对土地及农产品拥有充分的经营权、转让权和用益权,因而拥有完整地权;七月革命后,获地农民无法任意继承和转让地产,不能从地产中获取应得收益,没有生产和销售自主权,因此他们的地权残缺不全;表现在贷款担保方面,革命前的社员多以土地作为贷款担保,但革命后的社员只能以农产品作为贷款抵押。第三,合作社事务管理权究竟受制于政府派驻的官员,还是掌握在社员之手。第四,两个时期的合作社性质不同。七月革命前的合作社属于村民自发建立的独立组织,主要提供贷款、生产资料和促进产品销售;政府借助立法手段来规范合作社事务,很少干预合作社的生产过程以及产品供销,与社员没有直接经济往来。七月革命后特别是纳赛尔时代,合作社是政府强行建立的依附政府的严密组织,不仅负责提供贷款、生产资料和促进产品销售,而且小土地所有者通过合作社而与政府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合作社不仅具有明确的经济职能,而且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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