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中的家与社会:一个苗族家庭的迁徙史研究

作者:温士贤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8期  发布时间:2018-11-27  浏览次数: 324

【摘 要】人口迁徙伴随着家与社会的流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民群体会走向混乱与无序。相反,移民群体会努力维持使家庭生活回归正轨,并根据需要重新建构自身的社会网络。论文以一个具有多次迁徙经历的苗族家庭为案例,分析苗族移民如何在迁徙流动中建构自己的家庭和社会。作者认为借助家族组织和姻亲网络两大亲属体系,离散的苗族移民群体被整合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共同体。

【关键词】苗族;迁徙;亲属网络;社会结合


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它承载着组织生产、生育抚育、情感交流等诸多社会功能。在稳定的社会状态下,家庭是一个根植地方、充满温情且具有高度稳定性的社会组织。然而,在人口频繁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体赖以依存的家庭也处于流动之中,家庭地点与家庭结构的频繁转换已成为一种常态。在某种意义上说,家已不再是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一系列的社会网络,是不固定和流动的概念。[1]

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通过对家庭史的研究提出家庭策略这一分析概念。家庭策略通常被描述为一种发展策略,即家庭成员为实现或维持家庭良性运行所做出的努力。[2]这一概念强调,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家庭并非处于完全被动和无所作为的地位,而是在生存实践中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家庭策略的研究视角,改变了将家庭作为社会变迁附属品的研究路径,使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家庭在社会变迁面前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移民群体能否维持家庭生活的良性运转,并在迁徙流动中重新建构自身的社会网络,对其生存发展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

在民族学的话语表述中,苗族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山地迁徙民族。法国传教士萨维纳将苗族描述为一个“伟大的、永不歇脚的漫游者。他们总是在迁徙的路上。”[3]迁徙成为苗族人摆脱生存困境和谋求生存的一条重要途径。在频繁的迁徙活动中,苗族成为分布广泛的世界性民族,并由此发展出离散性的家庭形态和社会形态。然而,离散在世界各地的苗族群体并未走向原子化的生存状态,他们彼此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社会联系和较强的民族认同感。[4]

2013年8月以来,笔者对定居于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程村镇红光村的一个苗族移民社区进行了追踪调查。目前,该移民社区共有22户,150余人,其原籍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文山州)广南县。移民社区中的杨永贵,是多次迁徙活动的组织者。与一般苗族群众不同,杨永贵经历丰富,其生命历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近40年的时间里,杨永贵带领家庭成员及同乡亲友经历了三次长距离的迁徙。本研究从家庭史的视角出发,对杨永贵家庭的迁徙历史进行梳理,从中洞察苗族社会的家庭运作及社会结合机制。

二、生存压力下的家庭迁徙

杨永贵,1947年生,原籍为文山州广南县珠林镇西基德村马桑树组。其所在村落仅有1057人,其中绝大部分为杨氏家族成员。杨永贵为家中长子,下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云南山区的基础教育较为落后,杨永贵读完小学便回家务农。他在15岁那年,开始担任村大队的会计。在20岁时,杨永贵结婚生子,完成了一个苗族男子的成年礼。1969年,杨永贵参军入伍,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生中最值得回忆和炫耀的地方。杨永贵在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以团长身份赴泰国作战。1973年,杨永贵从部队退伍,地方政府安排他到文山州砚山县政府部门工作。此时,他本有机会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名地方干部,实现人生的重大转变。但当时其父亲刚刚去世,为了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杨永贵放弃了这一工作机会,最终选择了回家务农以便照顾家庭。回到村里后,杨永贵任村支书兼民兵营长。文山州为石漠化山区,土地资源非常有限。他所在的村落,水田不足10亩,旱地不足50亩,每年粮食产量难以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在几经努力之后,杨永贵发现无力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便开始尝试向外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一)西南山地中游耕迁徙

1980年夏,杨永贵带领几个年轻人到滇桂黔三省交界处的深山中狩猎。途经广西西林县古障镇境内,他们发现当地人口稀少,大量土地无人耕种,便打算迁徙此地定居。杨永贵等人找到当地村干部协商来此地定居事宜。当时,这一区域野猪活动猖獗,村民所种作物多被野猪践踏。当地村干部见他们善长狩猎,便同意他们迁来定居,其职责是狩猎野猪以保障当地作物安全。当地村干部给他们划拨了土地,并承诺将他们的户口也迁入本村。

在迁徙西林县定居之前,每家派出一两个青壮劳动力前往定居点修建房屋。当时条件有限,几户迁徙家庭就地取材,修建了简易的茅草屋。房屋建好后,他们即处理家产做好迁徙异乡的准备。1981年初,杨永贵率领17户人家踏上迁徙的征程。对有着游耕传统的苗族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其迁徙行动也很少背负离乡背井的思乡之苦。苗族人所具有的漂泊的心态,使他们更容易做出迁徙的决定。

在杨永贵等人迁徙之初,广南县尚未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的土地还属生产队集体所有。然而,就在他们迁徙西林县定居不久,广南县便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南县的县乡干部曾多次动员杨永贵等人返回原籍参与土地分配工作。杨永贵等人权衡利弊后,觉得新的定居点更适合生存,便放弃了原籍村落的土地权利。杨永贵带领亲友在深山中烧荒种地、放牧牲畜,温饱问题得到基本保障。以杨永贵一家为例,当时每年可收获玉米5000余斤,此外还饲养了大量牛马。

西林县境内多是山地,杨永贵等人在此采用传统游耕的耕作方式,土地耕作三年便要抛荒。经过多年游耕之后,可耕种的土地资源日益紧张,在移民群体内部也发生了矛盾纠纷。在此情境下,一部分人便想再次迁徙以寻找可耕种的土地资源。与此同时,两个苗族青年因偷盗当地村民的牲畜被捉,致使苗族移民与当地村民之间关系恶化。杨永贵感到再无颜面在此地定居,于是便提出迁徙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西双版纳)勐腊县的计划。

(二)西双版纳的边境迁徙

1989年,杨永贵租用了一辆卡车,搭载着10户人家从广西的西林县迁往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县。迁徙西双版纳并未事先筹划,但也并非漫无目的的随意迁徙。杨永贵早年曾在西双版纳进行军事训练,他熟知当地的情况。西双版纳属热带气候,土地肥沃,降水丰沛,作物生长周期较短。良好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生存,杨永贵讲道,“我们苗族人迁徙不是哪里都敢去的,要看当地环境是否适合生存。如果一个地方种粮食三四个月能够成熟,我们就能活下来。如果三四个月不能成熟收获,那么我们迁过去就很难生存。”总体来看,苗族人的迁徙行动大多遵循这一生存法则而进行。

迁徙西双版纳的另一个有利因素是,杨永贵有战友在勐腊县做基层干部。抵达勐腊县之后,杨永贵找到自己的战友。在此人的安排下,杨永贵等人在中老边境的勐伴镇勐伴村承包了60亩山地。利用这60亩山地种植香蕉,杨永贵等人开启了香蕉园的种植生活。此外,当地村委会为他们划拨了200余亩山地用于种植香蕉。从生存角度来说,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杨永贵至今仍怀念在西双版纳的生活。

勐腊县地处中老边界,一些苗族人由西双版纳跨界至老挝谋生。老挝北部人迹罕至,杨永贵曾多次到老挝境内考察,并曾想带领亲友迁徙至老挝境内谋生。在当时,西双版纳边境一带毒品交易猖獗,经常有村民参与毒品贩运活动,到老挝购买毒品并将其贩运到内地销售。杨永贵对此忧心忡忡,他担心自己带领的年轻人走上贩运毒品的道路。实际上,在他带领的苗族亲友中也出现了贩毒的苗头。考虑到下一代的生存安全,杨永贵毅然决定带大家迁离此地。在1996年前后,杨永贵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报道,了解到广东省最先实行改革开放。当时,已有一些苗族亲友迁徙到广东阳江代耕。借助这些信息,杨永贵便想带领亲友前往广东阳江寻找田地。

(三)东部农村的代耕迁徙

1997年1月份,杨永贵带领两个年轻人到广东阳江寻找田地代耕。经人介绍,他们找到阳江市阳西县程村镇的红光村。红光村为沿海村落,当地村民以养耗、捕鱼为主业,农业生产一直不受村民重视。当时,农民尚需向国家缴纳公购粮。红光村的村民无法完成公购粮任务,而是用海产品来冲抵国家的公购粮任务。为将闲置的土地资源充分利用起来,红光村急需外部劳动力来为他们代耕并缴纳公购粮任务。杨永贵等人的到来,无疑使他们摆脱了农业生产的负担。当地村干部拟定合同,拟将160亩闲置的田地永久性地转让给他们代耕。

田地代耕合同签好后,杨永贵即返回西双版纳组织亲友迁徙广东。同年5月份,杨永贵带领60多人从云南西双版纳来到广东阳江。待他们在红光村安顿好后,杨永贵把田地转让合同拿到镇政府盖章公证,以期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然而,镇政府的干部指出,永久性的转让合同不符合法律规范,必须重新签订具有明确承包期限的土地承包合同。无奈之下,他们重新签订为期五年的土地承包合同,合同期满后再重新续签。

1997年至今,杨永贵等人与红光村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已经签过三次。在阳江定居的20余年间,杨永贵从年富力强的带头人成为一个耄耋老者,其治理移民社区的权力也移交给儿子。杨永贵带到阳江的苗族移民由最初的60余人,发展到今天的30余户200余人。他们在当地村落的边缘,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移民社区。然而,其户籍仍然保留在云南文山州的原籍地。从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来看,他们缺少在异乡村落定居的合法依据,这成为这些苗族移民心中的隐忧。

三、迁徙流动中的社会结合

在大多数社会,家庭以及家庭间的亲属网络构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人类群体的社会行动多是在这一基础上衍生出来。即便是充满流动性的现代社会,家庭对整个社会的运转仍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古德看来,“假若没有这个看来原始的社会机构所作出的贡献,现代社会就会崩溃。”[5]苗族社会具有迁徙传统,在其频繁的迁徙流动中发展出一套发达的家族组织和姻亲网络,这为他们进行社会结合提供了重要的联结纽带。在家族组织和姻亲网络两大亲属体系的联结下,散居各地的苗族群体被整合为一个有机的社会整体。

(一)迁徙流动中的家庭离散

从家庭结构上看,杨永贵家庭先后经历了多次转化。随着杨永贵结婚生子,其家庭由最初的核心家庭成长为主干家庭。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三个弟弟也陆续结婚成家,原来的主干家庭随即成长为同胞多核的联合家庭。随着家庭周期的自然演变,联合家庭在迁徙流动中析分为多个核心家庭。在人地关系稳定的情况下,同胞兄弟会在同一村落内进行世代繁衍,血缘群体与地缘群体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苗族社会存在较为频繁的迁徙活动,其血缘群体与地缘群体并不完全吻合,同一血缘群体往往分布在不同的区位范围内。以杨永贵家庭为例,在历经数次迁徙行动后,其家庭成员发生多次析分离散。目前,杨永贵兄弟四人天各一方,其各自的家庭分布在滇桂粤三省区内。

分家析产是家庭生长的自然周期过程,但分家析产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做支撑。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已婚兄弟缺少独立的住房而不得不共同居住在一起,由此导致同胞多核的联合家庭出现。特别是对处于困境中的家庭来说,唯有维持兄弟不分家的联合家庭模式,才能保障每位家庭成员都能生存下去。在艰苦的迁徙行动中,杨永贵家庭采取了联合家庭的策略,以此应对迁徙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困难。其家庭的第一次离散,发生在迁徙云南西双版纳之初。在西双版纳定居不久,四弟杨永福夫妇便提出返回西林县定居。之所以选择重返西林县定居,缘于其岳父岳母所施加的压力。迫于岳父岳母的压力,杨永福着妻儿返回西林县与岳父一家共同居住。杨永福夫妇生育两儿一女,现一家人均已取得当地户籍。

在四弟杨永福一家返回西林县不久,三弟杨永文随即返回云南广南县原籍定居。杨永文的离去同样缘于岳父的要求。杨永文岳父一家定居在文山州广南县。其岳父膝下无子,需要女儿女婿照顾。杨永文只能与兄弟分离,返回云南文山州广南县照顾岳父岳母。杨永文曾多次到阳江探望大哥一家,也曾想带领家人迁徙阳江,但因妻子反对而未能成行。杨永文于2002年因病去世,其配偶和子女仍生活在文山州广南县。

在西双版纳定居时,四兄弟中仅剩杨永贵和二弟杨永刚。在西双版纳定居伊始,兄弟二人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生活条件好转之后才正式分家。1997年,杨永贵带领亲友由西双版纳迁徙广东阳江。二弟杨永刚和妻子在当地经营生意,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他们选择留在西双版纳定居。在由西双版纳迁徙广东阳江时,杨氏四兄弟中仅剩杨永贵一人带领亲友前往。

在三次长距离的迁徙活动中,杨氏四兄弟因各自的生存困境而发生离散,其各自的小家庭也随着家庭生长的自然生长周期而发生分家析产。然而,家庭的析分离散并非家庭的绝对分裂,离散出去的小家庭之间仍属一个经济文化共同体。麻国庆指出,“通常认为,分家有如细胞分裂,是一种整体的完全破裂,实则不然。由于分中有继也有合,所以,本家与诸分家经济上是分开了,但部分家庭义务、宗教义务以及文化意义上的种种约定,仍然把他们联系在一起。”[6]在苗族移民的生存实践中,往往采取析产不分家的折衷形式来缓解分家对正常家庭生活的冲击。与此同时,在家族组织和祖先信仰的凝聚下,即便是天各一方的家族兄弟,彼此之间仍赋有浓厚的家庭义务和宗教义务。

(二)祖先信仰下的家族聚合

苗族社会中,家庭并非孤立的社会单元,而是从属于更大的家族集团。从个体家庭外推,可以依次扩展到房族、家族,乃至整个苗族社会。美国苗族学者杨道对苗族人的家族组织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苗族社会可以看成是由相互关联的群体而不是单个的个体所构成的。或者换句话说,苗族人个体是在一种复杂的家庭、房支以及家族责任下组合在一起。这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苗族人每天的生活,并缩减了个体选择的自由,但同时也为每一位成员提供了一个给予支持的社会关系网络。”[7]家族组织的存在,使苗族移民避免了个体化的倾向,同时也为个体成员提供了一张巨大的保护网。

杨氏四兄弟及各自的小家庭虽然天各一方,但彼此之间仍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家族兄弟不管相隔多远,只要哪家有事情,兄弟们都会到场。实在没条件的,也必须要有一个兄弟到场。”苗族社会内部的联系机制,不仅是由血缘情感因素使然,同时也是其传统文化法则的内在要求。在苗族社会的一些重要仪式性场合,家族兄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葬礼仪式中,报丧、迎客、出殡等相关事宜均要由家族兄弟来主持操办。如果家族兄弟少,一场葬礼很难筹办下来。男女之间婚事能否达成,聘礼之多寡均由家族中的叔伯来商议决定。特别是在子女婚嫁之时,需举行祭祖仪式来告慰祖先,祭祖仪式也需由叔伯而不是父亲来主持。如杨永贵次子在西双版纳结婚时,请了远在文山州广南县的家族兄弟前来主持婚礼仪式。所以,在理想的社会状态下,苗族人更希望与自己的家族兄弟居住在一起。

在阳江生活渐有起色之后,杨永贵便计划把在云南西双版纳和广西西林县的兄弟家人接来阳江定居。实际上,在兄弟们相继离开西双版纳之后,杨永刚的生活境遇颇为艰难。其妻子因对生活境况不满而离家出走,留下两个年幼的女儿和他一起生活。两个女儿成年后相继出嫁,仅剩杨永刚孤身一人留在西双版纳。2015年,杨永贵担心二弟在西双版纳无人照顾,便叫儿子将他接到阳江一起生活。2017年,当地政府部门对这些苗族移民进行入户登记时,杨永贵将定居西林县的四弟杨永福一家也一并上报给地方政府。考虑到日后若有落户政策,则可以把在西林县定居的四弟一家接来一起居住。如此一来,兄弟们便可重新团聚在在一起。

同一家族的成员,不仅是一个血缘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信仰共同体。在人生礼仪、年节庆典以及家庭生活的重要节点,均需举行祭祖仪式。苗族人的家族观念在祭祖仪式中得到充分表达:祭祖仪式中祭拜的家族祖先,不仅是一个家庭中去世的直系长辈,同时也包括本家族的所有去世的家族成员。在杨永贵家族的祭祖仪式中,要祭拜祖上三辈、父辈和同辈五代先祖。祭祖仪式不仅表达了对家族祖先的追思,同时也强化了家族成员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在祖先记忆的凝聚下,苗族个体、家庭与家族被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苗族人的家族观念具有较强的伸缩性,他们可以将不具有血缘关系的社会成员,纳入到自身的家族结构中去。苗族学者张晓指出,苗族人的家族关系就像一个平面圆圈,“它以家庭为核心,以血缘为半径,血缘越近的,关系就越亲。但是贯穿其中的轴心,就是拥有共同的祖先,区别仅在于各自所处的位置离这位祖先有多远,彼此的距离又有多远。”在社会交往实践中,苗族人通过“认家门”的形式来确定彼此在家族中的位置关系。所谓的“认家门”即是苗族人在与同姓群体交往时,通过追溯自己的祖先并找到彼此间共同的祖先,便可看作是同一家门的家族成员。对移民群体来说,“认家门”是进行社会结合的一种有效策略。在杨永贵等人迁徙阳江之后,他们便主动到当地的其他苗族移民社区中“认家门”。随着彼此联系的加深,这种拟制的家族则会转变为一种真实的家族,从而使同姓之间结合为一个联系紧密的集团。

苗族人的家族观念有时甚至超越民族界限,将其他民族的同姓群体也整合进来。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定居时,杨永贵曾认当地派出所的一位杨姓汉族民警为家门兄弟。来到阳江定居之后,杨永贵与当地集镇上一位经营首饰的杨姓妇女认作兄妹。每逢年节杨永贵为她送去自己饲养的鸡鸭,这位杨姓妇女也会回赠一些小银饰。这种超越民族界限的家族认同机制,使他们更为有效地融入当地社会。

(三)姻亲网络与家族联结

在有关汉族社会亲属制度的研究中,大多强调以父系继嗣为核心的家族组织的重要性,进而忽略了姻亲网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姻亲网络虽不像家族组织那样在制度化的层面上存在,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却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在苗族人的生活实践中,姻亲网络与家族组织共同维系着民间社会的运行。如果说家族组织从纵向层面凝聚家族成员,那么姻亲网络则是从横向层面将不同的家族链接起来。

在日常生活中,苗族人会有意识地建构自身的姻亲网络。对苗族人来说,姻亲网络越为庞大,意味着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也就越多。构建姻亲网络,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便是缔结姻亲。一旦两个家庭间建立起姻亲关系,两个家族,甚至两个村落社区之间便处于姻亲网络之中。一个家庭往往会拥有几个不同的亲属集团,特别是子女众多的家庭,可以通过姻亲关系建立起广泛的亲属网络。因此,在进行婚姻选择时,苗族人将“族群内婚”视为一种理想的婚姻模式。可以说,“族群内婚”既是对外部群体排斥的一种回应,同时也有效维护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族群特性。

族群内婚模式并非缘于人们观念上的狭隘,而是人们有理由相信,与不同文化体系的其他民族通婚,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沟通障碍。实际上,很少有汉族女子愿意嫁入苗族人家,即便偶有这种情况发生,也会遭到男方家长和亲友的反对。苗族人认为,“汉族姑娘比较懒惰,而且不懂苗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娶了汉族姑娘亲戚之间就无法正常来往。”苗族人的族群内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移民群体的内部联系,同时也使他们在移居地的生活得到进一步稳固。

以杨永贵所在的移民社区来看,社区中的男性家长由杨、熊、侯、项、陶、李等姓氏构成。杨永贵家庭处于姻亲网络的核心位置,其他姓氏均为杨永贵家庭的姻亲。其中,项氏为杨永贵妻侄,陶氏为杨永贵妹夫。杨永贵夫妇生育两儿三女,除长女嫁回云南原籍外,其余几个子女均是追随父亲一起迁徙。其两个儿子分别与李氏和陶氏家族联姻,两个女儿分别与移民社区中的熊氏和李氏结亲。通过缔结婚姻,杨永贵家庭建立起庞大的姻亲网络。

通过女性建立的姻亲网络,将不同的家族集团链接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苗族人的社会网络和生存空间。苗族人在生活窘迫之时,可以选择迁徙到姻亲家族的土地上。如杨永贵次女嫁给在阳江打工的苗族同乡李友忠。婚后,李友忠将其母亲也接来阳江一起生活。受经济条件限制,李友忠夫妇未独立建房,而是带着母亲和子女居住在岳父家中。实际上,在移民社区创立之后,陆续有后续的苗族移民通过姻亲关系加入其中。姻亲网络不仅为苗族移民提供了社会结合的重要纽带,同时也使他们在家族组织之外多了一层生存保障。

在移民群体的生存实践中,他们也会有意地建构自己的姻亲网络。在群体内部进行交往时,如是遇到同姓,他们便认作是家门兄弟;如是遇到异姓,他们便尝试从配偶那里寻找姻亲关系。可以这样说,姻亲网络的重要作用已经渗透到苗族人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有学者认为,在局部范围内,姻亲的重要性堪比家族甚至房支层面上的联系。[8]对苗族移民个体而言,他们所掌握的资源非常有限,唯有主动融入到所依存的姻亲网络之中,才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以促进自身的生存发展。

四、结语

在一个充满流动性的现代社会,家庭这一传统的社会组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再以一种稳定的、标准化的家庭意象去衡量不同形式的家庭已经失去意义。然而,不论家庭发生何种形式的改变,它始终是人类群体的精神归宿,始终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社会结合的基本纽带。面对动荡、贫困以及外部力量的冲击,苗族移民做出诸多权宜性的适应策略。但他们始终坚守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族群特性,并力图构建出一种完整的家庭生活图式。正因为如此,苗族移民可以在不同的文化空间中往复穿梭并可以保持着自身的族群身份和文化认同。

与安土重迁的农民相比,苗族人并未将自身束缚在固定的土地上,而是通过迁徙流动不断向外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对他们来说,随遇而安、落地生根是一种更为可取的生存策略。苗族人家庭的完整性并非建立在固定的地域之上,而是扎根在与自身有着密切关系的亲属网络之中。换句话说,苗族人对家的理解早已摆脱了地域的限制,而是将其放置在一个充满流动和自由选择的社会网络之中。在频繁的迁徙实践中,他们不断转换自身的生存空间,不断地把他乡变成故乡。唯有如此,苗族移民才能将迁徙过程中的失落感和焦虑感转化为某种积极的心理,才能在迁徙的路上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苗族移民群体从原本的社会中脱嵌出来,但他们并没有沦为一盘散沙式的生存状态。在与外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个体家庭一方面努力调适着家庭的内部结构与功能,与此同时也在利用各种关系网络展开社会结合。借助社会传统中的家族组织与姻亲网络两大亲属系统,分散各地的苗族移民群体被整合为一个有序的、结构化的、联系紧密的移民共同体。移民共同体的形成,使苗族移民逐渐发展出新的地域归属感,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自身的生存能力与群体力量。


参考文献:

[1]封丹,李鹏,朱竑.国外“家”的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启示[J].地理科学进展,2015,(7):813.

[2]Phyllis Moen,Elaine WethingtonThe concept of family adaptive strategiesi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2Vol.18p.235.

[3]萨维纳.苗族史[M].立人等译.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231

[4]张晓.美国社会中的苗族家族组织[J].民族研究,2007,(6):42.

[5]古德.家庭[M].魏章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4.

[6]麻国庆.分家:分中有继也有合——中国分家制度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9,(1):117.

[7]Yang Dao:The HmongEnduring Tradition[A].Judy LewisMinority Cultures of LaosKammuLua’,LahuHmongand Mien[C].Rancho CordovaCaliforniaSoutheast Asia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1992.转见左振廷.关于Hmong人家族组织的文化生态整体性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1.

[8]左振廷.关于Hmong人家族组织的文化生态整体性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