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属性、责任主体及体系构建

作者:姚兆余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求索》2018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8-11-26  浏览次数: 374

【摘 要】社会养老服务的属性决定着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责任主体和发展方向。作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对象的农民,不仅为全社会提供农业类公共产品,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且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应具有事业性、福利性和普惠性等属性,国家需要以保护和“反哺”的方式为农民提供养老服务。现阶段,在推进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应考虑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老人的消费能力,强化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将社会养老服务纳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家庭为支撑、社区为依托、社会组织为辅助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属性;体系构建


构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提高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保障农村老人养老权益的重要举措。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和老龄化程度远远高于城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农村60岁以上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的比重为65.83%。到2015年,农村60岁以上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的比重为50.19%,相当于城市和镇老年人口之和。面对如此庞大数量的老年人口,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无法满足农村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必须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政府连续颁布了诸多关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和规划,其中对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多有论述。如2011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提出“积极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2013年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健全服务网络,“依托行政村、较大自然村,充分利用农家大院等,建设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老年活动站等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功能和老年协会作用,督促家庭成员承担赡养责任,组织开展邻里互助、志愿服务,解决周围老年人实际生活困难”。2017年国务院颁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通过邻里互助、亲友相助、志愿服务等模式和举办农村幸福院、养老大院等方式,大力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村委会、老年协会等作用,积极培育为老服务社会组织,依托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村卫生室、农家书屋、全民健身等设施,为留守、孤寡、独居、贫困、残疾等老年人提供丰富多彩的关爱服务”。毫无疑问,这些政策和规划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思路和方向,但是,仔细分析这些政策的内容,不难看出,政府在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时,存在这样三个明显的倾向:一是把重点放在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上,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二是倡导村民互助和志愿服务,整合农村社区的力量解决养老问题;三是强调家庭成员的赡养责任。如此一来,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可能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城乡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出现两极分化,到2020年,城市基本上建立了“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农村除了少数发达地区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大部分地区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二是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是农村社区和家庭,主要依靠农村社区内部的力量和资源,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并没有发挥主导性作用。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涉及到政府、市场、社区、家庭和个人等不同的主体。那么,不同的主体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如何确定不同主体的责任边界?这些问题,是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检阅现有的研究文献,发现不少研究者在探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时,也涉及到养老服务的责任主体。概而言之,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强调政府在农村养老服务中的主导责任,认为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具有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属性,应该以服务型政府理念为指导,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在农村养老服务供给过程中承担树立社会契约型的养老责任、确立政府间的财权事权责责任、培育农村养老服务市场发展的责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统筹以省级为方向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责任。二是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有的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出发,主张政府、村集体、家庭和个体是普遍化的养老责任主体,应构建以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养老责任共担机制,发挥各主体自身优势;有的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视角,主张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家庭、社会养老机构和民间非营利性组织为补充,多元供给主体协调提供养老服务的新主体形式。三是强调家庭成员的赡养责任。由于农村土地保障作用的弱化、农民而临的市场风险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数的减少、家庭规模小型化及农村青壮年劳动流失严重等经济文化政治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尚未完全具备社会养老保险得以普遍开展的社会条件,家庭养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是农村养老的主要形式,社会养老只能起到补充作用。因此,要努力增强家庭养老的能力,增强老人的自我养老能力,强化国家法律的强制力,强化政府制度的保障力,强化社会养老的支持力,全面促进家庭养老可持续能力的提升。

不可否认,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深入研究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责任主体和服务属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无论是从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视角进行分析,还是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进行分析,抑或从农村家庭伦理和文化传统的角度进行论述,都缺乏缜密的学理分析和逻辑论证,未能解释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为什么是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是否适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家庭养老传统的合理依据和现实基础在哪里?从逻辑上讲,对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责任主体是谁,政府、社区、家庭和个人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方面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等问题的回答,首先要弄清楚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属性,即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是公共产品还是商品?如果是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是公共产品,则国家是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农村老人接受养老服务是福利性的和无偿的;如果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是商品,则家庭和个人是养老服务的责任主体,农村老人接受养老服务是有偿的,只能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养老需求。因此,对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属性的认识和界定,是理解农村社会养老服务责任主体的逻辑起点,也是指导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认识和把握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属性,才能识别和界定政府、社区、家庭和个人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中的角色和责任,才能科学合理地设计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

二、农村养老服务对象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贡献

养老服务是采取福利机制还是采取市场机制,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实力、文化传统等因素,而且与养老服务对象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贡献存在着重要的内在关联。因此,确定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属性,必须探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对象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价值。

(一)农民的社会角色:农业生产者

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地位、身份相一致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在我国现有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农民的社会角色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作为农业生产者的农民,其主要职能就是为社会提供粮食、经济作物和家禽畜牧产品。在现有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条件下,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还是以家庭为单位、以手工劳动为手段从事农业生产。尽管农业生产方式比较落后,农业产值也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9%,但农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农业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必须有一定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作为保障。2017年,我国人口总量为13.9亿,粮食(包括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总需求量大约6亿吨,而该年度我国粮食总产量为6.1791亿吨,粮食供求关系基本平衡。据专家预测,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粮食的供求总量基本上保持平衡状态,不可能出现粮食过剩现象。这就是说,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仍然需要相当一部分农民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扮演农业生产者的角色,为全体国民提供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没有农民从事粮食生产,人们便失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其次,农业生产具有不可替代性。商品消费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由于商品种类繁多,数量丰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不同类型和不同品质的商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品种和数量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使用其他产品代替粮食。

再次,农业生产具有公益性。农业生产主要是向社会提供粮食和农副产品,与商品生产有着本质的不同。商品生产具有较强的营利性,在市场交换中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商品生产的动力,而粮食生产并不完全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其价格本身也不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可以说,在粮食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的情况下,粮食生产不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而是为全社会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粮食生产的公益性大于商业性。

最后,农业生产具有低效性。从产业特质上看,农业是一个劳动密集但效益较低的特殊产业。由于农业生产对象是动物和植物,生产程序受到生物规律的制约,不像工业生产那样具有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不可能创造出较大的经济效益。此外,农业生产还要承受各种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一旦遭遇旱涝灾害或农产品滞销,农民生活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走向贫困的边缘。这也是传统农业被称为“糊口农业”的主要原因。

总之,农业生产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前提。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既是保障自身的生存和生活,更是社会存在和社会分工的需要,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产业的角度对农业进行判断,而应该从社会运行系统和社会分工体系中认识农业生产的功能和价值:农业是社会系统存在和运行的前提和基础,而不是追求产值和利润等经济效益的产业;以粮食生产为主导的农业生产,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等一样,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农业生产具有基础性、公益性、社会性等特征。正因为如此,国家不仅要在政策、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支持措施,而且要为农业生产者提供社会保护和社会保障,解决农业生产者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重要问题。

(二)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对象的社会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工业优先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但是,工业化需要雄厚的原始积累。世界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海外殖民掠夺、战争赔款和对外借款等途径完成的,这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无论从制度、道义还是实力上都无法效仿。因此,我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只能依靠内部资本积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确立了农业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的模式,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和税收,从农村汲取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要的资金。据统计,1952年至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和税收,从农村中获得资金7000多亿元(扣除国家支农资金),约占农业新创造价值的1/5,超过了当时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1990年至1998年间,国家通过财政税收、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金融渠道,又从农村获得资金1.9万亿元。不仅如此,在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农民通过劳动力资源贡献和土地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16万亿元。可以说,农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成果支撑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现阶段,国家以各种惠农政策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应该以“反哺”的形式为农村老人提供基本养老服务,体现他们的社会贡献和社会价值。

三、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属性

养老服务是指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满足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从服务供给主体上看,养老服务可分为家庭养老服务和社会养老服务。家庭养老服务主要依靠家庭自身的资源和力量,为家中老人提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社会养老服务是指运用社会化的资源和设施,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满足老年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的需求。时下流行的各种概念如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都属于社会养老服务的范畴。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对象是农村老人。如上文所说,我国农民具有独特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价值,他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不仅维系着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对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国家需要以保护和反哺的方式建设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为农村老人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应具有事业性、福利性和普惠性的特征。

第一,事业性。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是养老事业还是养老产业,这是关系到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责任主体和享受条件的重要问题。如果将社会养老服务定位于养老事业,则养老服务是农村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养老服务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和政府,农村老人享受养老服务基本上是无条件的。如果将社会养老服务定位于养老产业,则养老服务的责任主体是家庭和个人,农村老人需要通过市场机制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养老服务。

从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上看,2013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和2017年《“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虽然对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总体要求和具体任务,但并没有明确社会养老服务的属性。《建设规划》虽然强调“事业产业协调”,但没有明确社会养老服务中哪些属于事业?哪些属于产业?这就给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发展带来了很多困惑。

考虑到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将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定位于公益性的社会事业。原因有三:一是养老事业的概念在相关政策文件中早就存在。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都明确提出“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发展老年事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更是强调发展老龄事业。这些都说明社会养老服务的事业属性在国家法律和老龄工作中得到认可。二是作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对象的农民,长期从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农业生产,为全社会提供农业类公共产品,需要国家在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尤其是晚年生活时给予保护和照顾。三是农民从事的是低效益的农业生产,加上长期以来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贡献,农民本身的经济积累和消费能力都非常有限。研究表明,2014年,我国农村老人年人的平均收入为7621元,男性老年人平均收入为9666元,女性老年人的平均收入为5664元,分别相当于城市老年人平均收入的31.85%、32.69%和29.84%。低收入导致农民的储蓄能力和消费能力较低,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必要的养老服务。

第二,福利性。所谓福利性,是指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作为一种由国家和社会提供的社会福利服务,无偿提供给农村老年群体,从而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作为福利性的养老服务,其目标不仅仅是解决老年人所面临的现实困难,而且在于改善和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满足老年人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医疗护理、紧急救援等方面的需求。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福利性,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权利和农业生产者的身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首先,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国家对老年人的福利服务已经从选择型福利服务发展为适度普惠型福利服务,服务内容从最初的贫困救助、医疗救助、收养安置发展到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康复护理,服务对象从最初的五保老人、低保老人逐渐向普通老人扩展。但从目前的政策实践上看,老年福利资源配置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福利主要是侧重于社会救助性质的农村五保老人,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农村老年人福利事业并未得到发展。因此,需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扩大社会养老服务的覆盖面,让农村老年人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成果。

其次,农村老年人享受养老福利服务是现行法律赋予的权利。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09)同样规定“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因此,享有福利性养老服务是农村老人的基本权利,保障农村老人享有养老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再次,农村老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需要国家以“反哺”的形式,为农村老人提供福利性的养老服务。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养老服务产业化和市场化给农村老人带来的负担,从而实现社会养老服务的可得性目标。

第三,普惠性。随着农村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家庭保障功能弱化、人口流动加剧和养老观念变化,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需求逐渐增加,过去单纯针对五保老人的福利政策和福利服务已经不能适应。2009年我国实行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来,农村老人普遍享有国家提供的数量不等的基础养老金。这种带有普惠性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村老人自我养老的经济能力。但是,从现有的养老福利政策设计上看,养老福利服务仍然受到身份和特征的限制,如五保老人、“三无”老人、低收入老人、空巢老人的养老福利服务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未来的养老服务供给上,要将社会养老服务对象和目标从过去主要针对五保户、“三无”人员、荣誉军人等特殊群体,推广到逐步惠及所有农村老龄人口,打破现存的各种隔阂性政策,实行统一的农村养老服务政策,满足农村所有老年人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从而在农村也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社会目标。

综上所述,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应具有事业性、福利性和普惠性等属性。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这些属性,决定了政府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要发挥主导性作用,要承担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统筹规划、立法责任、制度安排责任、财力支持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

四、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路径

社会养老服务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不仅涉及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等多元主体,而且涉及资金筹集、资源整合、服务项目、服务方式、服务网络构建等多方面的内容。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首次提出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2017年国务院颁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到2020年,“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健全”。这些政策,总体上确立了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和建设目标,但对于农村来说,建设这样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还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现阶段,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集体经济空壳化的境况,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源、物质设施和经济基础。因此,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时,应考虑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老人的消费能力,强化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将社会养老服务纳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确立以政府为主导、家庭为支撑、社区为依托、社会组织为辅助的责任定位,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第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如前所说,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属于事业性、福利性和公益性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这一属性,决定了政府是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责任主体和建设主体,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建设中要发挥主导性作用。这种主导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制订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目前国家虽然出台了社会养老服务的相关政策,也制订了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这些政策和规划对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总的来说比较笼统,缺乏具体的技术路径和操作方案。因此,应在深入研究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规律的基础上,制订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规划,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法规和政策,使农村社会养老服务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

2)完善信息网络和基础设施。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完善农村老人的信息数据库,了解农村老人的基本情况、困难程度、潜在风险和养老服务需求。在科学测算的基础上,合理配置农村养老服务的基础设施,包括养老院、托老所、日间照料中心、老年活动站等养老服务设施。

3)加大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属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强化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支出责任,安排财政性专项资金,支持公益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2013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各级政府用于养老服务的财政性资金应重点向农村倾斜,以加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2017年《“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也要求政府加大投入力度,有效保障面向老年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操作层面上,可借鉴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与财政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确定各地区财政投入的力度和数量。

4)提高农村老人的基础养老金。建立基础养老金增长的动态机制,确保基础养老金的增长幅度不低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因为不同地区的财政收入和消费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分级负担的方法制定差异性方案。

第二,发挥家庭的支撑地位。强调政府是社会养老服务的责任主体,并不意味着家庭在养老方面不需要承担责任和义务。事实上,传统农业社会中形成的家庭伦理、养老观念和孝道文化,仍然维系着农村老人对家庭亲情的眷念和对子女养老的认同。即使他们在家庭中身份地位不高,生活水平不高,他们从心理上难以接受家庭以外的养老方式,认为机构养老是一种非常不体面、不光彩的事情。因此,居家养老仍然是绝大多数农村老人的首要选择。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一方面,要考虑到乡土社会文化传统和农村居民的养老观念,深入挖掘农村传统的养老文化资源,通过宣传教育、树立典型、评比孝养家庭等活动,形成爱老、养老和敬老的家庭氛围。另一方面,实行依法养老,将养老从家庭伦理提升为法律制度。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依据,督促家庭成员承担赡养责任,奖励孝行,惩治劣行,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养老权益。

第三,发挥农村社区的依托作用。社区是以社会互动为基础的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有机体。农村社区的“熟人社会”特征和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使得农村社区在养老服务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社区不仅能满足老年人的感情交流,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而且能满足老年人在熟悉环境中获得所需要的服务。因此,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过程中,要整合农村社区存量资源,充分发挥社区的经济保障、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的功能。一是要发挥社区的经济支持功能,通过“以土地换保障”和集体经济支持,解决农村老人的经济保障。二是利用农村社区闲置或废弃的办公场所、学校、仓库、医院和其他公共空间,建设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和活动空间。三是利用农村社区的医疗资源,采取“医养融合”模式,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康复、健康咨询和心理疏导等服务。四是挖掘农村文化资源,通过开展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各种地方性文化活动和娱乐项目,丰富农村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五是依托农村社区的人力资源,构建互助养老服务体系,采取时间银行、积分兑换、奖励表彰等形式,让低龄老人、留守妇女和其他志愿者为高龄、独居、失能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第四,发挥社会组织的辅助作用。在发达国家,养老服务的实施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具有专业资格和服务技能的社会组织。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制定相关养老政策和规范,提供资金保障,加强监管和绩效评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应通过相关的政策法规和财政手段,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组织,使其逐渐成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主体。具体而言,就是要大力发展农村老年人协会、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奖励补贴”等形式,为社会组织开展养老服务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通过对人、物、信息等资源的最优化分享、开发和利用,共同建构富有成效的社会养老服务的多元合作供给体系,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优质、便捷的养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