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淮地区农耕社会环境论析

作者:张崇旺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江海学刊》2004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11-25  浏览次数: 336

【摘 要】本文从传统农业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入手,用民俗史、区域社会经济史和历史地理学之方法,探讨明清时期江淮农耕社会所呈现的自身特征及其影响。笔者认为,明清时期的江淮地区,无论是民风习俗层面还是经济结构层面,所呈现出来的以农为本、单一性农业社会经济结构、商业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重要特征,都清楚表明了它还处在典型的传统农耕社会环境。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序列中,同其它地区发展阶段相对照,还只是处在不发展阶段向发展中阶段迈进的过程中。这样的发展起点,决定了它对外界所给予的压力,诸如频发的自然灾害、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之间的矛盾等,进行积极应对的能力极其有限。在灾害多发的环境里,变得越灾越落后,即使小灾往往也变成了大灾。同时,伴随着清中期以来人口的高速增长,使得江淮地区经济的发展只能通过扩大垦殖以消纳过剩的人口。脆弱的生态环境、落后的农耕社会、频发的灾害,形成循环链,彼此胶着在一起。

【关键词】明清;江淮;农耕社会;特征;影响


江淮地区,范围包括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大别山以东、黄海以西的广大地区。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同全国主流社会经济形态一致,仍然处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发展阶段。但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和经济文化习俗的不同,各地传统农业社会还存在着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在总的农业社会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序列。1农业社会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不一样的,进而也会深刻地影响该地区的社会发展走势。本文试图从传统农业社会所表现出的发展阶段之差异性入手,用民俗史、区域社会经济史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探讨明清时期江淮农耕社会所呈现的自身特征及其影响。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以农为本、少事商贾的习俗

不同的地域,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使得各地的人文景观也大异其趣。而习俗恰是观照各地人文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尺。因为习俗是个人和群体长期演化、积淀下来的价值判断和行为规范,一旦形成自难革于旦夕,它长期熏染和导向着人们的行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习俗的形成及其作用就如同英国著名学者哈·麦金德所说:一个特定时刻的历史进程,不论是政治、社会或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的,不仅是环境而且也是以前所取得的动量的产物。必须承认人主要是习惯的奴隶这一事实。”②

江淮地区过渡性的地理环境,多样化的地形,北亚热带季风区的气候,河网密布的农田灌溉便利条件,历长弥久,造就了江淮人的以农为本、少事商贾的习俗。这在地方志中有大量的记载,如:地处大别山区的光山之民勤务农,少作商贾”③

江淮丘陵的舒城、合肥等地,据光绪《续修庐州府志》曰:淮甸无千金之家,亦无半菽不饱之民,以不轻去其乡,惟知服田力穑;舒城是其地衍沃广袤,有水泉之利。其民勤力稼穑而多殷富”④合肥为邑,地瘠而俗朴,民非力田无他治生”⑤其俗勤于稼穑,不喜商旅。”⑥

坐落于长江下游北岸平原的宿松“虽小,亦鱼米地,民皆安土而重去其乡”⑦其民率安本业,以耕渔自给,无他营”⑧。庐江是鲜事工商,专务稼穑;无为州是人性淳厚,好学务本勤俭务农,人耻犯法;巢县是封略阔而土田瘠,贱商贵农”⑨。和州居人因土地之利,乐于力本,无巧技逐末之习”⑩。滁河平原上的全椒之人也是除山阜外,田亩居十之七八,民生其间,率以业农为本11)。

淮河南岸洼地和阶状平原上的霍邱县,农民耕种最勤,无事不轻入城市,工商多远方人12)。临淮、凤阳、定远民率真直,贱商务农;泗州则力农者多,逐末者少;天长平原(里运河西部湖区平原的一部分)上的天长县则力本者多,争讼者少13)。

里下河平原的宝应之民,在明中叶时是以农为业,不事商贾14),道光时还是生计止以田为业,坝水反涨,所及虽高原亦不足恃15),至清末宣统时仍然是士读诗书,民安耕凿,不尚懋迁16);海陵(泰州)幽邃而地肥美,故民惟事耕渔,惟多朴野,耻以浮薄相讠夸,鲜出机巧17)。

长江三角洲北岸平原的泰兴“民多朴啬,食力重农,无訾窳偷惰之习,耕桑以为业,渔稻以为利,不喜牵车服贾,游于四方18)。如皋濒海控江,民多朴野,不事商贾东北乡之民多业鱼盐,以供课。西北乡之民惟力耕稼以资生19);海门之人也是耕凿为生,渔盐为利20);通州之民惟事耕桑樵渔,惟多朴野21)。

江淮平原上的山阳(今淮安)城乡居户又仅恃田业,无他技,岁丰则温饱,岁歉则冻馁。乃渐以农事为重,视水旱慎收获,一轮土车络绎于野……”22

在安土重迁、农耕为本习俗的背后,心理层面上显示的重要符号便是勤劳俭朴、自给自足。如寿州农人男妇力田,终岁勤勤,无游惰纷华之习。城内空隙处,多凿井灌畦,以种菜蔬,桔槔之声,时接于耳23)。安庆府的宿松,贱商务本,其士则皆被褐读书,无他事,故其俗朴而易治24);望江可一言以蔽之,曰勤俭。惟地隘土瘠,故勤。惟出产微,经商少,岁用不供,故俭。士人夙兴夜寐,异于他方之宴惰者,亦可谓之勤25)。嘉靖《泰兴县志》说泰兴僻在海,民多朴质,俗尚俭啬26)。明代江宁府的江浦县虽为京县,但在江北而不及江南发达,归有光曾经过其县,见县朴陋,不类江以南27)。

自给自足的社会生活方式在地广人稀、地力条件较易满足人们温饱生活的情况下,若长期得不到外力的刺激或者外界刺激力不够大,必然会出现广种薄收、粗放经营的耕作方式。据载,明代的江淮是地旷民稀,什九务农,承租占田,丰多不售28),即使长江下游北岸的海门县也是地濒海,瘠,多茅苇,田半荒芜不治,民复不善工贾,号为下邑29)。清末时江淮北部的盱眙县仍然是农则惰于耕耘,罔顾水利。陇短洫浅,山冈跷瘠。复杂军屯,卤莽而耕,其实亦卤莽而报。广种薄收,习为故然30)。河南的信阳“农人向来广种薄收,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大有不知不识之况31)。粗放耕种,卤莽而报,游惰之民风民习也就相伴而生。明代于慎行就说江北百里比肩,地瘠利鲜,民惰差烦32);陈全之亦曰:若卢州,则民习游惰,地不尽利。凤阳习俗本同33)。李天馥的《北乡田家》一诗所描述的江淮惰农之俗最具代表性,诗云:农家贵力作,可以资吾身。拮据饔餐计,能令甑绝尘。北乡殊不然,草宅驰耘。沟塍亦殊佳,胼瘃非所驯。树下闲水,桑柘前未闻。儿女但嬉嬉,孰解豢鸡豚。比闾无园圃,菘韭等八珍。何以延卒岁,嗟哉此惰民。34)一派缺乏生产活力的自给自足、闲暇自适的田园风光。

地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失衡,农业种植结构单一

一般认为,耕织结合(当然在不同地区表现为不同的结合方式,有耕商结合,也有耕渔结合等)、自给自足是传统农业社会的重要特征。通常,在赋税或地租负担沉重的情况下,农民在上缴赋税或与地主分成以后,往往所剩无几。为了减轻生存压力,农民不得不在耕作之余发展点家庭副业,诸如纺纱织布、捕鱼捞虾等,以增加家庭收入,稍微改变一下生活拮据的状况。但是在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农民在常态下面临的生存压力与毗邻的江南地区相比,显得较轻:其一是因为江淮是朱元璋开国兴明之地,作为汤沐邑,当然有很多免征赋税和轻税政策,如定远县国初以县为汤沐邑,土民既获永蠲赋役35);其二因为江淮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中段,为明清国脉所系。而此段运河由于黄河夺淮而使其与黄、淮、江之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因此明清政府都倾注精力和财力于此,这就给当地人们带来了一些谋生的机会;其三因为江淮盐业经济是明清两代的主要财政来源,由此而带来的就业机会较多;其四因为明清时期江淮的水、旱、潮等灾害频繁,由其位于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统治者多全力关注,当灾害发生后,统治者对农民负担之赋税多加蠲免或蠲缓。在江淮地区方志中,多于卷首设立“天章”、“恩伦”专节,其中多是统治者高层眷顾该地水利、灾蠲、灾赈之类,以显示皇恩浩荡,惠泽江淮。

由于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人们找生活的压力并不彰显(当然这和生活富裕、经济发达没有必然联系,也就不一定成正比),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农业社会经济结构的单一化。主要表现在:

以农业为主,农耕以外的丝、棉纺织等传统工业之发展欠缺,农业社会经济结构失衡。一地的经济发展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就必须以地缘为依托,突出本地资源优势,农、工、商均衡发展。如果该地区农业以外的产业得不到更好地发展,就会增加经济发展对域外经济的严重依赖性,反过来又会强化原本就失衡的经济结构。明清时期江淮人以农业为主业,忽视农业以外的产业。我们从官方文书和当地的方志中,可以得出此结论。乾隆《淮安府志》曰:淮安之地恒产之民,百无一二,女红则麻丝纺织无素传(36);甘泉县居人少事蚕织,未擅其利”(37);如皋县有蚕有桑,习惰不治,间有养蚕者,打丝线、织筛麦箩纱之具38);盱眙县工则粗知陶甄,家无世业,鲜能精巧39);安徽庐江县民佃田者多,业工者少,故工亦弗能为良40);来安又高地宜种桑棉,莫肯学习,所以妇女不知纺织,尺布寸缕,仰给他郡41);河南信阳妇女多习养蚕,特不解织,但以作线打带,无大宗产量42)。由于江淮本地传统工业品投入市场稀少,当然这一市场份额就为域外经济势力所瓜分。如无为州州境民家虽工蚕桑,不为专业43);匠作一艺,非濡民所长。凡宫室、器具悉取办外郡,故江右之僦食者,以千百计44);商所货木、石、布、帛、药饵诸物,率由太平、芜湖,梯航贸之。盐巨贾自徽郡来,土产仅米、鱼、芦荻而已45)。即为明证。

二是农业种植业内部也多是一条腿走路,呈现的大多是单一性的谷物种植而忽视经济作物种植的农业形态。江淮地区尤其是安庆府和含山、无为、和州等地是盛产粮食的地域,自明代起就有大量米粮输往江南等地。方都韩在《枞川榷稻议》中就指出:六皖皆产谷,而桐之辐与更广,所出更饶本地谷可支本地三年计繇枞阳口达于江者,桐居十之九,怀居十之六,潜居十之三。46)至清代,此地仍然是江南的粮食主要供应地之一。濡(即无为县)民贸迁,唯米谷最夥,余则江鱼、洲荻之类。47)又据《高宗实录》卷七九五载,当时浙西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的常平仓数千石至万余石不等,多系外江的枞阳、含山、和州市行采买。(48)这正是明代以来江南工商发达所形成的对粮食的强势需求,强化了这一地区的单一化的谷物种植结构。这样一来,原本就无燕秦之枣梨,无吴越之蚕桑,无蜀汉之千树橘,无渭川之千亩竹之副业优势的安庆府,更是地之所产,人倚为命,止一谷而已。(49)江淮其它地区情况也与安庆府相类似,前述的甘泉县有种桑的条件,而民习游惰而不治;淮安府据乾隆时赵酉称:查淮属可种木棉,而民不知点种之法。”(50)至于茶树应该是江淮西部山地的一种支柱性经济作物,因为大别山地适宜种茶,唐宋时就有信阳茶、六安茶名闻海内外。遗憾的是,在明清时期或因茶税过重,或因官府无偿征贡,或因地处豫、皖、鄂三省边界遭匪劫,而导致了该地茶业种植的衰落。信阳的茶业种植只是到晚清时邑人蔡竹贤提倡开山种茶后,才渐有起色。(51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明清时期江淮的传统工业发展欠缺和偏重谷物而忽视其它经济作物的种植,是指江淮地区的主流经济形态。当然,也就不排除少数地方由于地理环境因素的作用,而在上述两方面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突破。如通州的棉花种植、如皋的蓝靛种植。在如皋,嘉庆年间惟靛青用最广,江南多取资焉。近颇有采蓝收其利者52)。而明清江淮盐业承继前代并更为发达,对江淮地域经济发展而言则是个例外。因为它向来是政府严格控制的海洋产业,之于江淮而言除了能给淮扬运河两岸经济走廊带来稍许利益外,对打破江淮单一性农业经济结构并不起多大的作用。

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作为手工业主要原料来源的经济作物和传统工业产品,因其与市场联系紧密,市场化程度较高,所以获取的市场比较利益远甚于粮食产品。如来安桑棉不多植,即使间种之,也是第饲蚕者止知出茧以易钱,种棉者不知织布以利用53),遇丰岁则以麦稻偿布债,加息数倍,结果一遇歉岁则贫者衣多鹑结焉54)。明清以来官于江淮的不少官府政要,在同相邻的江南发展模式作一番比较后,发现了其中的奥妙,深知单一性农业结构特别是偏重谷物种植给当地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障碍。为此,他们曾多方设法以求打破单一谷物种植的不合理局面。康熙山阳知县崔靖,因属县素不事女工,为制纺车数十架散民间,令家制如式,示蚕桑法55)。乾隆时来安知县韩梦周因该县地产柞树,民不知蚕,乃周定育蚕种树法,募匠教之,民以利56)。乾隆时淮安知府赵酉就针对当地百姓不知种棉之法,而由政府购买棉籽,募匠率山阳农民,分头试种,希望将来结实,亦可资衣食57);又见淮民习于游惰,不知纺织为何事,因募织工,并备织具,设局教民学习。淮关监督高恒闻即捐款,于板闸添设一局,各道厅于清河添设一局,绅衿耆庶亦皆鼓舞,有自募纺人在家学习者58)。任兰生在同治四年(1865)投效安徽军营,光绪四年(1878)署凤颍六泗道时,创课桑局,刊《蚕桑摘要》,购发桑秧,募浙湖人教民育蚕缫丝,开衣食之源59)。

但是,地方官的这些努力多不了了之,极少获得成功。如安徽怀宁县原来是桑多野生,昔年蚕缫之事,百家一二,到清光绪年间,省长创设桑园,由江浙运桑秧,栽于城之东郊。使人习养蚕缫丝诸法,并叠经出示劝导,风气渐开。邑人仿而栽者如白麟坂、戴家店、江家嘴等处,不下数十家,得丝数百两,或百余两不等。光色细洁,无异江浙。但由于种植技术跟不上,管理不得法,最后的结果也不甚理想,树经虫伤,叶既不茂。(60)地方官在淮扬地区推广桑树种植的努力更是一败涂地,昔漕运总督黎公培敬、两江总督左公宗棠曾捐赀购湖桑数百万株,分布于淮扬各州县。彼时盐民领种者多,而地之肥硗,桑之枯菀,灌溉之勤惰,有司以民事无与于己,置之不问,桑皆焉萎,而蚕织之利未由兴焉。61)这种桑树种发完了事,其它概不管的经营管理方法,显然不可能使江淮大地绿桑遍野。还有一种与此相类似的情况是,当任地方官重视蚕桑的推介,而后继者却全然不再当回事,往往是前任一走,蚕桑事业便告衰落。如清代桐城人姚莹有一篇《屠琴坞课桑图记》,叙述了仪征知县屠琴坞在扬州教人种桑纺织的经过说:扬州习鹾业者多,闾阎仰食于盐,反置耕田为末,习织之事不闻。以是士女惰逸,风俗难以复古。君为令,独远致桑数千本,教之树艺,一时蚕织大盛。岂非务本善俗者乎?乃君去此十余年后,为政者不能继之,而桑政大坏,民习如故,莫之挽,是可慨也。62)因而江淮地区在整个明清时期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农业的社会经济结构,一直只能以米谷作为自己的优势项目。

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偏低

江淮地区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开发,至唐宋时期达到了鼎盛。唐时以扬州为中心的区域商品经济之昌盛,久负盛名,和当时的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并称为扬一益二。至宋代,由于定都开封,政治中心向东转移,江淮因毗邻京师,而成为宋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经济区63),农业繁荣,商业兴盛。《宋史·地理志》曰:(淮南)土壤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人)善商贾,廛阝里饶富,多高赀之家。扬、寿皆为巨阵。我们可从中窥见北宋时江淮商业发展之一斑。但是,在历经宋金战争、元末农民战争的摧残和黄河夺淮的劫难之后,江淮地区即使得到明清两代统治者的诸多优渥,也很难再有昔日的繁荣,社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远远地落在曾经与之发展水平相近的江南之后。当江南农村社会逐步萌芽出经济的新生力量,并由此步上近代化之路时,江淮地区社会经济却是停滞不前,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衡量一地经济发展是否具有扩张力、是否开始向高一级发展阶段迈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商业发展水平如何。江淮被江南远远甩在后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商业发展严重滞后。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明清时期江淮仍是农耕社会之特性。

明清江淮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估计,可从以下方面得以证实:

首先,本地人少事商贾,从事商业活动的多是客籍。如霍山地处大别山,物产丰富,但民不加富,贫且日多,原因是今邑中所号为土著者耕读而外,无所事事。凡贸迁工作无往非仰承楚、豫、徽(州)、英(山)、潜(山)、太(湖)之人。(64)无为州民罕逐末,工商最少,而工尤绌。为商者,大都贩粜米谷,奔走不出数百里之间,以权子母。其他多不解居奇,无牵车牛远赴贾者。至樵、伐荻、捕鱼、种蔬,祗贫民自食其力,何商贾之足云65)。庐江县之富户不为商贾,有余资则占田招客户耕种,于是有东佃之目商以行货,贾以居货,亦日用所必需。而庐江民悉土著,故为商贾者少。厥产惟谷,厥货惟矾,皆外来之人兴贩。凡食用之物多山陕、徽宁之人开设铺号,本地贫者力穑,富者食租而已。(66)来安不善工巧作,不喜牵车服贾67),商贾俱来自远方,虽产米豆油饼药烟等货,亦皆候人贩鬻,既少行货之人,亦无居货之户,其能往来南省贩卖日用小物者,不过担夫数十辈次则屠沽小肆,茶酒油烟等物,或偶营之,无巨商,亦无远贾。(68)江苏淮安民惮远涉,百物取给于外商,即有兴贩者白稻、秫、麦、菽、园蔬、水鲜之外,无闻焉。若盐鹾之利,则皆侨寓有大力者负之而趋矣69);靖江之民则不营耳目之观,内不务机变之术,不能习技巧,糊口四方,不能为商贾猎取三倍,令适百里,非裹三日粮则废然还矣70)。河南的光山执业士农多而工贾少,其大较也……安土重迁,不善商贾技艺之事,其富商巨估,挟重赀而游四方者,境内不闻其人也71)。

关于江淮人从喜于商贾到农耕为本、少事商贾习俗之变迁,当时的有识之士早有洞察。嘉靖《天长县志》的作者在对照《宋史·地理志》所称的江淮之人人性轻扬、喜商贾、多高赀之家的情况后叹道:今观本县则不然。惟知耕种,少事贩鬻。衣食取足,不知富积。每年谷麦粜于外郡,岁一不收而仰外郡之粟,则必有饿死之家矣。72)直到晚清时,这种江淮本地人少事商贾的习俗还没有多大的改观。如同治时的盱眙县还是商则拙于营生,肆多客铺。间有贸易鱼米,一至他处而已73)。宝应县也还是经商之人则以外籍居多,以至于道光《宝应县志》的作者发出了“此积累者所以日少耳”(74)的感慨。

其次,市镇经济的发展水平明显低于江南。如河南信阳地薄寡积聚,城乡无大富户,无大商业75)。寿州在宋代为商业巨镇,至明清时虽然盐业、典当业有所发展,但由于米、麦、豆、谷贸迁者皆集于正阳、瓦埠诸镇,是故州城内负贩所鬻,不过布、粟、鸡、豚及竹木器用而已。(76)即使处在运河沿岸的宝应县城,因南通江都,北距山阳,都会在焉。商贾往来多疾趋,去无留者,四方宾客亦无所为而至,虽当孔道,犹僻邑也77)。安庆市由于腹地较小(限于府属六县和对岸的池州之部分地区),虽然农作物资源种类较多,但正如民国《怀宁县志》卷首《凡例》中所说的,是山多瘠土,所出无几,向市内交易商所能提供的仅有麦、竹、麻及席子数种初级产品而已,所以整体的商业水平明显不及江南,甚至还比不上江南的某些市镇。迟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商业萧条的局面仍未有大的改进。当时虽已与英国缔约作开港之预备,然卒未实行,日本学者研究的结果是商业不振,实为主因。(78

此外,风俗之奢靡与否,应是商业发展水平高低的风向标。我们从明清江淮的风俗层面,就可以检索出商业发展水平偏低的信息。如明代庐州知府张瀚就曾经说: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79)前文所提到的,江淮人多勤俭,风俗朴陋,即是缘于当地商业发展的不够。

余论

综上可知,明清时期的江淮地区,无论是民风习俗层面还是经济结构层面,所显示出的主要特征都清楚表明了它还处在典型的传统农耕社会环境。同其它地区发展阶段相对照,充其量还处在不发展阶段向发展中阶段迈进的过程中。这样的发展起点,决定了它对外界所给予的压力,诸如频发的自然灾害和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之间矛盾等,进行积极应对的能力极其有限。从而,也就影响着它自身发展的走向和在全国的经济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不发展”阶段的农耕社会环境里,农民多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在有限的土地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但受耕作技术低下的限制,多从事卤莽而报的耕作,可以说是靠天收。这样的职业和粗放耕作方式,使农民同士民、商人、手工业者相比,极易直接遭受水旱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加之封建政府和地主对农民进行的超经济剥削,又使得农民家庭雪上加霜,经常处在绝对贫困线以下。道光四年(1824)任巢县知县的舒梦龄在他的《劝民力田示》中就说:巢邑地瘠,民苦拙于谋生。无材木之饶,无蚕桑之利,无巨商大贾挟资以游四方,数十万生灵,全靠几顷薄田。乃圩田忧涝,冈田忧旱,即雨水调匀之年,禾苗亦复矮小,计每亩打稻二三担,出息可谓极薄。在收成不佳的情况下,有力之家以田佃与人种,所分籽粒除完纳课赋,剩存几何?而佃夫一年辛苦往往秋获一毕即无余粮,民生日蹙,民产日贱,售买无主,视同废业。80)这种超经济的剥削,大大降低了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另外,农民好不容易生产出的谷物产品,一到市场上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出售谷物产品所获得的比较利益同手工业品甚至同经济作物相比,都是最低的,更多的时候是“所收不足以偿其本”(81)。嘉庆《无为州志》大胆而精辟地说出了农民此种尴尬处境:州民惟农最多,亦惟农最苦。丰苦谷贱,凶苦谷少,常有刈获方完,而已悲艰食者。戴星沐雨,鹑衣藿食,终岁拮据。82)此种丰年都难以维持温饱的脆弱的小农经济,在灾害多发的环境里,屡受打击。农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人间悲剧每每在灾后多有上演。因此,从辩证的角度看灾害与江淮农耕社会的关系,我们说不发展的农耕社会虽不是导致灾害发生的原因,但这种经济形态无疑加大了灾害的破坏力和破坏程度。而频繁的灾害和灾度的放大,反过来又大大降低它自身处理和化解灾害以迅速恢复生产的能力。可谓越灾越穷,越穷则即使小灾也变成了大灾。

江淮农耕社会发展的落后性,使得它面对清中叶以来人口高速增长与耕地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时,显得苍白而乏力。明代以来,江淮由于屡遭兵燹和灾害频发而长期处于地广人稀的局面。但至清中叶尤其是太平天国之后,江淮地区人口猛增。如巢县在明末的人丁数为24192,嘉庆六年(1801)时巢县的人口已增至465808一邑如此,天下可知。83)人口的过快增长,陡然激化了人地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无外乎移民和工业化两种路径。这两种办法在江淮的近邻江南、江西、湖广等地区都有比较成功的例子,如江南地区通过早期工业化而消纳了大量的过剩人口,江西、湖广、广东等地则通过自发移民形式,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或移民海外而将过剩的人口移出本地,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家园。但由于江淮自身地理位置因素的影响,使得通过移民来解决过剩人口成为不可能。江淮东濒黄海,岸外暗沙纵横,历来不是出海的理想之地。西边是高耸的桐柏——大别山地,填湖广、填四川的条件远不及江西、湖广。北部中原地区同样是经济发展水平有限、自身人口众多而无法吸纳大量外来人口。江南则由于实行了早期工业化而形成了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不仅消纳了本地从农村转移出来的过剩人口,还接纳了江淮东部——苏北的一部分过剩人口。当然,工业化是讲求成本核算的,因而吸纳过剩人口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故靠邻近地区的工业化来消化本地过剩人口,不是解决江淮人地矛盾的根本办法。既然移民之路走入了死胡同,那就要靠本地工业化来解决。但是安土重迁、重农轻商的民习、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低、城镇发展水平不高的农耕社会环境,使得江淮地区工业化的道路也步履艰难,从而也就谈不上根本解决江淮的人地矛盾。这样,以农为本的民情、地域经济结构单一化、商品经济发展的滞后,伴随着清中期以来人口的高速增长,导致江淮地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内敛化,即面临人地矛盾时,不是通过移民或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商品经济来解决,而是通过获取尽可能多的新耕地来缓解人口增多带来的压力。因为在耕作技术不十分理想的情况下,提高原有耕地的复种指数,降低原有土地再深开发所带来的高成本,都是十分困难的事。而种植新的经济作物和从事工商业活动具有很大的风险,务农贱商的陋习又时时束缚着人们开拓进取的意识和行为。相对而言,向未被开发的田角地头、荒坡野地及森林深处索取较高的经济比较利益(尽管其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很低),就显得容易许多。在如此背景之下,劝垦围湖、围江造田、伐林垦荒等向自然要地要田的农业开发活动,也就不可避免。从此,江淮原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又面临一次更大的破坏。脆弱的生态环境、落后的农耕社会、灾害的频发,形成循环链,彼此胶着在一起。


参考文献:

[1]①参见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2]②《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1985版,第40页。

[3]③嘉靖《光山县志》卷一《风土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4]④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八《风土志》,中国方志丛书本。

[5]⑤孙承恩:《县学田碑记》,嘉庆《合肥县志》卷三二《集文第二》。

[6]⑥嘉庆《合肥县志》卷八《风土志》。

[7]⑦民国《宿松县志》卷八《民族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

[8]⑧道光《宿松县志》卷首《康熙宿松县志序》。

[9]⑨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八《风土志》,中国方志丛书本。

[10]⑩乾隆《历阳典录》卷二五《艺文二》,中国方志丛书本。

[11]民国《全椒县志》卷五《食货志·实业》,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12]同治《霍邱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13]成化《中都志》卷一《风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4]隆庆《宝应县志》卷二《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15]道光《重修宝应县志》卷八《风俗》,中国方志丛书本。

[16]民国《宝应县志》卷一《风俗》,中国方志丛书本。

[17]崇祯《泰州志》卷一《职方志·风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8]康熙《泰兴县志》卷一《风俗第六》。

[19]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四《典礼·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20]嘉靖《海门县志集》卷二《风俗第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21]嘉靖《通州志》卷二《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22]民国《山阳县志》卷一《疆域》,中国方志丛书本。

[23]光绪《寿州志》卷三《舆地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24]道光《宿松县志》卷首《康熙宿松县志序》。

[25]乾隆《望江县志》卷三《民事·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26]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一《疆域志·风气》引,中国方志丛书本。

[27]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卷一,《送同年李观甫之任江浦序》,周本淳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页。

[28]葛守礼:《葛端肃公家训》卷下,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

[29]盛仪:《修平量记》,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九,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30]同治《盱眙县志》卷一《舆地志一·风俗》,中国方志丛书本。

[31]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一一《食货二·农村经济》,中国方志丛书本。

[32]《山笔尘》卷一二,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第338页。

[33][明]陈全之:《蓬窗日录》卷一《南直隶》,《中华野史》明朝卷一,泰山出版社2001年版,第995页。

[34]嘉庆《合肥县志》卷三一《集文第一·诗》。

[35]嘉靖《定远县志》卷一《风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6]乾隆《淮安府志》卷一五《风俗》,续修四库全书本。

[37]民国《甘泉县续志》卷七上《物产考第七上》,中国方志丛书本。

[38]嘉庆《如皋县志》卷六《物产》,中国方志丛书本。

[39]同治《盱眙县志》卷一《舆地志一·风俗》,中国方志丛书本。

[40]光绪《庐江县志》卷二《舆地·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41]道光《来安县志》卷三《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42]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一二《食货三·物产》,中国方志丛书本。

[43]乾隆《无为州志》卷七《物产》。

[44]嘉庆《无为州志》卷二《舆地志一·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45]乾隆《无为州志》卷七《风俗》。

[46]方都韩:《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6517165171页。

[47]嘉庆《无为州志》卷二《舆地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48]转引自何泉达选辑《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49]《高宗实录》卷四三七,转引自何泉达选辑《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第44页。

[50]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一二《食货三·物产》,中国方志丛书本。

[51]嘉庆《如皋县志》卷六《物产》,中国方志丛书本。

[52]道光《来安县志》卷四《食货志下·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53]道光《来安县志》卷三《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54]曾国荃:《山西通志》卷一三三。

[55]钱仪吉:《珩石斋记事稿》卷六。

[56]《高宗实录》卷四三七,何泉达选辑:《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第44页。

[57]《高宗实录》卷四三七,转引自何泉达选辑《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第44页。

[58]光绪《凤阳府志》卷一七《宦绩传》,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59]民国《怀宁县志》卷六《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60]光绪《盐城县志》卷四《食货·物产》。

[61]姚莹《东溟文后集》卷九。

[62]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63]光绪《霍山县志》卷二《地理志·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64]嘉庆《无为州志》卷二《舆地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65]光绪《庐江县志》卷二《舆地·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66]道光《来安县志》卷三《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67]道光《来安县志》卷三《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68]乾隆《淮安府志》卷一五《风俗》,续修四库全书本。

[69]光绪《靖江县志》卷五《风俗》,中国方志丛书本。

[70]民国《光山县志约稿》卷一《地理志·风俗志》,中国方志丛书本。

[71]嘉靖《皇明天长志》卷三《人事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72]同治《盱眙县志》卷一《舆地志一·风俗》,中国方志丛书本。

[73]道光《重修宝应县志》卷九《风俗》,中国方志丛书本。

[74]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一一《食货二·农村经济》,中国方志丛书本。

[75]光绪《寿州志》卷三《舆地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76]王懋:《白田草堂存稿》卷一五,《宝应张邑侯寿序(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77]日本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二卷,《安徽省》,第三编,第一章。

[78]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

[79]道光《巢县志》卷末《附录》,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80]道光《来安县志》卷四《食货志下·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81]嘉庆《无为州志》卷二《舆地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82]道光《巢县志》卷六《食货·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注释:

1参见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1985版,第40页。嘉靖《光山县志》卷一《风土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八《风土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孙承恩:《县学田碑记》,嘉庆《合肥县志》卷三二《集文第二》。嘉庆《合肥县志》卷八《风土志》。民国《宿松县志》卷八《民族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道光《宿松县志》卷首《康熙宿松县志序》。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八《风土志》,中国方志丛书本。乾隆《历阳典录》卷二五《艺文二》,中国方志丛书本。(11)民国《全椒县志》卷五《食货志·实业》,中国地方志集成本。(12)同治《霍邱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13)成化《中都志》卷一《风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14)隆庆《宝应县志》卷二《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15)道光《重修宝应县志》卷八《风俗》,中国方志丛书本。(16)民国《宝应县志》卷一《风俗》,中国方志丛书本。(17)崇祯《泰州志》卷一《职方志·风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18)康熙《泰兴县志》卷一《风俗第六》。(19)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四《典礼·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20)嘉靖《海门县志集》卷二《风俗第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21)嘉靖《通州志》卷二《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22)民国《山阳县志》卷一《疆域》,中国方志丛书本。(23)光绪《寿州志》卷三《舆地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24)道光《宿松县志》卷首《康熙宿松县志序》。(25)乾隆《望江县志》卷三《民事·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26)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一《疆域志·风气》引,中国方志丛书本。(27)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卷一,《送同年李观甫之任江浦序》,周本淳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页。(28)葛守礼:《葛端肃公家训》卷下,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29)盛仪:《修平量记》,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九,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30)同治《盱眙县志》卷一《舆地志一·风俗》,中国方志丛书本。(31)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一一《食货二·农村经济》,中国方志丛书本。(32)《山笔尘》卷一二,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第338页。(33[]陈全之:《蓬窗日录》卷一《南直隶》,《中华野史》明朝卷一,泰山出版社2001年版,第995页。(34)嘉庆《合肥县志》卷三一《集文第一·诗》。(35)嘉靖《定远县志》卷一《风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36)乾隆《淮安府志》卷一五《风俗》,续修四库全书本。(37)民国《甘泉县续志》卷七上《物产考第七上》,中国方志丛书本。(38)嘉庆《如皋县志》卷六《物产》,中国方志丛书本。(39)同治《盱眙县志》卷一《舆地志一·风俗》,中国方志丛书本。(40)光绪《庐江县志》卷二《舆地·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41)道光《来安县志》卷三《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42)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一二《食货三·物产》,中国方志丛书本。(43)乾隆《无为州志》卷七《物产》。(44)嘉庆《无为州志》卷二《舆地志一·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45)乾隆《无为州志》卷七《风俗》。(46)(49)方都韩:《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6517165171页。(47)嘉庆《无为州志》卷二《舆地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48)转引自何泉达选辑《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50)《高宗实录》卷四三七,转引自何泉达选辑《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第44页。(51)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一二《食货三·物产》,中国方志丛书本。(52)嘉庆《如皋县志》卷六《物产》,中国方志丛书本。(53)道光《来安县志》卷四《食货志下·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本。(54)道光《来安县志》卷三《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55)曾国荃:《山西通志》卷一三三。(56)钱仪吉:《珩石斋记事稿》卷六。(57)《高宗实录》卷四三七,何泉达选辑:《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第44页。(58)《高宗实录》卷四三七,转引自何泉达选辑《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第44页。(59)光绪《凤阳府志》卷一七《宦绩传》,中国地方志集成本。(60)民国《怀宁县志》卷六《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本。(61)光绪《盐城县志》卷四《食货·物产》。(62)姚莹《东溟文后集》卷九。(63)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64)光绪《霍山县志》卷二《地理志·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本。(65)嘉庆《无为州志》卷二《舆地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66)光绪《庐江县志》卷二《舆地·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67)道光《来安县志》卷三《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68)道光《来安县志》卷三《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69)乾隆《淮安府志》卷一五《风俗》,续修四库全书本。(70)光绪《靖江县志》卷五《风俗》,中国方志丛书本。(71)民国《光山县志约稿》卷一《地理志·风俗志》,中国方志丛书本。(72)嘉靖《皇明天长志》卷三《人事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73)同治《盱眙县志》卷一《舆地志一·风俗》,中国方志丛书本。(74)道光《重修宝应县志》卷九《风俗》,中国方志丛书本。(75)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一一《食货二·农村经济》,中国方志丛书本。(76)光绪《寿州志》卷三《舆地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77)王懋:《白田草堂存稿》卷一五,《宝应张邑侯寿序(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78)日本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二卷,《安徽省》,第三编,第一章。(79)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80)道光《巢县志》卷末《附录》,中国地方志集成本。(81)道光《来安县志》卷四《食货志下·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本。(82)嘉庆《无为州志》卷二《舆地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83)道光《巢县志》卷六《食货·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