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传统稻作农业生产体系的生态人类学考察

作者:张海超 雷廷加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8-10-26  浏览次数: 327

【摘 要】20世纪50年代之前,傣族地区仍有大量土地荒芜,本地文化并不鼓励无节制地对森林进行开发。在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方面,傣族更依赖田地自身的修复能力,一年只种一季粮食,主要通过休耕来实现地力的自然恢复。傣族地区虽然建有相对完善的水利设施,但都以引水为主,并没有建设可以扩大灌溉面积的水库。当面临短期缺水的情况时,将秧苗临时寄养在地势较低的小块土地上,雨季到来后再将它们挪到已得到灌溉的大片田地中;傣族的水稻生产体系投入人力较少,土地只是浅耕,不施肥,也没有除草等田间管理活动,与东亚汉族地区的农作实践差别显著。以往的研究过于关注单位面积的稻米产量,认为当地农业生产“落后”,但考虑到人力物力的较少投入,傣族传统稻作可以说是一种高效、理性的生产方式。

【关键词】农业文化遗产;傣族;土地利用;稻作;生态人类学

 

一、研究缘起

明代文献如《西南夷风土记》《百夷传》等很早便留下了关于傣族稻作生产的记录。20世纪40年代之后,民族学研究者来到当时被视为瘴疠之地的傣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其中江应樑、田汝康都关注到当地稻作生产的独特性,并对其进行了初步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织完成的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也多涉及傣族稻作生产的信息。不过,这些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学者都希望能够改变傣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因为当地稻米亩产量不高,所以与传统的汉族地区差异明显的傣族传统稻作生产系统也一直被视为改造对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学学科恢复重建后,谭乐山率先探讨了土地改革完成后傣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信仰消费,郭家骥、王文光等则专门对傣族地区的糯稻种植、产量等问题进行梳理,傣族稻作也获得了一些正面评价。不过,更多调查者依旧难以摆脱自身偏见,傣族农业生产体系仍被打上“落后”和“低效”标签。虽然尹绍亭等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傣族改种双季稻后总产量反而出现下降的事实,提出傣族“不是不懂‘科学’,他们的‘懒’和‘落后’自有他们的道理”,但并未扭转学界和公众的刻板认识。在近年来完成的傣族研究著作中,稻作尽管仍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但随着粮食种植在当地农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稻作已经逐步沦为傣族乡村社区研究的背景知识,学者们对农业生产背后的思想与逻辑的关注也日趋减少。

面对传统农业生产知识的流失,自2012年起,中国政府开始着手建立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体系。迄今为止,已经公布了四批保护名录。遗憾的是在周边主要稻作民族都有项目入选的情况下,傣族传统稻作农业生产系统并未能被纳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中。傣族稻作历史悠久,耕作体系独树一帜,其中蕴含着人类改造与利用自然的独特智慧,对其展开讨论显然仍有必要。

二、傣族地区传统土地利用

地处滇西南边疆的傣族地区早在元代便成为中央王朝的藩属,明代的观察者对傣族地区的农耕体系尤其土地利用情况有了初步认识,虽然只是寥寥数笔,但往往也能把作者遭遇异文化时的内心震憾表露无遗:“凡田地近人烟者,十垦二三,去村寨稍远者,则迥然皆旷土。”大量土地处于荒芜状态,这无疑给当时的汉族学者留下很深的印象。远道而来的官员总会或明或暗地批评傣族人不够勤奋,没有尽可能多地将周围的土地都开发成稻田,比如《百夷传》便不无遗憾地提出评断:“地利不能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到德宏进行调查的地理学家注意到这一区域“地势平坦,灌溉便利,可以开辟为肥美的水田”,遗憾的是“还有很多田,仍是荒闲着”。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汉族学者认为的“宜耕地”很多都处于自然状态,当地人并没有将其改造为粮田的计划。当时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土地也被视为可以服务于国防大业的资源,这种情形必然招致批评:“浅见的夷民,有意贪逸恶劳,抑制土地的生产力。”

虽然优良的水热条件足以支持每年种两次甚至三次水稻,但传统上几乎所有的傣族地区都只播种一季,收获后便不再种植其他作物,这是傣族传统土地利用方式的重要特征。“土地利用的情形很粗放,小春一季,田亩常是整个荒芜的”,早期的民族志作品中经常有类似的报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傣族“田里每年均只种一发稻”的情况在人类学界逐渐得到正视,现代学者调查发现“傣族地区虽然许多可一年两造、三造,但在以前不多,老百姓认为这样种出来的稻谷不好”。因为一年只种一季,水稻生长周期长,品质和口感都较有保障。

对所有的农业生产体系而言,要想实现田地的永续经营,土壤肥力的保持都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大量施用肥料,弥补连续耕作造成的有机物质流失。传统东亚地区的农民时刻关注着土地肥力的修复,在每一个耕作季节到来之前,农民都要用事先准备好的肥料如人畜粪便等进行肥田,中国、日本和朝鲜都曾有完善的粪便收集系统,这虽然大大增加了劳动力投入,但却保证每年都能获得大量的收成。另外一种则更加依赖土地自身的修复能力,不施肥或者少量施肥,主要通过长短不同的休耕来实现地力的自然恢复。传统欧洲地区的农民在连续耕作几年后都会让土地轮歇一到数年。以往地广人稀的傣族地区选择的也是第二种方式,稻田在种植四五年后会有一到两年的休耕期,如此一来投入的劳动量会明显减少,但也限制了土地的使用强度,每年只能收获一次。

稻作民族一般被认为“安土重迁”,世世代代固定在一个区域进行耕作,但从长时段历史和宏观维度来看,傣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能算是完全的定耕,村寨一直处于搬迁流动的状态,实际情况更加接近于一种间歇期较长的迁徙。在德宏等地,很多土司衙署的所在地都经历过多次搬迁,背后多数都有缓解生态压力的原因。在傣族地区的民间传说中,也有很多杰出的首领带领民众迁徙的故事,村寨往往都有自己的祖先是从何处迁来的说法。虽然整体流动因为土地政策的原因现已完全消失,但一部分人从原村寨分出另建新寨的情况仍时有发生。人口的迁徙流动使得土地的循环利用得以实现,其实也是一种完成生态修复的方式。

三、傣族传统稻作中的水资源管理

水稻生长十分依赖水源,稻作民族基本都要建造灌溉设施。学界对传统傣族社会不同村寨互相合作维持灌溉系统运转的情况讨论较多。江应樑先生较早考察了“摆夷对水利的利用”,发现当地人“对水利的建设及沟渠河道的管理,均有一定制度”。有关傣族水利管理“板闷制”的讨论一直也都是传统傣族农业研究的重点。

灌溉系统与政治文明的诞生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考古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对古代社会进行探讨的重要切入点。中国学界多强调灌溉系统的维系对于社会整合尤其是政权组织存在的意义。研究傣族文化的学者们同样提出“大的灌溉工程造成大规模人力集中,促使许多小共同体结合成一个总合的统一体,于是出现了国家的雏形”,这一学说深受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水利专制主义的影响,但西南边疆的情况未见得与中原地区一致。熟谙当地灌溉体系的曹成章先生调查发现景洪坝子的主要灌溉水渠有5条,“最长的闷南勇有30多华里长,流经11个村寨”,这样的工程量显然不足以支持太多假设。

西双版纳的灌溉体系表现出很强的“顺势性”特征。从张公瑾先生收集并翻译的1778年西双版纳议事厅发布的文告来看,强调的是“大家应该一起疏通沟道,使水能够顺畅地流进大家的田里”,而并非是调动大量劳役修建储水设施,以达到灌溉更多农田的目的,这与中原地区甚至同处滇西的大理白族地区的水利兴修都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同样都是为水稻种植提供稳定的水源,但两种体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一般说来,灌溉系统包含蓄水和引水两大功能,但就西双版纳而言,修建水利设施的最终目标是保证河水能够“合理而均匀地分流到不同的稻田”,因而只是看重其中的引水功能。傣族研究专家高立士先生对西双版纳地区涵养水源的竜林系统、水渠的传统管理制度以及挖沟、筑坝、分水、提水的技术细节都有过详尽的调查与讨论,根据他整理的数据,“1950年以前全州(西双版纳)有大小坝塘100余个”,对于稻作地区来说这一数量并不算多,何况其中蓄水量最大的“勐罕大鱼塘”“曼勐养大鱼塘”“莲花池”都是河床改道或者地震凹陷形成的,并非人工修筑的蓄水设施。严格说来西双版纳等地“只有引水工程,没有蓄水工程”。

傣族地区流行一种特殊的二次育秧方法,一般称为寄秧。育好的秧苗被从苗床拔出,暂时种植在近水的小片田地上,大约经过20天左右的时间,秧苗被再次拔起,掐去一部分须根后插进大田。当下的研究基本都会把寄秧视为一种让秧苗从羸弱转为肥壮的特殊培育方式,学者们特别强调寄秧程序能够节省“种子用量”并能提高产量,认为它体现了傣族作为古老的稻作民族所掌握的独特耕作智慧。实际上这一技术主要解决的是短期内的稻田缺水问题。虽说傣族地区总体上堪称“雨水调匀,无旱无涝”,但仍属于季风气候,一年中雨季与干季区别明显,因为缺少蓄水设施,一旦雨季的到来出现延迟,就会影响水稻栽种。傣族农民经常遇到的情况是,秧苗育成后大田仍无法得到雨水的滋养,只好选择一块距离水源较近的土地,临时把秧苗栽下。一旦有了持续的降水,大片的土地得到了灌溉,再将秧苗重新拔出,定植在大田中。在此过程中,秧苗固然变得更加粗壮,但其最重要的目的是避免秧苗因为缺水而无法顺利栽下的情况。早期展开的社会历史调查也发现,在某一特定年份西双版纳曼景罕寨的38户农民中,使用寄秧技术的只有13户,是否采取这种方式实际是由每片土地在特定年度的供水情况决定的。田地地势较低的农人并不热衷于二次育秧。

总体说来,热带地区的降水量足以保证水稻的生长,但在栽秧前后,傣族农民也经常遇到缺水的问题。虽然拥有沟渠修治和水利管理的完善体系,但傣族并没有普遍建设可对水资源的时空分布进行调整并最终扩大灌溉面积的储水设施。简单说来,傣族地区的水利体系强调的是保障水流的通畅,短暂的缺水通常选择用“寄秧”的方式解决。当然,这跟当地传统上只种一季,所谓“农时”通常也并非那么急迫有关。在那些实施一年两季甚至三季连作的地区,人们必须严格依照节令来完成作物的播种与收获,一旦拖延了时间,下一季作物的生产便会遭受连锁影响。对傣族人来说,因为并不存在影响下一季作物播种的问题,如果雨季到来较常年偏晚,农民可以将栽秧活动稍微延后,他们对生产工序的安排有较大的调整空间,何况还可以选择生长期短的传统品种。所谓寄秧只能算是应对不利环境的一种被动选择,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增产技术。

四、傣族传统耕作体系的技术特征

与东亚地区的稻作农业相比,傣族传统水稻种植有以下三个特征:不施肥、浅耕及不重视田间管理。

(一)不施肥

傣族传统耕作体系中最经常被研究者提及的特征便是不施肥。“因为长期荒芜,野草自生自灭,植物混入泥中腐败,使土壤中所含的天然肥料非常丰富,农产物种植下去,绝对不需要施肥”。这是20世纪40年代江应樑先生对于傣族农作方式给出的解释。此外,江先生的著作中还提到“摆夷割稻时,腰部亦懒于弯下”“稻穗仅割取尺许长”,由于稻草在当地并不充当燃料、饲料,也不用于覆盖屋顶,所以“任其留置田中”。按照傣族传统的收割方式,只割取稻穗部分,而不是把整棵植株都割倒,虽然“摆夷不收稻草,任意留存稻田里”的情况被认为会滋生虫害,但稻秆最终会在田中腐朽分解,自然可以理解为保持农田肥力的一种方式。

东亚地区谷物农业的“技术特征是为了维持地力必须投入大量人力”,包括使用人粪尿、动物粪便以及收集加工而成的堆肥等。环境人类学家全京秀教授曾引用“弃粪者,杖五十”的朝鲜古训,说明粪便是传统农家不可抛弃的珍贵肥料资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傣族农耕普遍不施肥,尤其忌用人粪,认为用之肥田,“长出的粮食用来祭佛,会‘对神不敬’”。这是现代学者对傣族“不喜施肥”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此解释除了受南传佛教信仰的影响之外,也与傣族传统的认知与分类体系有关,当地人认为人类的粪便是不洁的,会对粮食带来“污染”。牛粪在本土观念中虽然没有肮脏与污染的问题,但更常用来充当燃料,或者与泥土混合涂抹在粮仓和屋子的墙壁上,虽然当地人认为它也可以充当肥料,但很少会有意识地加以收集并施给农田。

(二)浅耕

古代中国农书上很早便开始强调深耕对于丰收的重要性,根据汉族地区的耕作经验,土地深翻能够促进根系发育从而提高作物产量,中国东部稻作区的农民对此都深有体会。学者们观察到的傣族农民的耕作却是完全另外一种景象:“摆夷男女们赶着牛把田土薄薄地犁松,然后放水浸田,在一个角落里撒下谷种”。所谓“薄薄地犁松”亦有数据为证:“两牛并犁或一牛独犁,田土翻起之深度仅二三寸。”后来的调查者也观察到同样现象:“扶犁飞跑,深度不大,只有二、三寸深,少数有三四寸深。”这与明代农书记载的“农家栽禾启土,九寸为深”的指标可谓差异显著。所谓“扶犁飞跑”,或许稍嫌夸张,参考泰国春武里府每年都会举办的“水牛犁田奔跑大赛”便能更好地理解这种情形。比赛时两头水牛拖着木犁在田中奔跑,后边紧跟着的农民一边用手扶着犁,一边拿着鞭子吆喝,模仿的正是传统傣-泰民族耕作的常态。

浅耕也跟当地犁头和犁把的结构有关,根据尹绍亭先生20世纪80年代在西双版纳地区进行的调查,傣族传统的犁普遍框架较大而用材偏细,尤其是被称为“苔活木”的传统耕犁的犁铧部分较小,确实无法承受较大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在傣族地区进行调查的学者们也提到“再深犁把则容易折断”。随着农具加工技术的改进,近年来的调查显示西双版纳地区犁田的深度略有增加,“犁深约4寸”。

另外,或许可以从气候及水文角度进行解释,在降雨量很大的热带地区,被翻起的土壤极易被冲刷,为了避免侵蚀,傣族普遍选择了浅耕。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民族文化选择的结果,因为同样信仰南传佛教,生活地域与傣族邻近的阿昌族种植水稻不仅实行一年两熟,犁田讲究的也是“三犁三耙”和“深翻细耙”,这与傣族的农作观念显然差别极大。

(三)疏于田间管理

傣族稻作“农耕生产比较粗放,中耕管理差”几乎是所有在傣族地区进行过相关调查的汉族学者的共同结论。除了在水稻种植的各个阶段都不会施肥外,学者们讨论较多的另一个问题便是傣族人对待农田杂草的态度:“多数不薅除,个别地区也有薅除一两次的”。

现代农业在傣族地区的兴起,除了大力推广化学肥料外,另外一项主要工作便是推广除草剂,致力于消除各种田间杂草。农业科技部门统计的西双版纳稻田杂草有31种之多,不过,科学家眼中的杂草,很多时候都是当地傣族农民认为可以用来肥田或者无伤大雅毋须刻意祛除的种类。传统傣族农民其实很少会在意田间的杂草。

虽然傣族敬畏自然的生态思想被现代学者广为称颂,但另一方面,因为缺乏勤奋的田间管理活动,传统研究对傣族稻作生产系统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渐有改观。在详细统计了西双版纳曼远寨的稻作耕作程序之后,郭家骥先生发现,“傣族农民种一亩水稻需27道工序,要投入31个人工和6个牛工,这个当时地广人稀的条件下已很难再视之为粗放……其生产力水平也并不十分低下”。

据此,他对传统研究将傣族稻作视为一种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的看法提出反思,认为其在某种程度上也应算作是“精耕细作”。和之前的研究相比,郭先生的结论无疑是开拓性的,不过,显然还需要建立一套更加明晰的评价方案,从而对当地的稻作生产情况进行整体估算。

(四)傣族传统农耕系统的再评价

就人类学看来,农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耕作技术除了与所处生态环境存在着紧密联动之外,同时也跟民族文化密切相关。对傣族地区稻作体系的深入理解仍需从特殊的土地所有制、宗教信仰以及社会习俗等角度进行综合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西双版纳等地,土司名义上是所有土地的主人,耕作者没有所有权,自然也不能对田地进行交易。从实际操作层面看,土地多为村寨公有,村社头人对土地的调整有一定的权力。这一套颇具民族特色的土地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压制了人们拓垦荒地的积极性,传统学者通常将其视为傣族农民在开垦荒地方面态度消极的最重要原因。严格说来,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对应关系。对此,可以引入市场因素进行说明。

在交通不便的时代,稻米并不适合成为长途运输的商品,除了用于本地消费外,傣族农家的收获物最多只能流入周围的山地民族。“各土司境内大抵人少地多,米谷的剩余,又不一定有外销的市场,故每年仍只播种一次。”根据江应樑先生1937年冬天开展的调查,“芒市谷价每箩(约重二十斤)约合国币二角五分”,低廉的价格自然无法带来扩大生产的积极性。时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陆崇仁在给《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所作的序中也提到当时德宏傣族地区的“稻米生产过剩,人食之有余而以之饲牲畜,饲牲畜有余而以之作燃料”,在举国面对日本侵略,大量国民饥寒交迫的时代出现这样的情况堪称骇人听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土地的控制权在土司还是民众手中,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稻米产量同样都是无利可图的。这自然会影响到傣族人对耕作的态度。在傣族地区的民间传说中,一般被译为“沙铁”的富人往往都是从事贸易致富,很难找到汉族地区常见的依靠土地集中过上富裕生活的例子。

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展的傣族社会调查发现,“吃多少,种多少”是当地最为主流的生产观念。傣族文化实际上并不鼓励开垦超过自家需要的土地。努力耕作,不仅无法获得赞美,民间舆论方面其实还会给予压力。另外,“男子到四、五十岁,儿子长大可以接替劳动后,就不参加主要的田间劳动了,否则会被人耻笑”,在当地的社会语境下,虔诚参与各种宗教活动才是中年以后人生最好的选择。在很多汉族学者看来,这无疑过早地将一部分人群排除在农业生产活动之外。

绝大部分傣族人都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信徒,水稻快速生长的时节正处于佛教节日周期中的特殊时段。这便是佛教修行中十分重视的“结夏安居”,在傣族地区一般称为“进洼”或“关门”。按照教义,高温多雨的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内都不宜外出劳作,当地人自然也不会在田间管理环节投入很多劳动力。农历九、十月后,稻谷依次成熟,此时傣族人的宗教生活也暂告一段落,在举行了隆重的“出洼”或“开门”节庆之后,傣族人才开始忙着收获。宗教庆典的节奏与农业生产的周期显然是互相配合的。

从耕作技术角度进行分析,傣族农耕是一套与汉地不同的特殊生产体系。每年只播种一季、浅耕以及田间管理缺失等,背后的逻辑都是避免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与当地的生态环境条件相适应,傣族传统农耕是一套功能完善且具有自我延续能力的生产系统。上文从文化方面进行的简单梳理则说明传统时代“惰农”的生产方式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能的,按照本民族的文化逻辑、从主位角度进行判断,这种耕作方式也是最为合理的。对人类学研究者来说,与提出各种改造传统农业的设想相比,更重要的是去挑战传统认知中的误区,并提供一套新的解释途径。

少数民族地区粮食单产低,学界一般会判定为“落后”,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几乎是唯一被考虑的因素。汉族地区稻作的单产总体来说是非常高的,长期领先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很多研究者同样认为传统中国的农业生产也是落后的。显然此时被比对的便并非只是产量了。这些习以为常的论述背后实际上潜藏着评价标准混杂的问题。对此不妨引入劳动投入与产出比的概念,在统计传统工序和投入的劳动时间的同时,对相应的产量进行测算,从而判断其生产效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西双版纳平均每亩水稻中常产量为300市斤上下。这个数字确实不算突出,但根据早先的调查,一个全劳动力的出工天数……德宏、西双版纳等地最低约100天,而且每天的劳动工时不超过6小时,在这样的劳动投入状态下,德宏芒市法帕寨一名男子每年生产的稻谷据估算为4200市斤。其生产效率之高,应该是超过了很多汉族地区的。不过,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傣族耕作体系“比较落后”,甚至提出“千年如一日的古老工具和作业方法已构成了当前经济发展的障碍”。

傣族传统生产体系不施肥、不锄草,而且只播种一季,在很多汉族学者看来存在中耕管理少、复种指数低的问题,但对傣族传统稻作生产体系的评判,既不能只看到表面上的“单产低”,也不能仅仅限定于整个流程到底投入了多少“工”以及“工序”是否足够复杂。即便算不上“精耕细作”,它也可以算是一种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因为基本只耕种土壤最肥沃、灌溉条件最好的土地,一季水稻的生长期几乎长达半年,十分有利于营养物质的积累。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保证了傣族传统农业能以较低的人力、物力投入获得较高的产量,收获的稻米品质也比较好。

五、总结与讨论

农业生产系统的本质是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维持,在为农作物提供稳定的生长条件的同时满足人类自身的食物需求。西南少数民族稻作地区相对来说人口压力都不算太大,农业生产更重视满足多样化的口味需求,往往会在相对较小的地块中种植多样化的品种,追求种类更为丰富的收获物。作物生长周期长,单产低,但相对而言投入的劳动力也较少,实际生产效率可能更高,并非习惯认为的所谓“广种薄收”的粗放农业形式。不仅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落后”,甚至应该看作另外一种取向的农业生产体系的发达。在当时环境压力较小,即人口不多但土地资源丰富的社会背景下,这可能是最为理性的农业生产方式。

同样是进行稻作生产,生活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傣族与中国内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亚稻作生产者存在很大差异。傣族地区土地的持久利用主要通过休耕、轮歇实现,不使用额外的肥料,更多依赖土地的自我恢复来保持肥力,这是一种对生态环境干预程度较低的农作方式。明代以来,很多汉族学者都对傣族人没有尽可能地开垦更多稻田而心存遗憾,大量荒地的存在也是因为民族文化从根本上限制了对宜耕土地的进一步开垦,从当地人的认知体系来看,它们本来便是不宜被改造的。在水利建设与维护方面,傣族社会投入的劳动力也比较少,并不热衷于通过工程建设扩大灌溉面积。云南与临近的东南亚很多地区的农业生产逻辑是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不推崇对土地、河流的自然面貌进行永久性改造,更不会过分强调单位面积的产量。所以,傣族传统稻作是一种低劳动力投入和低环境干扰度的耕作方式,可以视为古代的亲环境农业。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们倾向于以单纯的产量来衡量农业生产水平的高下。尤其在整体粮食供应匮乏的时代,尚有许多土地可供开垦、单产量也有很大提升空间的傣族稻作自然会被视为是应该被彻底改造的。当时的学者们似乎更加愿意看到将傣族的农业生产体系改造为投入劳动更多、产量也更高的集约农业生产方式。因此,以提高复种指数为主旨的农业科技推广活动持续开展,西双版纳地区自1953年起便开始推广双季稻,“傣族地区的农业,已普遍实现了一年两熟,少数地区还达到了一年三熟”。随着一些强力措施的推进,傣族地区的水稻生产逐渐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新的耕作模式的出现也意味着农作思想体系的改弦易辙。当然,这种变化并不单单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临近的东南亚国家普遍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调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越南、泰国、缅甸的水稻单产都有明显上升。这背后都有灌溉范围扩大,化肥、农药以及劳动力投入增加,复种指数提高的因素。在人口大量增加而可耕地面积萎缩严重的情况下,由低人工投入主导的生产模式朝着高投入、高产出的方向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某种程度上是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必然选择。(初稿中的一部分曾于2017年8月在韩国郁陵岛举办的“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ociocultural Meanings of Food around the World”国际研讨会上宣读,慢食运动韩国会长金钟德先生和韩国岭南大学人文学科总长朴晟槦教授提出修改及补充建议,在此谨致谢忱!)

 

注释:

[1]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少数民族的水稻生产实践与稻作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研究”(项目号:17BMZ059)的阶段性成果。

[2]作者简介:张海超,男,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副馆长,主要从事民族文化遗产研究。雷廷加,女,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文化遗产与农村发展研究。

[3]谭乐山:《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村社经济:对中国西南西双版纳的比较研究》,赵效牛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22页。

[4]一般认为傣族地区传统主食为糯米,但实际情况较为复杂,很多传统稻种并非糯稻。

[5]尹绍亭:《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5页。

[6](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5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90页。

[7](明)钱古训撰,江应樑校注:《百夷传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1页。

[8]严德一:《边疆地理调查实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0年,第160-161页。

[9]严德一:《边疆地理调查实录》,第161页。

[10]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页。

[11]江应樑:《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7页。

[12]赵世林、伍琼华:《傣族文化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0页。

[13]所谓摆夷是传统学界对滇西及滇西南地区傣族的传统称谓。

[14]江应樑:《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第161页。

[15]高立士、郭家骥、诸锡斌等的著作。

[16]Julian·H·Steward. Irrigation civilizations:a comparative study:a symposium on method and result in cross-cultural regularities,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1.

[17]马曜:《傣族水稻栽培和水利灌溉在宗族公社向农村公社过渡和国家起源中的作用》,《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

[18]曹成章:《傣族村社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2页。

[19]张公瑾:《傣族文化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0-11页。

[20]管彦波:《云南稻作源流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15页。

[21]高力士:《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另有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2]高力士:《高力士傣族文化研究文选》,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23]高力士:《高力士傣族文化研究文选》,第25页。

[24]有些学者习惯使用“教秧”一词,为同一傣族词汇的翻译。

[25]诸锡斌:《傣族传统灌溉技术的保护与开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188页。

[26]李拂一:《车里》,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9页。

[27]《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8》,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28]江应樑:《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第162页。

[29]江应樑:《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第38页。

[30][日]晖峻众三:《日本农业150年(1850-2000年)》,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页。

[31][韩]全京秀:《环境人类学》,崔海洋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22页。

[32]赵世林、伍琼华:《傣族文化志》,第32页。

[33]王文光:《西双版纳傣族糯米文化及其变迁》,载杜玉亭主编:《传统与发展:云南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之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78-379页。

[34]江应樑:《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江晓林笺注,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99页。

[35]赵世林、伍琼华:《傣族文化志》,第31页。

[36](明)马一龙:《农说》,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7页。

[37]尹绍亭:《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上),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7页。

[38]《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1》,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39]秦莹、李伯川编著:《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制度的现代变迁》,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40]毛公宁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风俗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392页。

[41]王文光:《西双版纳傣族糯米文化及其变迁》,第378页。

[42]赵世林、伍琼华:《傣族文化志》,第31页。

[43]惠肇祥:《从西双版纳稻田除草技术的变迁看傣族稻作的发展方向》,《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44]郭家骥:《西双版纳傣族的稻作文化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页。

[45]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期的研究一般把农民不愿意开辟新农田的原因归结于阶级压迫,未能关注本民族传统文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46]江应樑:《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第194页。

[47]马玉华主编:《中国边疆研究文库·西南边疆》(第3卷),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89-90页。

[48]王文光:《西双版纳傣族糯米文化及其变迁》,第378页。

[49]赵世林、伍琼华:《傣族文化志》,第29页。

[50]古代汉族学者经常怀疑一些农民对耕作事业不够勤勉,将其称为“惰农”,自身也多有“劝农”之举。

[51]江应樑:《傣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477页。

[52]《傣族简史》编写组编:《傣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3页。

[53]《傣族简史》编写组编:《傣族简史》,144页。

[54]王文光:《西双版纳傣族糯米文化及其变迁》,第387页。

[55]岩峰主编:《傣族文化大观》,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323页。

[56]个别地方曾采取过强硬措施,比如毁坏农民种植的传统品种秧苗,强制种植外来新品种等现象。

[57]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编:《东南亚大型稻作灌溉系统的未来》,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