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同构”底色下的家户产权治理与国家治理——基于“深度中国调查”材料的认识

作者:黄振华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10-22  浏览次数: 9512

【内容提要】“家国同构”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底色与特性。国家治理的根基在家户,家户治理构成中国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的重要微观基础。在家户内部,产权具有支配性,是家户治理的核心,也是理解家户治理的关键。从“深度中国调查”来看,中国的家户产权兼具“刚性治理”和“弹性治理”的双重治理逻辑,这构成家户治理的重要微观机理,也提供了认识国家治理行为的一个解释视角。中国的国家治理应当高度重视其家户微观底色与特性,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养分,从而为当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厘定方位。

【关键词】家国同构;家户产权;刚性治理;弹性治理;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是长期历史演化的产物,并形成特定的发展轨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但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内生性演化源自何处?其“底色”和“根基”是什么?对当下中国的国家治理又有何意义和价值?本文认为,“家国同构”是历史上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底色与特性,国家治理的根基在家户,家户治理构成中国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的重要微观基础。为此,要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就应高度重视传统家户微观治理过程及其运行机理,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养分。本文根据“深度中国调查”的相关资料,尝试从家户产权的维度探讨“家国同构”底色下家户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

一、家国同构:中国国家治理的特性及其微观基础

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早期,决定人类社会制度的主要因素是血缘关系,氏族构成前国家时期的主要社会组织形式。在欧洲,国家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并形成雅典、罗马、德意志等多种不同类型的早期国家形态。这些国家各有差异,但却有一个重要共性,即从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氏族制度中剥离开来,逐步形成了以地区划分国民的早期国家形态。对此,恩格斯指出:“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在恩格斯看来,随着私有制的发展,“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因此,“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与欧洲国家按照地区划分国民不同,中国古代早期国家的形成遵循的是“从家到国”的路径。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原有的父权制家庭并没有被破坏,而是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原有的家族结构成为国家结构的基础,使得中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组织结构具有“家国同构”的特征。进入秦汉以后,“家国同构”的国家治理形态并未中断,而是贯穿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进程当中,并构成中国国家治理的“底色”与“根基”。“家国同构”的历史延续主要受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一是传统中国农耕社会的孕育。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主要区域特别是中原核心地带极为适宜开展农耕活动。农耕生产要求耕作者固定居住于一地,且最适宜采取家庭经营方式。由此,数量众多的小农家庭聚居一地,繁衍生息,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构建其社会生活共同体。若干个小农家庭组成村庄,若干个村庄又组成国家,进而形成“集家为国”的国家治理形态。对此,巴林顿·摩尔曾指出:“在村庄里,最基础的经济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是家庭”,“中国的村庄与其说是生活和功能性的共同体,还不如说是众多农家的聚居地。”二是进入秦汉之后,为了实现国家对民众的直接掌控,统治者全面推行以“户”为基本管理单元的户籍制度,由此进一步固化了小农家户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此时,家户组织不仅是一个生育单元和生产单元,更是社会单元和国家治理单元,并由此形成持久延续的“家户制”传统。在此,“‘户’的出现具有革命性意义,这就意味着个人从狭隘的地域共同体走了出来,成为更大的共同体——国家的成员。”更为重要的是,“家户制”传统有着极为深厚的社会土壤,不仅构成必威体育bway社会的基础性制度和本源型传统,而且也直接支撑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存续和发展。尽管中国的历史历经曲折,但“家国同构”的国家治理体系却能始终延续,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国家治理体系深深根植于家户治理之中,有着极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家国同构”是国家治理的一种特定形态,强调的是微观家户与宏大国家在治理方式和过程上的同一性和共通性,即所谓“治家如治国,治国如治家”。对此,秦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家-国一体的宗法共同体,‘国’是‘家’的扩展,‘忠’是‘孝’的延伸,‘君’是‘父’的放大。君权-族权-父权的同态结构使全国成了一个庞大的宗法公社。”王沪宁也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历来贯穿着浓厚的血缘情感,血缘关系构成政治权力分配和传统的基本依据”。梳理学界学者的论断,家户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同构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治理结构的同质性。作为国家的微观组织单元,家户与国家治理在治理结构上具有趋同性。“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反映的正是这一同质性特征。对此,殷海光认为:“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单元,也是政治组织的基础。在所谓‘专制时代’,中国就是以一个家族作中心统治着所有的家族。”费正清则将中国的家庭与国家直接等同起来,认为“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马克斯·韦伯则认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家族结构式的国家”。

二是治理方式的共生性。家户治理中的行为规则与逻辑,被运用于国家治理过程之中。君主采用治家的方式来治国,臣民运用家庭行为规则来履行国家义务与责任。对此,黑格尔曾指出:“(中国)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他看来,“皇帝虽然站在政治机构的顶尖上,具有君主的权限,但是他像严父那样行使他的权限。他便是大家长。”孟德斯鸠也认为:“(中国)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对于家国关系,梁漱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中国)从前实是拿家里行的制度推到国,国就成了大的家,君主就是大家长。”卢作孚的论述则更为形象,他说:“中国人除了家庭,没有社会……就政治言,一个衙门往往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官吏来了,就是一个家长来了。”

三是治理过程的“继替性”。家户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家户生活也构成国家治理的必要前提和准备。正如费正清所言,“在家庭生活中灌输的孝道和顺从,是培养一个人以后忠于统治者并顺从国家现政权的训练基地。”在他看来,“熟悉而又习惯于家族制度的中国人,在包括官吏等级森严的政府机构在内的其他机构里,也乐于接受类似的地位尊卑制度。”殷海光则认为:“中国传统的家庭是雏形的权威主义之自然的养成所。”古语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也隐含着只有先“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的潜在意涵。在此,家户生活与其说是参与国家治理的前提和准备,毋宁说是国家治理本身了。

综上所述,“家国同构”已经成为中外学界对传统中国国家治理形态的一个基本共识,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出发点。但需要指出的是,大多学者对“家国同构”的认识仍然主要以家长制及其家庭伦理、等级关系为表述对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微观基础,家户治理被简单等同于“家长制”,“家国同构”被简化为“家长制”的“同构”。无需讳言,“家长制”固然是传统家户治理的重要特质,也是“家国同构”最为主要的内容之一,但“家国同构”是否只是“家长制”的同构?基于“深度中国调查”的材料来看,中国家户治理的内涵实际极为丰富,其中不仅包含“家长制”,也蕴含着其他大量隐秘的微观运行机理。其中,家户产权在家户治理中居于支配地位,是家户治理的核心,也是我们深入发掘和认识家户微观治理机理的关键。本文通过对“深度中国调查”材料的分析认为,传统中国的家户产权具有“刚性治理”和“弹性治理”的双重治理逻辑,这是中国家户治理的重要微观运行机理,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别于“家长制”的重新认识中国国家治理行为的一个解释视角。

二、产权刚性:家户产权的外部界定

产权是西方学者提出的重要理论概念。产权的概念较为宽泛,有的学者将其等同于所有权,也有学者将其等同于财产权。目前,学界对产权的界定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权利的维度,将产权视为一组或一束可选择、可支配、可保护的权利。例如,德姆塞茨认为:“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巴泽尔认为:“个人对资产的产权由消费这些资产、从这些资产中取得收入和让渡这些资产的权利或权力构成”。阿尔钦则从权利选择的角度定义产权,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二是从关系的维度界定产权,将产权视为围绕物而形成的权利关系和利益关系。富鲁普顿、佩杰威齐认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费孝通也从关系的视角来认识产权,他将产权等同于所有权,并认为“所有权是一物与个人或一组人之间的一定关系。所有者根据惯例和法律规定,可以使用、享有和处理某物。”根据这一定义,产权可以理解为围绕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而形成的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和权利关系。

中国没有发达的产权理论,但却有丰富的产权实践。在传统中国,家户是最小也是最稳定的产权单元。产权的家户私有决定了家户组织在中国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也是家户得以成为社会基本单元的产权条件。在传统中国,虽然也存在个人产权,但个人产权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依附于家户产权之中。对此,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曾有过专门考察。他将中国的产权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无专属的产权”,二是“村产”,三是“扩大的亲属群体的财产”,四是“家产”。在此,“家产”构成中国产权体系中的最小单元,“拥有财产的群体中,家是一个基本群体。它是生产和消费的基本社会单位,因此它便成为群体所有权的基础”。在费孝通看来,相对于个人产权,家户产权更具有实体意义,“个人所有权总是包括在家的所有权名义之下”。在此,家户产权的实体性,是相对外部社会而言的,即不论家户内部财产是属于全家人的还是家庭成员个人的,其相对外部来说都是家户这一整体的,“个人拥有的任何东西都被承认是他家的财产的一部分。家的成员对属于这个群体内任一个成员的任何东西都有保护的义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林耀华将家户称为“最后的经济单位”,也即在家户内部不存在更小的独立经济实体。

家户产权的实体性强化了家户产权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并通过刚性的产权边界予以确认。从“深度中国调查”来看,传统家户内部的产权关系普遍是模糊的,并不存在截然两分的产权边界观念。但在家户与家户之间,产权边界不仅清晰而且不可侵犯,并由此形成异常发达的产权边界规则,从而强化了家户组织的产权实体功能。

一是物理性边界。从“深度中国调查”来看,田埂是最常见的产权物理边界,并形成了诸如“人是姓隔的,地是埂隔的”的产权边界意识。在冀中地区,田埂被称为“官背儿”,其中“官”字意指两家共有的边界,表现为对家户产权边界的确认。除了田埂之外,河流、水沟、裸露的石头也是常见的产权界址。植树则是另一种常见的定界方法,其中桑树颇为常见,有的地方还会形成“桑沟”。在河南邓州,有一种名为“田刺芽”的植物,其根部笔直向地下生长,即使剪除,第二年仍会继续生长,是当地极佳的定界物。除了以上定界方法外,不少地方还在界址上打下专门的界碑或者木桩,并将所有者的名字镌刻于上以昭示产权。如广东梅州的蓝氏宗族,习惯于在开垦的土地四周(或一边)插入一块带有“蓝”字的界石(碑),界石(碑)竖好之后,还要放一挂鞭炮以宣誓产权。在川西,笔者发现一些地方构筑起半人高的土墙将整个田块围起,既起到划边定界的作用,又可保护庄稼不被牛羊侵扰。在“明界”之外,各地还存在诸多“暗界”。调查发现,我国大多地方都盛行“灰柱”定界,其方法是在界址上挖一个深洞,洞内注入石灰从而形成“灰柱”。总体上,各地产权的物理定界方法极为丰富,但无论采取何种定界方式,各地的产权界址均以家户为单位划定,家户单元构成实体性的基本产权单元。

二是心理性边界。从“深度中国调查”来看,家户产权不仅以清晰的物理边界加以区分,同时也以家庭成员的心理认同为条件。长期以来,不同家户之间形成了强烈的“边界意识”,遵循“天有天边,地有地界”的边界观念。对于村民而言,“人分头、地分界”的思想根深蒂固,人们对于属于自家的土地,无论大小、分布、界址均一清二楚。由于常年耕作,有的村民不仅自家的土地谙熟于胸,对于其他家户的土地情况也了如指掌。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逾界”是家长约束家庭成员的重要行为规则,必须严格遵守。在村民看来,家户土地具有超出一般生产资料的特殊价值,是最为看重的财产,为此也有“田、头、老婆,三不让”的说法,侵犯别人的土地则被视为“招惹是非、毁人饭碗的损事”。

三是社会性边界。家户产权不仅有物理性边界和心理性边界,还得到了村落社会和国家政权的认可,从而形成社会性的边界。从“深度中国调查”来看,中国大多地区均形成了“地邻”这一重要社会关系。在土地买卖、土地租佃等产权交易过程中,当事人通常邀请地邻作为公证人以明确土地边界,从而获得村落社会的认可。为明确产权归属,乡村社会还讲求“私凭文书,官凭印”,产权交易双方需在中人的见证下撰写“地契”,并将土地界址及地邻姓名明确记载于此。正式的契约订立过程通常包括“签白契”(又称“签草契”)和“签红契”两个环节,均以家户产权为单元予以记载。契约一旦完成,即获得村落社会以及官府的认可与保护,出现越界行为后不仅会受到村庄舆论的谴责,被侵犯者也可以请求村庄权威或官府出面调解和制裁。

家户产权边界尽管是一种外部性的界定,但实质体现的是家户产权的完整性及其不可分割性。在整体性的家户产权中,家户的财产、收入、消费趋于一体,从而形成紧密的“同居共财”关系。对此,滋贺秀三认为,“所谓同居共财,是收入、消费以及保有资产等涉及到各方面的共同计算关系”,在他看来,“同居共财”是中国人家族生活的“本质性的要素”,“是一种纠缠不清的宿命的关系,与其说它是‘家族生活的常态’,不如说他就是家族生活。”基于“同居共财”的生活法则,家户财产为家户全体成员共同所有,家庭内部实行共同消费,家户产权由家长统一支配和行使。在“同居共财”条件下,家户产权是不可分割的完整整体,家庭成员个人不得单独处置,只有经过家长或者家庭成员同意才能进行处置,受到极为严格的刚性条件约束。

从“深度中国调查”来看,产权的刚性治理从制度上强化了家户单元的共同性、一体性、整体性,将家庭成员结合成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由于产权的刚性治理和血脉联结,家庭成员紧密结合,规避了成员个人的“私心”和“杂念”,从而有效增进了家户产权效益。基于产权刚性的治理特性,家长拥有对家户产权的支配权和决断权,能够实现对家庭经济资源的统一调配和优化配置,避免家户产权的分散化。特别是在遇到天灾人祸等重大家庭变故时,家长可以将家户经济资源集中起来,应对可能的家户危机。总体上,刚性的家户产权赋予家户组织以构建家户整体意识、整合家户经济资源、应对家户外部挑战等多重优势,从而为家户发展注入动力。

三、产权弹性:家户产权的内部调适

产权刚性主要强调家户产权的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在家户内部,产权配置则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表现为对家庭成员内部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尊重,并进行相对灵活的产权配置,从而形成相对弹性的治理特征。产权弹性的治理原则注重平衡家户整体与个体之间的产权关系,强调“宜统则统,宜分则分”,根据家户内外部条件的变化,适时而灵活地调整其内部产权关系。从“深度中国调查”来看,家户产权的弹性配置主要体现为对家户内部个人产权的适当“放权”和适时“收权”。

一是在产权归属上,内部不同程度地允许个人产权的存在。从“深度中国调查”来看,家户个人产权主要涵盖四种类型:一是媳妇带来的嫁妆,归媳妇个人或夫妻共同支配。嫁妆中如含有土地,则称为嫁妆地、嫁妆田。媳妇嫁入之后,嫁妆一般算作小家庭的私有财产。在广西柳州,媳妇陪嫁的嫁妆包括陪嫁过来的首饰、衣物和出嫁时的“贴身钱”,对于这些嫁妆,家长不会干涉,完全由自己掌握。其他大多地方也有相似的惯习。二是私房钱,有的地方也称为“体己钱”,属于个人或者小家庭所有。有的人家私房钱比较多,则会购买一些土地,称为“私房地”,也属小家庭私产。在河南周口,小家庭可以攒私房钱,当地称为“体己钱”或者“攒体己”。这些钱归小家庭所有,家长不会过问。每年小家庭都自己攒体己钱,这样平常较小的生活花费无需频繁向家长索要。三是个人劳动的额外收入。一般外出做工的家庭成员,其收入中可以留下一些归自己所有。如果是未出嫁的女儿或者媳妇,做工的收入一般归自己所有,家长不会干涉。在大家庭中,小家庭也可以饲养少量家禽,出售收入归小家庭所有。有的比较勤劳的家庭成员自己砍柴担到集市上出售,获得的家庭收入也归个人所有。四是尽管大多数产权归家户共同所有,但在使用权上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一方面,大多数的生活消费品都具有个人或小家庭专属的性质,以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家庭成员的专属使用权也并非固定不变,一些耐用消费品可以在家户成员间轮流使用,从而提高生活消费品的经济效用。如在安徽长丰樊家,家里孩子的衣物、鞋子一般为个人使用,但若不能穿了则可给其他家庭成员使用。樊家原有六间房屋,除去客厅和厨房还有三间半卧室,在三兄弟结婚以前,家中的卧室、土炕均可轮流使用。在山东省滕州市钟家,有一张祖传的红木雕花顶子床,距今大概三百多年历史。由于这张床十分气派,后辈结婚时会轮流使用,谁结婚就把床给谁用,并如此一直传承下去。综合来看,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个人产权,都是在家户整体产权的名义下存在的,但又具有个人产权的特征,从而赋予家庭成员以一定程度的财产自主性和独立性。

二是在产权分配上,有大量的家产分割并非平均分配,而是考虑家庭成员的个人需求。产权配置的弹性治理大体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为了满足老人的生活需要单独设置若干“养老田”或“养老地”。“养老田”在中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尤其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北方省份居多。二是未娶妻的儿子,除了获得原本的份额之外,还可再分得一个特别份额,主要用于娶妻。如在广西桂林荔浦,若是最小的儿子还未娶妻,那么分家时会预留11.5亩土地,当地俗称“满崽田”。三是未出嫁的女儿,可以获得一份额外财产,主要用于出嫁时的嫁妆。在广东梅州,当地称这一份额为“嫁妆钱”。如果父母健在,这个份额通常合并在父母的养老份额当中。四是长子可以获得一个特别的份额。一般认为,长子需要主持祭祀或者承担更多的家庭义务,因此应当给予一定的补偿。对长子的额外分配权,在华南宗族地区较为普遍,各地一般称为香火田、祀田、长房田、居长、贴长等。五是长孙可以获得一个特别的份额,如果是土地的话,一般称为长孙地、长孙田、长生田,如果是金钱的话,则称为长孙钱。总体来看,由于家庭情况各异,分家时对个人财产的额外分配也有很大差异,但其基本逻辑是一致的,即在遵循“诸子均分”这一刚性原则的同时,适当考虑家庭成员的个体差异,从而实现家户整体与个体需求的统一。

产权治理的弹性原则强调产权在家户整体与成员个体之间的灵活配置,不仅可以满足小家庭或者个人的需要,也可以激发家庭成员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家庭成员的个体自主性和积极性是在家户整体性的前提下实现的。对于家户内的个人产权,家长一般无权支配,但如果遇到重大疾病、饥荒或者其他急需用钱的时候,家长则可向小家庭或者家庭成员提出“征用”个人财产的要求。换而言之,在家户面临重大关头时,家长拥有对个人财产的最终支配权。

从家户产权配置来看,产权的刚性和弹性原则是互为支撑的。其中,产权刚性是家户产权有效配置的基础条件。只有强调家户产权的整体性,才能整合家户经济资源,增强家户的凝聚力和内聚力。但同时,过分强调产权配置的整体性,也可能忽视家庭个体成员的现实需要,从而影响家户发展。产权弹性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弥补刚性治理的不足,在保障整体性的同时回应个体性的需求,并根据家户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予以调整。总体来看,传统时期的家户产权治理兼具了“刚性”和“弹性”的双重治理逻辑,共同保障了家户产权的有效配置,实现了家户整体与成员个体的平衡与协调,从而增强了家户的自主性、适应性和创造性。如果说“家户制”是中国农业文明的重要动力的话,那么家户产权治理的二重性就是家户制度的动力之源了。

四、刚性与弹性:国家治理行为的家户逻辑

从历史上看,“家国同构”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底色与特性。这一国家治理特性之所以长期延续,重要原因在于国家治理深刻根植于家户治理之中,有着极为深厚的社会土壤。由此,家户构成国家治理的根基,也成为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的微观基础。基于“深度中国调查”的材料来看,中国的家户产权治理兼具“刚性”和“弹性”的双重治理逻辑,这既是家户治理的重要微观运行机理,也为我们认识中国的国家治理行为提供了一个解释视角。在此,尽管不能将家户治理与国家治理简单比照,但家户治理中所体现的“刚性治理”和“弹性治理”的双重治理逻辑仍可为中国的国家治理行为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纵观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确也不乏“刚性治理”和“弹性治理”的诸多历史事实,体现着国家治理行为的家户逻辑。

(一)国家治理中的刚性治理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也不乏类似整体性治理的刚性特征,突出表现为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与构建。秦汉以来,“大一统”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建立“大一统”的强大帝国作为其终极目标。“大一统”国家特别强调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性和政权统治的一体性。在领土主权上,“大一统”国家高度重视主权边界,强调主权的完整性和不可分割性。早在秦朝,秦始皇就曾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万里长城以确立主权边界,并提出“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整体主权观。刚性的主权边界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认识:一是与历史上周边民族的战争侵扰相联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帝国不断与边疆部落民族发生边界纠纷与战事,从而逐步构建起“我者”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并形成日益强烈的国家领土和主权意识。二是与中国农耕国家的特有民性相联系。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农耕国家,农民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长期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形成了安土重迁的生活秉性。正是这种对土地依赖而产生的情感归依和对世居地域统一性的认识,使古代中国人比游牧国家有着更加强烈的国土观和统一观。

刚性的主权观念是相对外部关系而言的,但同时也要求对内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在内部的政权统治上,“大一统”国家是以强大的专制王朝体系为后盾的,其核心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权威、强大的帝国军队以及具有极强整合能力的官僚体系。通过三位一体的政权体系,王朝国家将整个社会维系在一个统一体内,使社会趋于一体化。“尽管中国疆土广袤而各地景象又千差万别,但这次大陆始终维持一个政治统一体,而欧洲却未能做到这一点”。由于有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强大的中央集权体系,中华帝国能够实现对社会的强力整合。这种整合力量,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产生,维持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对国家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调配,以应对战争、灾荒等一系列可能产生的国家危机。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国家治理从一开始就面临艰巨的整合压力,这是由中国的民情民性所决定的,也是国家刚性治理的内在动因。首先,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的超大型国家,广袤的国土必然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并组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实现对国家疆土的控制与保护。其次,中国是一个农耕国家,民众对于水利等公共工程的需求极为迫切,这就客观上要求有一个具有超强动员能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承担。对此,马克思就曾指出:“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项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再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社会、经济和信仰体系,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才有可能将不同民族整合起来实现有效治理。最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小农国家,一家一户的家户生产方式具有天然的离散性和脆弱性,而要实现对小农社会的有效整合和保护,必然要求在个体小农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帝国。或许是因为传统中国的政权统治力量过于强大,因此也有学者将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概括为“东方专制主义”。

(二)国家治理中的弹性治理

如果从上层统治的集权特征来看,将传统中国称为“专制”国家还可以理解,但倘若深入到国家内部则会发现,中国的国家治理远非单一的集权统治可以解释。除了对整体一致性的强调之外,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也具有相当的调适性和灵活性,并形成具有弹性的治理格局。“尽管(国家)统治能力大大增强,但因为有‘以民为本’的治理思维,统治者的治理政策具有弹性,能够吸取前人治理的经验和教训,根据不同条件和问题进行调适。这种调适能够给民众提供自主性和积极性,从而创造更大的财富”。

1.“因俗而治”,即根据地方的文化习俗加以治理的弹性治理方式。这在中国的边疆治理上较为突出,并以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体现出来。从历史上看,在保持国家主权统一的前提下,历代统治者均不同程度允许边疆少数民族实行符合本民族文化习俗的治理制度。如在清代,中央政府就在蒙古族地区实行蒙旗制度,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实行土司制度等。“因俗而治”既满足了国家治理的整体一致性,又尊重了民族地区特有的历史传统与文化,还能减少中央政府的治理成本,具有明显的治理功效。

2.“因时而治”,即依据社会发展的不同时空条件进行适时治理的弹性治理方式。“帝国统治者深知经营国家与经营庄稼一样,既有风调雨顺,也有灾害频频。帝国统治必须因时而变,不断调适治理。”比较典型的如历代王朝初期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从历史上看,在经历了长期战乱之后,王朝的统治者往往会汲取前朝的教训,适时通过减免赋税、减轻劳役、鼓励农耕等政策“蓄养民力”,从而为战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相对宽裕的社会环境。通过“休养生息”政策,能够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统治、发展社会经济,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创造条件。例如,正是由于在汉初和唐初实行“与民休息”,中国才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的盛世王朝。

3.“因力而治”,即根据国家的治理能力和社会的自主能力进行相机治理的弹性治理方式。这在基层治理方面体现的较为突出。在历史上,尽管历代王朝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但国家权力却很少延伸至乡村,而是赋予乡村社会以充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对此,马克斯·韦伯指出:“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中央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费孝通先生也认为,“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但……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国家权力之所以不介入乡村,一方面是与帝国有限的官僚队伍和财政能力有关,同时也与乡村社会的自治传统相联系。实际上,古代乡村权力体系从来就具有行政权与自治权并存的二元性待征。在中国,可以划分为“政治中国”和“农民中国”两个部分,“政治中国”代表着统一的国家主权和统治机构,但是在“农民中国”,人们却享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可见,看似“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表象之下,中国的广袤乡村实际还流淌着“东方自由主义”的血液。

总体上看,传统中国在进行刚性治理的同时兼有相当的调适性和灵活性,这满足了不同地区、民族、阶层的差异化需要,实现了国家整体与内部社会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从而为国家发展注入了活力。刚性的整体性治理与弹性的调适性治理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中国国家治理的二重特性,正如徐勇教授所言:“国家整体层次的一元性、一致性与国家统辖下的政治社会的非等同性、非一致性的结合,‘大一统’与非均衡的结合,才是中国政治社会的完整状况和典型特点。”

国家治理中的刚性与弹性治理有其特定的内涵,与家户治理中的刚性与弹性治理不能等量齐观。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二者在治理逻辑上的共性特征也十分明显,即强调在保持整体统一性的同时兼顾内部治理的差异性和灵活性。尽管我们很难将家户治理与国家治理简单对应起来,但在“家国同构”这一制度底色之下,国家治理根植于家户治理之中,家户治理成为理解和认识国家治理的重要视角。由此,就必然要求重视家户这一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的重要微观基础,并从中挖掘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至少从家户治理的视角来看,国家治理中的刚性与弹性治理逻辑是有其历史根基的,也是符合中国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特征的一种治理策略。

国家治理形态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传统犹如人体基因,它具有重复性和复制性。它不可能简单地消灭,也难以做最彻底的‘决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无论是在国家治理还是家户治理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传统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尽管如此,当下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家户为基本组织和治理单元的国家,“家户制”传统作为必威体育bway社会发展的本体性制度,仍在“历史的惯性”中前行。实际上,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国家治理传统不会也不可能轻易地被抛弃,其重要原因在于“现代承接传统,恰恰是那些长期历史形成的‘传统’因子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正如巴林顿·摩尔所揭示的:“在两大文明形成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时期,更应高度重视历史上形成的治理底色和传统,并将其融合到这一进程当中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在此,主张从何做出?定力从何而来?笔者认为,正是源于中国国家治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根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包括家户治理在内的国家治理的“本来”因素,因为只有“不忘本来”,才能“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也只有准确把握“本来”,才能厘定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方位,找到改进和完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主张”和“定力”。

 

注释:

[1]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作为政策和理论依据的深度必威体育bway调查与研究”(16JJD810004)的研究成果。

[2]习近平:《改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我们有主张有定力》,《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218日。

[3]社会的变迁受历史惯性的支配,经过长期社会历史形成并积淀的社会因子会对当今及未来社会的变化及路径产生规制性影响,形成一个社会发展的“底色”或“根基”。参见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4]华中师范大学必威体育bway研究院以实证调查为主要方法,对必威体育bway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自1986开始的个案调查。二是自2006年开始的“百村观察计划”,每年对300个村庄5000个农户进行跟踪观察,为政策提供依据。三是自2015年开始的“深度中国调查”,这是基础性调查,目的是建构中国理论。其中包括以传统社会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分区域村庄调查和以传统家户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家户调查。现已在全国范围内对185个村庄和168个典型家户进行了深度调查。本文的事实材料取自于上述调查,特此说明并向调查员致以谢意!

[5]编写组:《政治学概论》,第3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第1061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31页,第16页,第18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8]梁颖、李庭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道路与形态研究》,第1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编写组:《政治学概论》,第43页。

[10]徐勇:《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11]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第166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12]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13]徐勇:《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14]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15]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第16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6]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第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98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18]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2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19]转引自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24页。

[20]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22页、16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2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31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2]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6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4]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22页、第24页。

[25]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101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26]邓大才:《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的关联性研究——基于必威体育bway治理的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27]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第97页,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

[28]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9]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第166页。

[30]邓大才:《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的关联性研究——基于必威体育bway治理的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31]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第204页。

[32]费孝通:《江村经济》,第64页、第6465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33]费孝通:《江村经济》,第66页。

[34]费孝通:《江村经济》,第65页。

[35]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组织》,第75页,三联书店,2000年版。

[36]张航:《循规共济:以商襄农之户的传承与治理——豫西南堤南高村高氏家户调查》,华中师范大学“深度中国调查”调查报告,2017年。

[37]朱露:《中户自立:以商促农的家户延续——冀中北张村杨氏家户调查》,华中师范大学“深度中国调查”调查报告,2017年。

[38]李灿:《自给独立:家庭的民主与外部的帮扶——鲁北兴福镇张氏家户制度调查》,华中师范大学“深度中国调查”调查报告,2017年。

[39]张航:《循规共济:以商襄农之户的传承与治理——豫西南堤南高村高氏家户调查》,华中师范大学“深度中国调查”调查报告,2017年。

[40]李华胤:《因规而合:穷家小族的延续与发展——粵北坪村调查》,徐勇、邓大才主编:《必威体育bway调查》(总第2卷·村庄类第1卷·华南区域第1卷),第33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41]有的地方称为“灰阙”“灰界”“灰眼”等。

[42]朱露:《中户自立:以商促农的家户延续——冀中北张村杨氏家户调查》,华中师范大学“深度中国调查”调查报告,2017年。

[43]张栋:《家大业小:官商农牧经营下的家户——中卫刘家营子家户制度调查》,华中师范大学“深度中国调查”调查报告,2017年。

[44]张航:《循规共济:以商襄农之户的传承与治理——豫西南堤南高村高氏家户调查》,华中师范大学“深度中国调查”调查报告,2017年。

[45]王美娜:《合力共生:耕读报国的和善家庭——冀中傅家庄傅氏家户调查》,华中师范大学“深度中国调查”调查报告,2017年。

[46]冯娟娟:《政护商哺:兼业大户之家户延续——冀中杨屯村冯氏家户调查》,华中师范大学“深度中国调查”调查报告,2017年。

[47]王章基:《儒绅治族:理学裔族的传承与治理——闽西杨家坊调查》,徐勇、邓大才主编:《必威体育bway调查》(总第5卷·村庄类第4卷·华南区域第4卷),第4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48]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第63页,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9]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第45页。

[50]刘安宁:《团结共生:长兄当家的中户传承——甘中北米塬村张氏家户调查》,华中师范大学“深度中国调查”调查报告,2017年。

[51]“小家庭”是相对于“大家庭”而言的,主要是指在大家庭中由某个儿子和媳妇及其子女组成的生活单位。小家庭虽然隶属于大家庭,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52]覃雯:《大户盛衰:妇女当家的家户分化——桂中竹车村家户制度调查》,华中师范大学“深度中国调查”调查报告,2017年。

[53]王彬彬:《“木龙赴水”:以渔养农的崛起中户——闽东本斗坑村王氏家户调查》,华中师范大学“深度中国调查”调查报告,2017年。

[54]张纪芳:《业精于勤:农商大户的存续之道——豫中聂布口村家户制度调查》,华中师范大学“深度中国调查”调查报告,2017年。

[55]如果平时以务农为主只是偶尔外出做工或给地主“扛活”的家庭成员,其务工收入一般可以由自己支配。

[56]潘雪芝:《内聚外引:少子贫户的求存之道——桂中何村家户制度调查》,华中师范大学“深度中国调查”调查报告,2017年。

[57]陈衍宇:《中户自足:游离宗族秩序外的“男外女内”中户——粤北大兰村家户制度调查》,华中师范大学“深度中国调查”调查报告,2017年。

[58]具有个人或者小家庭专属的物品主要为个人消费品,比如衣服、鞋帽、男性抽烟的烟袋,洗脸的毛巾、脸盆、桶等。

[59]罗笑笑:《兼业小户:大族小家的生存与绵延——皖中北禹庙村家户制度调查》,华中师范大学“深度中国调查”调查报告,2017年。

[60]颜彦:《中户望族、以工促农——山东省滕州市钟辛庄村钟氏家户制度调查》,华中师范大学“深度中国调查”调查报告,2017年。

[61]根据调查,在贵州、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辽宁、浙江、湖北、广西、四川、安徽、甘肃、江西等省份都有“养老田”的设置。

[62]李松有:《内合外拒:边陲宗族的生存与绵延——桂北枧村调查》,徐勇、邓大才主编:《必威体育bway调查》(总第4卷·村庄类第3卷·华南区域第3卷),第76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63]李华胤:《因规而合:穷家小族的延续与发展——粵北坪村调查》,徐勇、邓大才主编:《必威体育bway调查》(总第2卷·村庄类第1卷·华南区域第1卷),第36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64]根据调查,主要以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为主,但在广西、安徽等地的宗族型村庄中也存在。在广西荔浦有这一说法,在当地“长生田”既可能是给长子,也可能是给长孙。

[65]潜环:《贫户求生:农副相依的家户存续——鄂东北漂河村家户制度调查》,华中师范大学“深度中国调查”调查报告,2017年。

[66]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67]姜义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大一统国家体制再造中的承续(上)》,《学术月刊》,2011年第1期。

[68]王俊拴:《中国古代的整体国家观及其价值分析》,《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69]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8页。

[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0851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71]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对比研究》,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72]徐勇:《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73]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11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4]费孝通:《乡土中国》,第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5]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第7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76]徐勇:《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评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东方专制主义”》,《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

[77]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第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78]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79]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第2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80]习近平:《改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我们有主张有定力》,《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218日。

[81]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笔者认为,“不忘本来”的重要内涵就是要追溯中国国家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根基,从丰富的历史事实中汲取智慧和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