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农业支援政策效果的计量分析

作者:王纪孔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东岳论丛》2015年第12期  发布时间:2018-10-17  浏览次数: 472

【摘 要】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韩国的农业支援政策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援、农业机械化支援、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支援等三个方面。通过对1963年至2012年之间韩国政府对农业支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工业化不断深入的50年间韩国政府的农业支援政策对韩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韩国政府的农业支援政策的效果在1994年以前表现得比较明显,1995年以后,虽然政府以传统方式对农业的支援在大幅度增加,但是除了对农业研究指导领域的支持以外,其他方式的效果却越来越不明显。其原因在于,农业走向开放的1995年以后对韩国农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主要政策因素并不是本研究选定的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而是韩国政府为提高农业竞争力而新推出的农业结构改善等政策。

【关键词】韩国;农业支援政策;经济增长;农村发展


一、引言

我们关注韩国经济,大多都是从它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依靠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短期内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腾飞开始的。它和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国(NIEs)的经济发展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工业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对于韩国的农业发展经验,过去我们很少去关注过。2005,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以后,才有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关注起韩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经验,特别是关注起韩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起的“新村运动(Saemaeul Movement)”。其实,作为二元化结构非常明显的发展中国家,韩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一贯地奉行了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援政策,由于这种政策在新村运动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了农村生活环境改善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支持力度,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使得国内学者和政府领导在关注韩国的农村发展经验时,把目光更多地放在了韩国的新村运动上。对于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社会安定发展的基础产业之农业,建国以后,特别是经济开始腾飞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的历届韩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并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韩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援政策按照其所起的作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援政策,主要包括政府推行的农业用水开发事业、排水设施改善事业、耕地整理事业、农地开发事业、大区域农业综合开发事业和农业基础设施维护事业等六种;另一类是对农业生产力提高和农产品竞争力强化方面的支援政策,主要包括农业机械化政策、农村人力和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农业生产技术研究和普及政策等三种[1]

相对于对韩国工业化的研究和韩国的外向型经济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对韩国的农业支援政策,以及这些支援政策对韩国农业发展的作用的研究并不多见。国内学者对韩国农业政策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对韩国农业政策的介绍和分析(丁晓燕,1994[2];韩国农业政策的演变(王纪孔,2006[3];吴金炎,2006[4];张忠根,2002[5]);以及对韩国特定农业支援政策的介绍和分析等方面,比如,韩国的农业机械化政策(易中懿,2005[6]、韩国的农业直补政策(赵贵玉,2007[7]、韩国的亲环境农业发展政策(金钟范,2005[8]和韩国的农业后备劳动力培养政策(黄敏英,崔贞弼,2000[9]等。这些研究都把重点放在了对韩国支援农业政策的介绍以及这些政策对韩国农业发展所起作用的定性分析上,我们知道,韩国政府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推行了多项农业支援政策,这些不同的政策对韩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并且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它们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仅仅通过定性分析,是难以区分这些农业支援政策对韩国农业发展所起作用的大小的,也无法精确分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各种支援政策所起作用的差异,而我们在研究和借鉴韩国农业支援政策时恰恰需要详细地了解这些差别,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更为精确的数据来判断如何借鉴韩国的经验。因此,采用更精确的计量方法来验证韩国工业化以来各种农业支援政策的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将利用五十多年来影响韩国农业发展的韩国官方的耕地、从业人口、政府的农业支援等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来研究和验证韩国政府的各项农业支援在工业化的五十多年里对韩国的农业总产值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以及它们在韩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有何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它对我国农业支援政策的借鉴意义。

二、数据的取得和分析模型的建立

(一)分析因子的选择

在分析韩国的农业支援政策对农业增长的效果之前,我们首先要解决韩国的农业支援政策有哪些,我们如何分析这些农业支援政策,分析的数据从哪儿得来等问题。

对于韩国的农业支援政策,可以根据它们所起的作用不同,把它们分为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援,以及对农业生产力提高和农产品竞争力强化方面的支援两大类。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也可以根据支援的时期差异,把它们分为生产前的支援、生产中的支援和生产后的支援三大类。生产前的支援包括农业用水和排水条件改善、新耕地的开垦和围海造田、农业新技术开发农业技术信息系统的构建、新一代农渔民培养等方面;生产中的支援包括品种改良、栽培和饲养技术的普及、农业机械化支援、农业灾害保护、近海渔业支援等方面;生产后支援主要有农产品市场投放时机调节支援和农产品的民间收购支援等价格稳定政策、农产品储存、冷藏、运输、包装等环节的支援,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扶持等方面。根据政策面向的产业不同,可以分为对耕种业的支援、对畜牧业的支援、对林业的支援和对水产业的支援。按照资金筹措的方式来分,韩国的农业支援政策又可以分为对农业的投资和对农业的融资两大类。政府对农业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中央政府投资、地方政府投资和各类基金投资;融资的形式又包括中长期融资、短期融资和农产品收购融资等。

由于我们要验证的是韩国的各种农业支援政策对韩国农业发展所起的作用,因此,我们把韩国的农业支援政策按照它们所起作用的性质,分成三大类,即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援、农业机械化支援、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支援。我们将分析这三类因子变化与韩国农业生产总值这个因子变化之间的关系。同时,因为农业生产总值的变化还受耕地面积变化、农业就业人口变化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把这两类因子纳入我们的分析范围。最后,我们的研究就变成了分析韩国的农户人均耕地面积、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支援、农业机械化支援、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支援这些变数与韩国农业生产总值这个变数之间的关系。

(二)分析时段的选定

在确定了分析变数之后,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分析时段的选择和数据如何取得的问题。由于我们在题目中限定了是要分析韩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支援政策,那么,我们所选分析时段的起始点就应该是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正式推进工业化的时期,更具体的说,就是我们选择了朴正熙当政后实行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的第二年,1963年。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得到的最新数据为2012年的数据,所以,分析时段的终点选定为2012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20世纪60年代之前,韩国政府的农业政策与其说是对农业发展的支援,还不如说是为了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金而对农业进行的掠夺。比如说,20世纪50年代韩国重点推行的农地改革事业中,政府在有偿向所有农户分配土地时收取的农地价款为39.59亿韩元,而支付给原土地所有者,即地主的补偿金额仅为20.72亿韩元,政府从中得到了18.87亿韩元的事业盈余。政府使用这些盈余资金不但支付了推动这项事业所需要的经费,而且还利用这些资金进行了其他的农业投资[10]

另外,从表1可以看出,韩国政府在此期间推行的另一重要政策——米谷收购政策中,政府收购的价格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甚至低于粮食的生产价格。


1韩国政府的大米收购价与当年大米生产费的比较表(单位:韩元/80KG



综合以上几个理由,本研究将分析时段选择在1963年至2012年之间。

(三)数据的取得

如前所述,本研究分析的变量有韩国农业生产总值、韩国的耕地面积、农业就业人口、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支援、农业机械化支援、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支援,这些变量的历年数据是通过下列方法分别取得的。

1.韩国的农业总产值。本研究使用的韩国农业总产值包括了耕种业、畜牧业、林业和水产业等广义上各类农业的产值。原始数据采用韩国农林部历年发行的《农林统计年报》,同年度的数据在不同年度公布的年报中出现不一致时,优先选用最后公布的数据。

2.耕地面积。耕地面积包括水田和旱田面积的总和,数据来自韩国农林部历年公布的“农业基本统计”和《农林统计年报》。从历年的数据来看,韩国的耕地面积在1968年达到顶峰,2318776ha,此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耕地面积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

3.农业就业人口。本研究中使用的农业就业人口是指在农村就业的15岁以上的人员,数据同样来自韩国农林部历年的统计资料。这里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韩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各非农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是太大,大量农村青壮年留在农村就业,使得农村中存在大量的潜在失业人口,但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激增,在韩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离农”现象,大批农村青壮年涌向城市就业,直接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不足和农业发展的相对停滞。因此,在分析农业就业人口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是应当考虑到这一实情。

4.人均耕地面积。韩国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的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韩国统计厅发布的农户经济调查结果,单位是平方米/人。

5.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支援。韩国政府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包括农村用水开发、排水设施改善、耕地整理和农地开发、大区域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基础设施维护等几个方面。本研究中使用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支援数据是政府每年在以上各项目投入的资金之和,数据来源是韩国农林水产部1992年出版的《韩国农业基础设施开发45年史》和历年发行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整备事业统计年报》。

6.农业机械化支援。农业机械化支援数据是韩国政府历年对农业机械化进行的资金支援总额,它既包括中央政府对农业机械化实行的资金补助和融资支持,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对农业机械化的支援费用。各年度的农业机械化支援金额全部来自于韩国农机械工业协同组合发行的《农业机械年鉴》。

7.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支援。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支援数据使用的是韩国农业振兴厅主管的各年度的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事业费之和。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相关领域支出的一般账户、经济开发特别账户、农渔村结构改善特别账户、责任运营机关特别账户、财政融资特别账户、国有财产管理特别账户资金之和。2002年前数据全部来源于韩国农村振兴厅出版的《农村振兴40年史》,其余数据则来源于韩国农村振兴厅历年公布的“年度预算概要”。

(四)分析模型的建立

为了分析韩国政府对农业的各项支援给农业发展所带来的效果,本研究选用了经济学中分析投入产出关系时常用的Cobb-Douglas函数。这种函数的一般模型为


在这里,Y代表总产出,也就是农业生产总值;Xi代表生产要素i的投入量;a代表i生产要素的生产弹性;A代表一定的技术系数。

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先对Cobb-Douglas函数一般模型的等式两端取自然对数,那么该函数就变为


在这里,y代表农业生产总值;Xk代表生产要素k的投入量;a0代表常数项;ak代表回归系数;m代表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数量;ε代表残差。

等式(2)实际上是一个以农业生产总值为从属变量,各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为独立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前所述,本研究所考虑的独立变量主要有韩国的农户人均耕地面积、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支援、农业机械化支援、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支援等四个,如果这四个变量分别用CULTIAREASOCFSGAMRESEARCH来表示,那么等式(2)又可以写成

等式(3)就是我们用于分析韩国的各种农业支援政策对韩国农业发展所带来的效果的计量模型。

三、计量分析结果和评价

(一)分析的过程及结果

如前所述,韩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援性投融资主要分为三类,但是在不同阶段或时期政府投入的方向和重点是有很大不同的。因而我们可以假设韩国政府在不同阶段对农业的三类支援性投融资的效果是有所差别的。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韩国的农业支援政策在不同时期对韩国农业发展的影响,本研究将研究期间的数据分阶段后分别投入计量模型进行验证。1995WTO成立,其成员国的农业和农产品市场开始逐步开放,韩国的农业政策也从传统上更多地关注国内农产品价格稳定和农户收入增长转向如何通过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提高本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上来。因此,我们把研究期间以1995年为界划分为两段,前一阶段,1963-1994年是韩国国内农产品市场开放之前的阶段,在此期间,韩国农业是个相对封闭的市场,发展的速度相对较快。后一阶段,1995-2012年为国内农产品市场逐步开放,韩国农业从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的阶段。在研究中,我们按照1963-2012年、1963-1994年、1995-2012年分段,分别用三个阶段的数据投入到模型中,通过SPSS19.0程序来推导模型中的回归系数等数据。

研究中,原始变量中的价值全部依照当年的价格标准来计算,各原始变量的单位选择如下:农业生产总值为亿韩元,人均耕地面积为平方米/,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支援、农业机械化支援、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支援的单位是百万韩元。

1.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分析

在把收集的原始资料投入SPSS19.0程序推算模型的回归系数之前,我们首先对多元线性回归模型(3)中的各独立变量和从属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2等式(3)中各独立变量与从属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从表2中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1963-2012年和1963-1994年两个时段,等式(3)中的各独立变量都与从属变量存在紧密的相关关系,特别是代表政府对农业支援的后3个独立变量与从属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接近于1,这说明在这两个时段对各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具有可行性。相反,1995-2012年这一时段,代表韩国政府对农业支援的三个变量中除了农业研究与技术指导变量之外,其他两个变量与代表韩国农业发展的从属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小,说明在此期间各变量之间可能不存在明显的多元线性关系。

另外,在分析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代表耕地面积和农业就业人口的两个变量在各阶段均显示与代表农业发展的变量之间具有负相关的关系。事实上,这并不表示耕地面积和农业从业人口的增加会给韩国的农业生产总值增加带来负面的效果。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部分耕地转化为工业或城镇用地是不可避免的,这势必造成随着时间流逝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同样地,因为在韩国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要低于在二、三产业就业的收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其他产业可以容纳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口时,大批农村青壮年脱离农业生产涌向城镇的“离农现象”就发生了。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率在大幅度提高,虽然韩国的耕地面积和农业从业人口在不断减少,但是韩国的农业生产总值依然在不断增加。当我们把这两个变量合并为农户人均耕地面积重新分析后发现,韩国人均耕地面积变数在各阶段与农业发展变量之间都呈现出正的相关关系。在韩国总的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却是在增加的。这说明,韩国农业随着人均耕地规模的扩大,其生产效率在不断提高,土地的生产性在持续提升。另一方面,从表3中的数据来看,韩国的农业产值中除了耕种业之外,还有畜牧业、林业、渔业等其他部分,而耕种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又是在不断下降的,1963年到2012年间其比重从88.45%下降到了64.85%。因此,人均耕地规模的变化对农业总产值增加的贡献具体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因为这不属于本研究的核心内容,在本论文中暂不讨论这一问题。

2.异常数据筛选

在进行回归分析的过程中,本研究对取自然对数之后的五组变量数据的标准残差的等分散性和常态性进行了验证。通过验证,并未发现异常数据。

3.分析的结果

在模型的回归系数测定中,本研究首先使用1963-2012年的数据进行了检测,结果如表4所示,在四个自变量都进入模型的情况下,虽然模型的拟合度达到了0.985,F检验表明模型整体上显著、可信,但是,部分变量无法通过T检验,且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人均耕地面积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这表明模型在现状态下并不成立。

为了消除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本研究采取逐步回归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了重新估计,结果如表5,在模型中移去人均耕地面积这一变量后,三变量新模型可以通过F检验和T检验,序列相关性问题也可以解决,各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也正常。如前面所述,人均耕地面积主要影响的是耕种业的增加值,而耕种业的增加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是在不断变小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无法在本研究的模型中正确体现是可以理解的,因而这一变量可以从模型中移除,这并不影响本研究对体现韩国农业支援政策的三变量效果的估计。在模型中移除人均耕地面积这一变量后,模型就变成了一个以农业生产总值为从属变量,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支援、农业机械化支援、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支援等三个反映韩国政府农业支援政策的变量为独立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等式(4):

本研究分三步将不同时期的数据样本投入模型(4)后得出的模型估计结果如表6。从表6的数据可以看出,分别使用1963-2012年和1963-1994年期间的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所得出的回归模型在统计上具有很高的显著性。模型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均超过了98%。但是,使用1995-2012年期间的数据分析发现,模型的拟合度较差,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支援和农业机械化支援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不能通过T检验,且农业机械化支援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因此,模型的回归系数不能接受,各独立变量与从属变量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合理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这与前面对变量之间进行相关关系分析时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3耕种业附加值在韩国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单位:百万韩元,%



4四变量模型估计结果



5模型逐步回归的结果d


a.预测变量:(常量),农业SOC

b.预测变量:(常量),农业SOC,FSGAM

c.预测变量:(常量),农业SOC,FSGAM,RESEARCH

d.因变量:农业总产值Y


6三变量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利用以上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等式(5)是由1963-2012年期间的数据得出的回归方程,等式(6)是由1963-1994年期间的数据得出的回归方程。

(二)分析结果的评价

根据以上回归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本研究选定的3个代表韩国农业支援政策的变量,即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支援、农业机械化支援、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支援的生产弹性推测值在1963-2012年期间分别是0.3020.2140.131,1963-1994年期间分别是0.3430.1070.288。也就是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三项政策性投入各自每增加1%,1963-2012年期间韩国的农业总产值就分别增加0.302%0.214%0.131%;在1963-1994年则分别增加0.343%0.107%0.288%。在这两个分析时段中韩国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支援的生产弹性都是最大的,其中在1963-1994年期间的生产弹性更为突出。这意味着在韩国政府对农业的各种支援政策中,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援的效果最为显著,而这种效果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逐渐减小的。与此相反,韩国政府对农业机械化的支援效果,即它所表现出来的生产弹性在1963-2012年期间远大于1963-1994年期间。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支援的生产弹性在各个时期均小于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支援,1963-2012年期间其表现甚至弱于农业机械化支援的效果,这可能是由于农业技术研究方面投入的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带来的。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使用现有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1995-2012年期间本研究所选择的农业支援政策变量与韩国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合理的线性回归关系。但是,从前面对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来看,在此期间代表韩国农业支援政策的三个变量中,代表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支援的变量与代表韩国农业生产总值的变量之间存在着较弱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743,其他两个变量与代表韩国农业生产总值的变量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1995-2012年期间,除了韩国政府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的支援政策有一定的效果之外,韩国政府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援和对农业机械化的支援在统计上并没有给韩国的农业发展带来明显的效果。从现实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率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11],灌溉、排水、农用道路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也已经非常完备,此后政府在这两方面的投入主要用于设施设备的维护、更新和升级,其效果在于维持当前较高的农业生产效率,而不会再像此前那样有明显的促进农业总生产增加的效果。此外,较大一部分用于围海造田等方面的投入短时期内也难以对韩国的农业总生产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12]

另外,在研究结果中我们发现,在本研究选定的3个代表韩国农业支援政策的变量中,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支援政策的效果并没有表现得特别强劲。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首先,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支援的效果具有滞后性。但是,在本研究中支援的金额和农业生产总值使用的都是同年度的数据,在模型中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支援的效果不能很好地显示出来是很正常的。其次,韩国政府实行的农村指导事业存在着的效率性问题。客观上看,韩国的农村指导机构是国家级的机构,管理上是垂直管理,强调的是命令的上传下达,支援计划存在一定的缺陷,指导要员们的工作环境相对恶劣,他们行事官僚化和做法比较保守等问题都让韩国的农村指导事业的效率性受到了较大的影响[13]

四、结论

本研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对韩国政府的农业支援政策的效果进行的考察分析虽然并不一定完美,但是,从以上研究的结果我们仍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在工业化不断深入的50年间(1963-2012年),韩国政府的农业支援政策对韩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韩国政府的农业支援政策效果在1994年以前表现得比较明显,1995年以后,虽然政府对农业的支援在大幅度增加,但是除了政府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的支援的效果较为明显外,其他两项政策的效果变得不再明显。

第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已经趋于完备,政府投融资的资金大部分用于现有设施的维护和改良升级,以及通过填海围垦等方式开发行农田等领域。这些投融资的效果都不可能在当年或者短时期内表现在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增加上。此外,韩国农业机械化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达到97%以上,政府在这个方面的支援政策效果也不可能像前期那样明显。相反,政府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的支援政策的效果相对明显起来。

第四,根据本研究的结果,1995-2012年期间韩国政府的农业支援政策变量与农业生产总值这一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多元线性回归关系,但这并不表示此期间韩国的农业支援政策是完全失败的,这只能表示本研究所分析的2种传统的农业支援方式在农业发展到达一定的阶段之后就无法再发挥我们所期待的显著效果。1990年以后韩国政府为提高农业竞争力大力推行农业结构改善政策。这一政策主要通过ITBT等尖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研究和普及,环境友好型农业推广,加强国际间的农业技术合作等途径来实现。而这一部分的政府预算都包含在本研究分类的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支援政策中。换句话说,1995年以后对韩国农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主要政策因素是韩国政府为提高农业竞争力而新推出的农业结构改善等政策,因此,在本研究的相关关系分析中只有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支援变量与韩国农业总生产是显著相关这一结果是非常合理的。

通过本研究对韩国政府农业支援政策效果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政府在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农业机械化领域的投融资与农业总产值的增加有显著的关联,特别是在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和农业机械化率不高的阶段。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之后的几十年时间,政府对农村和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农业机械化等方面的投入弱化,导致中国在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地质灾害防护、大规模土地整理等方面还有较大欠缺,农业机械化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当前政府依然需要在这些方面加大投入,为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坚实基础。通过本研究对韩国的分析,我们发现,政府在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农业机械化领域的投融资到达某个阶段,也就是农业机械化完全实现,农业基础设施接近完备之后,政府在这些领域的投融资的效果就不再明显,对已有设施和成果的维护和升级将成为这些领域政府支持的重点。而政府在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普及等领域的投融资,其效果是持续的和显著的。在农业国际化竞争和食品安全日益成为农业领域两大重要课题,农业现代化持续向前发展的时代,致力于以推动现代技术在农产品生产、流通服务领域的应用,实现农业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加强农业领域国际合作为目的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普及方面的政府投融资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应该更加得到重视。对中国这种农业比重高,传统与现代农业并存,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率并不高的国家,政府坚持加大在农业技术研究和指导普及领域的投入,引导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结构调整是十分重要的。


注释:

1、3、王纪孔:《韩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支援政策的展开与评价》,首尔:韩光出版社,2006年版,100-118,100-118页。

2、丁晓燕:《韩国的农业与农业政策》,《亚太经济》,1994年第2期。

4、吴金炎:《韩国农业支持政策的形成及演变》,《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1期。

5、张忠根:《韩国农业政策的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农业经济》,2002年第4期。

6、易中懿,曹光乔:《韩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资金支持政策及借鉴意义》,《世界农业》,2005年第8期。

7、赵贵玉:《韩国农业直补政策主要内容及启示》,《世界农业》,2007年第7期。

8、金钟范:《韩国亲环境农业发展政策实践与启示》,《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3期。

9、黄敏英,崔贞弼:《韩国农业后备劳动力的培养和政策》,《世界农业》,2000年第1期。

10、[]金成虎(音译)等:《韩国农政40年史》,韩国: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1989年版,91页。

11、到1997,在韩国农业生产主业的稻米生产中除了稻米干燥一项之外,所有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率都已经超过了97%

12、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韩国在本国西海岸的群山市外海启动了以扩充粮田为目的的填海造田工程,即所谓的“新万金”工程,至今已投入了数万亿的资金,仍未对农业生产产生明显的正效果。

13、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韩国农政50年史》,韩国农林部,1999年版,765-7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