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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妇女生存困境:身份认同与组织化发展

作者:黄 粹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8-09-25  浏览次数: 963

【摘 要】关注留守妇女组织化这一新的发展路径,分析其结社的制度环境及推进路径。结合对全国4个省份709份问卷的调研分析,研究认为:我国农村留守妇女组织化程度较低,留守妇女个人的结社行为仍受制于父权观念、政府依赖心理及留守身份认同感缺失等非正式制度和社团双重管理改革时滞、现有妇女组织示范效应较差及民间传统组织挤占发展空间等正式制度层面的双重制约;推进农村留守妇女结社需要依靠正式制度的强力推进和非正式制度的渐进变迁。

【关键词】农村留守妇女;组织化;结社;制度环境;生存困境;身份认同感


一、引言

改革开放使中国造就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是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就城乡关系而言,粗放型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导致了“村庄过疏化”及“农业女性化”问题。留守妇女承担着农业生产和乡村建设的双重重任,“阡陌独舞”、“杀子自杀”、“与狗相爱”等社会乱象清晰呈现出单个原子式留守妇女生活的艰辛与悲凉:繁重的农业生产、繁琐的家务劳动、孤寂的精神生活甚至无保障的人身安全。我国现有留守妇女5000万之多,从当前的情况看来,农村留守妇女所能够得到的社会支持还比较单一和脆弱。学术界对留守妇女生存困境的破解路径已有所探讨,例如加强农业技能培训、完善其社会支持系统以及“四化”(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等。这些路径对改善农村留守妇女生存困境虽有助益,但对另一重要破解路径——组织化发展仍关注不足,忽视了组织化发展的重要功效。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方法

(一)国外研究现状

农村留守妇女的产生是中国加速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在当今世界上并不普遍。因此,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较为零散,表现在对一些国家男性劳动力流动对女性带来的影响方面。对墨西哥的一个移民社区的研究发现,男性外出移民迫使妇女承担新的劳动任务。这一现象虽有可能增强妇女的权能,但也使妇女的品德受到质疑,导致对妇女行为的监控,并使其流动性受到了限制。对尼泊尔留守妇女的研究认为,男性外出劳动后汇款所带来的额外收入增加了留守妇女的客观幸福感,但不一定会增加她们的主观幸福感。而坦桑尼亚近些年来尽管在男女同步流动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仍不乏丈夫外出劳动、妇女留守下来的倾向。对亚美尼亚留守妇女的关注体现在健康方面,认为季节性男性劳动力迁移增加了留守女性罹患性病的风险。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留守妇女问题也有关注。澳大利亚学者TamaraJacka对“留守者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一个被动的受抚养人的‘弱势群体’、被现代化边缘化、被家人抛弃”的传统论断提出了挑战,认为关注留守者的福祉虽然重要,但迫切需要将重点从他们的脆弱性转移到他们的权益代理者身上来。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与留守妇女现象出现及其艰难的生活现实相对,国内的学术研究远未跟进,在时间上大约滞后了20年。现有的研究大致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注重对留守妇女现存问题的实证探讨。这一方面社会学视角关注的较多,如对其生存现状、思想状况、婚姻稳定性、身心健康状况、宗教信仰、权益保障等问题的调研和分析;最新的研究分析了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对留守妇女而言同等重要,且二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互独立;医学视角还对留守妇女的生存质量和健康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群体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颇多,诸如文化程度、劳动压力、躯体健康状况、丈夫回家频率等;而留守状态则是农村妇女抑郁症状的独立的致病因素,应该考虑对这一群体进行心理干预。文学视角对这一领域亦有关注,纪实文学从情感情绪层面揭示了留守妇女人性的丰沛。

二是针对留守妇女问题提出的解决路径研究。农学角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较为丰富,例如认为应加强对留守妇女的农业技能培训、创新居家创业模式、实现可持续生计发展等。社会学角度的研究认为应加强对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的建设,在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络比较脆弱和单一的条件下,社会工作方法应该更多地发挥效用。另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应从宏观的体制层面解决这一问题,认为改变留守妇女生活困境的根本出路是“四化同步”即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

综上可以看出,对留守妇女问题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但对其生存困境的解决路径的探讨还较为薄弱,尤其是对组织化的方式还关注不够。而在国外,利用组织化的方式解决女性生存和发展问题已是十分普遍和有效的方法,在此方面,北欧堪称世界典范。与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留守妇女组织化程度还很低,农村留守妇女结社仍受制于诸多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二者构成了制度环境)的制约。

(三)研究方法

1.以制度环境为视域的理论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制度环境可由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构成。非正式制度一般指一个社会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软性的因素;正式制度则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等硬性的约束,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当前,我国农村留守妇女结社行动受制于一系列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构成的制度环境。

2.以实证调研为基础的数据分析

本文将结合我们对贵州、河南、湖南、辽宁4个省份的709份问卷的调研情况进行分析。问卷发放采用实地发放的方式,发放范围涉及到22个行政村的留守妇女。问卷总共发放760份,回收720份,其中有效问卷709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3.3%。在发放的问卷中,样本年龄在40岁以上的占据大多数,其中20~30岁占16%31~40岁占40.7%40岁以上占43.4%;文化程度大多在初中以下,其中文盲占6.5%,小学占28%,初中占48%,高中及以上占17.5%

三、农村留守妇女结社的制度环境约束因素

(一)非正式制度约束

1.父权制观念宰制下的社会性别格局导致留守妇女结社意识淡漠

无论从文化层次,亦或是生活场域而言,留守妇女均属于人群中现代社会性别意识不高的群体,封建的父权制性别观念仍主宰着这类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性别理念。在当前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男工女耕”、“男去女留”成为绝大多数无法同时进城务工夫妻的理性选择,这种社会性别格局不仅给留守妇女带来了繁重的生活负担,同时也强化了女性应该留守家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可以说,在此父权制观念主导的社会性别文化作用下,“男外女内”、“男公女私”自然也成为了留守妇女处理公共生活与家庭生活间关系的主流方式。结社,作为走出家庭之外的公共参与活动,理应被更多的留守妇女作为改善生活困境的一种有效方式。然而我们的调查却显示,在被问到“您是否希望成立专门的留守妇女互助组织来改善现在的境遇”时,大多数留守妇女(51.4%)的反应淡漠,其中38.6%的人回答“一般”,12.8.%的人回答“不希望”。由此可见,留守妇女的结社意识和观念即主观需求程度与其现实中留守妇女组织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相比还极不相称。

2.对“全能政府”的长期心理依赖导致留守妇女自主结社不发达

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计划体制使得“政府主导一切”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观念在农村地区的辐射范围和渗透力度十分广泛和深入。计划体制时代,人们生活的全部所需均能通过全能政府主导下的“单位体制”得以实现。在农村,村委会、村小组实际上代理了“政府”和“单位”的一切功能,人们通过对“政府”和“单位”绝对的服从换取日常的基本生活资料,脑海中也自然打上了“政府包揽一切”的深刻烙印。我们的调查也验证了这一现象。在被问到“您觉得改善自己留守局面最需要借助哪方面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这一问题时,其中52.5%的人回答希望通过“国家政策”。当市场经济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人们的日常生活之时,城市中人以及乡村中思想较为开明之士在文化及行为层面会主动接纳亦或欢迎这种改革的到来;而作为农村中的最后一方净土,作为农村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妇女在观念上对市场体制的自由竞争及所带来的千变万化适应较慢。在城镇化和市场化并存的今天,留守妇女即便在表象上接纳了中国社会的这种巨大变迁,但因头脑中“全能政府”的长期影响,一时仍较难适应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多元化、公共参与形式的“大跃进”,对通过自主结社来改变生活困境和争取权益诉求的方式既不熟悉、也不信任。

3.留守妇女个体对“留守妇女”集体身份认同感缺乏

调查中发现,出于本能的对于自尊的维护,现实生活中的留守妇女对“留守妇女”的集体身份符号具有抵触和排斥心理,认为该符号凸显了她们的弱势身份。一个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更容易被贴上标签,而被贴上标签的一类人,则会在不知不觉中逐渐修正自我形象,从而不自觉地成为被贴上标签的那类人。因此,这类群体对标签身份的认同能够导致集体意识的形成,也就很容易导致“团伙犯罪”等联合行动的发生。而我们的研究对象——留守妇女对集体身份的抵触和排斥心理,则不会修正其行为,迎合其“留守妇女”的身份,也就不易出现留守妇女的结社或其他群体性行动。

(二)正式制度的制约

1.社团双重管理制度改革的时滞导致留守妇女组织发展缓慢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社团管理制度较为严格,体现在组建时须得到业务主管单位(一般为政府部门)和民政部门的双重许可。也就是说,成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须经过两层政府机关的认定才能具备“合法”身份,否则只能处于“地下”的活动状态,规范性发展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进行直接登记,大大简化了这四类社会组织的组建程序,为其优先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当前,伴随着中央深化改革的稳步推进,政府简政放权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对上述四类社会组织施行优先购买服务。可以说,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无疑为乡村留守妇女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制度支持。但众所周知的是,任何改革都存在一个“时滞效应”,是一个逐渐推进的长期过程。农村地区因“乡弱村空”、公民社会发育滞后等现实条件所限,孕育新型社会组织的条件尚不成熟,致使乡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相对较缓,留守妇女自组织和服务于留守妇女的社会组织亦未能显著勃兴。

2.现有的农村妇女组织功能薄弱致使组建留守妇女组织缺乏“示范效应”

我国妇联的组织系统与党政系统一样,是按照纵向的、从全国到省、市、县、区、乡镇,一级一级往下的一个层级式树状结构构建的,也有一个自成体系的形式上的层级式结构。但妇联组织实际的运作过程是受另一个“实质性层级系统”即党政系统控制的,即同级妇联组织实际上受控于同级或上级的党政系统而不是妇联系统。在中国,乡镇政府是政府系统的基层单位,因此,乡镇妇联在乡镇政府的庇护下(党政领导和财政拨款),尚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到了村庄,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相应的,村级妇代会也是协调村庄妇女工作的自治组织。在实际的农村妇女工作中,发挥协调作用的基本是由村委会指派的妇代会主任一人,主要局限在计划生育领域。因此,在广大留守妇女心目中,妇代会(有的地方也成立了村妇联)对其日常生活的帮助十分有限。我们的调查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被问到“你觉得村里的妇女代表大会(或妇联组织)对你们的日常生活帮助大吗?”这一问题时,20.1%的人认为“没有帮助”,49.1%的人认为有“一点帮助”,而认为有“很大帮助”的仅占30.5%。相应的,留守妇女与妇女组织的联系也不紧密,即“从不联系”的占24.5%,偶尔联系的占55.2%,“经常联系”的仅占20.3%。正是由于广大农村地区正式的妇女组织的职能微弱,没能很好地发挥“准官办”组织的“示范效应”,留守妇女无法直观感受到成立组织为其生活所能带来的改变,也就不会把结成组织当成触手可及的改变生活困境的方式。

3.农村民间传统组织活跃挤占了新型女性社会组织的发育空间

当前,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宗族势力、灰色势力(介于正常势力与黑恶势力之间的社会势力)、黑恶势力和宗教势力仍较为活跃,并以组织化的形式长期存在。这些民间传统组织在乡村既发挥着协调社会关系、维护村庄秩序(宗族势力、健康的宗教势力)的作用,但同时亦对“乡弱村空”背景下的村庄治理起到了负面的阻碍作用(灰色势力、黑恶势力、邪教势力)。不论发挥何种作用,这些民间传统组织的活动均是对乡村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的一种介入和干预,对其他新型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形成了排斥和挤占的冲击效应;而且,这些传统组织的势力越强大、活动越频繁,就越容易垄断或主宰着村民的意志、意愿和行为。作为农村中的弱势成员,单个原子式的留守妇女更是无法逃遁于这些传统势力形成的影响之外。结成互助性组织,对她们来说,需要付出高昂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组织失败的“沉没成本”等等。况且,留守妇女近年来频繁参与乡村各类宗教组织(基督教组织为多)的现象不能不说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该群体组织化的需求;相较于成立新的组织,参与既存的、组织结构较为成熟和健全的宗教组织无疑是一种现实的“理性选择”。对各类宗教组织的皈依,突显出留守妇女对现世生活苦难的无助和无奈,从而欲在彼岸世界寻找精神救赎的强烈意愿;当然,更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结构性”社会组织(西方的基督教组织)对人们现实生活的渗透力之深、影响力之大。

四、农村留守妇女结社的制度推进路径

针对上述制度环境对留守妇女个人结社的约束,我们仍然可以提出具体的改进或激励措施推进结社。从制度环境的两个层面来看,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更为根深蒂固,改变起来也更为艰难,因此推进结社的激励措施,从刚性的正式制度入手效果会更为显著,同时伴随着非正式制度的渐进变迁。

(一)正式制度的强力推进

1.国家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的深入实施

1997年6月,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给社会性别主流化下了定义,其内容如下:“所谓社会性别主流化是指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上评估所有有计划的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对男女双方的不同含义。它意在使男女双方受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发生。纳入主流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男女平等。”作为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确定的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化战略,社会性别主流化近年来在我国得到稳步推进。但相对而言,针对城市女性的职工权益维护及下岗女工再就业等领域的成效显著,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工作还有待深入实施,因为把社会性别纳入决策主流的战略目标,越到基层,实施难度越大,这也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缺少刚性约束密切相关。

当前,新型城镇化及市场经济的齐头并进,使得地方政府更为注重城镇化发展指标和经济发展绩效这些能够显现政绩的工作,较少关注社会公平,尤其是性别公平问题,甚至认为性别公平的发展目标是后现代社会才应设立和追寻的。针对这种现象,各级政府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出台硬性指标,对有助提升性别公平的举措进行褒奖和鼓励。例如,在留守妇女自组织相对发达的地区(我国西北地区),可制定具体的政策,对新成立的留守妇女互助组进行资金支持和政策鼓励;同时还要对互助组进行规范化引导,将其所提供的服务进行养老、育儿、家务劳动等方面的专业分工,基层政府优先购买这些组织提供的服务,为留守妇女组织发展解除成本方面的后顾之忧,推进其可持续发展。另外,留守妇女组织不发达地区应借鉴西北地区留守妇女互助组的发展经验,并制定量化指标,实施由点到面的留守妇女组织发展战略。

2.乡村女性精英的大量培育

通常情况下,留守妇女年龄大多集中在40岁左右(我们的调研样本中,31~40岁占40.7%41~50岁占41.8%),初中文化水平为主(48%),这些条件导致她们在城市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滞留在农村家中务农、赡养老人和抚育孩子。但这些妇女中,不乏具备敏锐的思想意识和较强组织能力的精英分子,对这些女性精英进行定期的文化素养、政治参与方面的集中培训,能够极大提升留守妇女群体的组织化进程。因为大众大多没有能力参与决策过程,因而他们渴望强有力的领袖。培训工作可由基层政府和妇联组织协同推进。具体而言,每一年度,基层政府可划拨专项资金用于妇联组织举办的培训,并对其培训目标、培训效果等进行评估,为下一年度的专项拨款提供依据。而妇联组织在没有资金顾虑的情况下,可以大胆开展培训活动:首先针对女技术能人、女积极分子及文化水平较高的留守妇女进行公共参与及组织化建设方面的培训;之后可将留守妇女按地域或从事的生产类型等进行分类,由相应领域的女性精英对她们进行社会性别意识提升、公共参与精神培育等方面的日常宣传,渐进式地推动广大农村留守妇女的结社意识和公共参与能动性。当然,此项工作无疑会加大原本收入不高的妇联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政府同样应提供一定程度的补贴对其进行薪酬奖励,为切实改变留守妇女的生存困境、推进乡村的性别公平建设提供尽可能的支持。

3.各类相关社会组织的协同推进

在乡村,与留守妇女结社行动密切相关的社会组织包括村两委、妇代会及各类农村妇女专业合作社,有些地区还存在境外NPO组织。在村两委中,村党委处于核心的领导地位,应在政治方向上鼓励留守妇女互助组的发展,并带领村委会及妇代会为留守妇女组织的组建及发展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村委会作为中国基层政府的神经末梢,可利用自身与乡镇政府的特殊联系,将留守妇女组织的发展诉求和建设意愿传达给乡镇基层政府,以便获得实际的资金及政策扶持,使现存留守妇女组织得以规范化发展,同时激励更多的留守妇女组建形式多样的互助组织。

另外,我国农村地区各类专业合作社较为发达,很多地区还涌现出了大量的农村妇女专业合作社,即妇女领办的、或以女性为主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仅辽宁朝阳市,至20136月,登记在册的农村妇女专业合作社就有359家,占该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社总量的28.6%。这类妇女专业合作社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功能较强,在乡镇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类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出色的女能人、女企业家等农村女性精英,她们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基层政府及村级妇女组织可充分动员这类女性精英来带动留守妇女服务型组织的组建,并运用自身在合作社中积累的组织管理经验,对留守妇女组织进行专业服务分类建设,例如“分别成立留守妇女的生产、生活、发展互助组”。同时,在存在境外NPO组织的地区,乡村妇联组织亦可发挥引领作用,对留守妇女互助组的运作方式和服务内容进行科学论证,以争取获得境外NPO的技术援助和资金扶持,推动留守妇女组织的快速发展。

(二)非正式制度的渐进变迁

非正式制度属于文化层面(即软性层面)的内容,具有内存性和历史积淀性,其慢性或“惰性”往往一时难以改变,而且“非正式约束……,是路径依赖性的来源”。因此,祛除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同时,也正因为非正式制度对人们行为影响的深入程度,才更有必要对祛除留守妇女的父权观念、提升留守妇女的结社意识等提出可行的渐进路径。

1.基层妇女组织发挥主导作用祛除父权观念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基层政府仍然是男权意识占据主流的权力机构。正如著名的激进女权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凯特·米利特所言,我们这个社会所有通向权力的途径,全都掌握在男人手里。因此,淡化留守妇女父权观念的任务无疑要靠专业的基层妇女组织——乡镇妇联或村级妇代会来完成。作为乡村社会的留守群体,留守妇女承担着异常繁重的生产生活重任,而“男外女内”、“男公女私”的父权观念对她们思维模式的影响更会加重其生活的困境。因为,虽然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已经明显过时了,但是还没有根本改变。身处在此种结构中,女性不管是在何种场合工作,其巨大的压力、毫无必要的负罪感及经常产生的绝望情绪大致是相同的。因此,大多数留守妇女以其超强的坚忍和耐力艰难度日,其求助的群体也多局限在宗亲或姻亲网络之中,认为女性的活动应该囿于家庭范围之内,从而将结成专门的组织当成是“外部空间”的、男性的事情。针对于此,基层妇女组织可以定期开展系列讲座或宣传培训活动,将西方妇女运动的成绩、杰出女性的成长经历、运行良好的留守妇女互助组的经验等内容纳入到培训内容当中去,在观念领域告诫留守妇女:“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变成的”;“男外女内”、“男刚女柔”等是落后性别意识的枷锁和藩篱,必须将其打破,方能获得女性和男性的同步解放,才能多角度地去探寻留守妇女摆脱生存困境的出路,为其结社提供坚实的理念支持。

2.留守妇女自身结社意识的提升

由于农村留守妇女结社意识淡漠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我国计划体制下“全能政府”的思维模式,因此,地方政府应顺应国家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尽快简政放权,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工作,要积极运用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以淡化留守妇女意识中的“政府全能”形象;同时,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时代浪潮中,基层政府及妇联组织可适当将一批发展良好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广大西部地区的留守妇女互助组作为示范组织,将其发展模式和服务方式作为典型经验提供给留守妇女,从现实层面直接增强该群体自我效能感和结社成功的信心。此外,留守妇女对自身留守身份“集体认同感”的缺失,也是阻碍其结成组织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一个社团的组成人员应该是一致赞成某一学说或主张的若干个体,这些人约定以某种方式去促进该学说或主张获得胜利。留守妇女对自身生存困境、形成原因及缓解途径可以通过个人日常的频繁交往及语言交流达成统一的观念共识,认同“留守”身份(不过分纠结于“留守”概念符号)、正视“留守”现实,从而通过结成自我服务的组织的方式去寻求破解生存困境的多种路径。

五、结语

在中国经济总量已雄踞世界第一的今天,在新型城镇化仍然强力推进的当下,乡村的留守妇女群体为中国的腾飞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牺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此,对留守妇女生活境遇的严肃探讨、对该群体极端现象的倾心关注、对留守妇女生活困境破解出路的全面构设,理应成为学术界、各级政府及各类社会组织要纳入主流的重要工作内容。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全球妇女峰会上指出,“在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中国将更加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本文对留守妇女结社问题的探讨是继农业方面、社会学方面及宏观体制层面解决路径之后的又一尝试和补充,以期为该群体生活境遇的改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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