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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女性婚姻的减贫效应

作者:柳建平 王璇旖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09-15  浏览次数: 1313

【摘 要】分析农村女性婚姻模式演变的基础上,就农村女性普遍存在的向上婚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并将其与农户家庭贫困相关联,利用2016年获得的甘肃14个贫困村的社会调查数据,就女性婚姻对其家庭贫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女性婚姻对其家庭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已婚使其家庭致贫的概率降低48.5%;就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而言,女性离户口所在地(娘家)远、有一定技能、家庭拥有较高学历男性、务工人数越多的家庭不容易陷入贫困,而大家庭、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庭老人数对其家庭贫困呈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贫困女性;婚姻选择;减贫效应;性别歧视


一、引言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事业取得万众瞩目成就。然而在贫困农村,性别差异所表现的女性贫困问题更为严重[1]。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不断深化,对于贫困地区的女性而言,她们倾向于通过职业流动(打工妹)和婚姻迁移的形式改善生活福利和社会地位。其中,婚姻作为农村女性社会流动和改变生活状态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过去,农村女性由于受到性别歧视、农村户口、家庭贫困、低受教育程度等的限制,其择偶模式多集中在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相对较为封闭的农村范围内,女性婚姻期望中往往以对方家庭经济状况作为一个最为重要的组件,即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家庭及女性个体对婚姻期望的重点看对方家庭能否为其带来稳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大规模迁移,改变着农村女性的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她们逐渐成为婚姻迁移的主体,特别是出现从经济较为落后地区迁往经济富有地区的行为。与此同时,她们更加看重对方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再局限于传统门当户对观念,甚至更倾向于通过婚姻迁移的方式来有效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使其能从农村生活转变为城市居民。

贫困农村因其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滞后,再加之偏僻的地理位置和匮乏的资源,农村大龄男性单身青年的婚姻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笔者在进行农村社会调查过程中,基层工作人员对扶贫甚至提出能不能扶个媳妇的要求(尽管为一句笑话,但其中所表现的是:贫困农村部分农户的贫困其实与家庭大龄男性的婚姻有着很大的关系),同时发现,一个当家妇女对农户家庭生计及贫困状况、以及未来家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针对上文所表现出的贫困农村女性婚姻高攀现象及与其贫困状况可能存在的关联问题,本文利用我们在2016年获得的“甘肃省农村贫困问题调查”数据进行研究。首先从历史视角分析女性婚姻模式演变,然后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最后通过实证分析揭示高攀婚姻的减贫作用。

二、基于历史视角的女性婚姻模式演变

人的婚姻观总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农业自然经济多以遵从农业自然秩序为主,这一社会结构主张尊重权威和抹杀个性。因此封建社会农村女性婚姻观以牺牲女性个人价值为主,男尊女卑的思想使得女性在婚姻中缺少自主选择的权利。再加上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传统儒家文化的共同影响下,婚姻多以迎合礼制和儒家的伦理道德。因此封建社会的婚姻观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父母包办,在《礼记·昏义》中记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这句话揭示婚姻并非男女双方的私事,而是关系着整个家族传宗接代。因此,古代男女结婚都要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是繁衍作用,婚姻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就是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是说明婚姻的本质是延续宗族;三是讲究门当户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选择婚嫁对象以对方的政治地位为标准,门阀士族与庶族之间禁止通婚;四是婚姻中看重钱财,在古代有男送聘礼,女送嫁妆的说法。

在近代社会中,婚姻观的变化与时代变革密不可分。这一时期的婚姻观是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社会革命带来思想解放的浪潮,主要表现在提倡个性自由解放、科学的民俗精神、开明的社会风气、批判三纲五常和倡导男女平等、批判封建旧礼俗。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思想和革命浪潮大力抨击传统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男尊女卑的婚姻观念。尽管有这样的社会意识变革或一些开明家族人士打破常规的行为,但这一时期的女性婚姻解放也仅仅局限于非常小的地域(如上海、广州等)、或人群(新潮知识分子)范围,但对绝大多数农村地域而言,女性婚姻仍然是处于传统观念之下。

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广大农村落后于工业化的发展,长期处于温饱不及的贫困状态之中,同时高度政治控制、极端意识形态宣传、以及城乡通婚被户籍制度基本禁绝的条件下,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女性往往只能在农村(往往是附近村庄)择偶,而且更看重政治因素(特别是在文革时期),由而形成了在当时特定政治分层下的农村青年女性的基本择偶标准是:政治背景、家庭经济条件。甚至当政治背景与家庭经济条件发生冲突时,农村女性宁愿放弃经济条件选择政治背景好的对象[2]。当然,这一特殊择偶标准的真实原因肯定不在于农村女性青年的政治至上追求,而在于减少苦难,对象政治背景选择错误(如选择地、富、反、坏、右家庭),将会陷入十分可怕的人身迫害之中。而政治背景良好(如对象家庭成分好、以至对象身份为党员或团员),也就意味了其未来成婚家庭发展前景更好。在当时农村处于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农村女性青年对经济条件的追求又往往转化为对对方家庭人口结构较为年轻(主要是家庭劳动力充裕、能够在集体经济中获得较多分配,同时家庭负担较轻等)和食物供给充裕的追求(除家庭人口状况外,主要考虑到对方村庄的粮食自给状况)。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以强调自由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不仅促使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以及生产生活、收入消费等各个方面的改变,而且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无疑也渗透进人们的婚恋观念中。女性在选择择偶对象时,更加重视个体的主观感受,更加注重自身的情感需求和满足,并有着很大的自主选择权;在择偶标准方面,看重品德、才干等内在条件,偏理想化和浪漫化;在婚姻媒介方面,多以自由恋爱和亲友介绍为主;在女性的家庭地位方面,地位的提升使得夫妻之间以平等婚姻为主;在生育观方面,摒弃陈旧的传宗接代和人丁兴旺的生育道德,妇女开始支配自己生育的权利[3]。尽管如此,预期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条件仍然是女性择偶、婚姻中的硬件需以充分考量。事实上,市场自由的神奇力量,一方面促使了自由平等婚姻价值观的流行,而另一方面又在强化着物欲的流行,昭显自由的理性。对经济生活条件较差的农村,女性通过婚姻迅速地摆脱贫困而实现较为充裕稳定的生活,当然应是其理想的选择之一。

三、基于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女性婚姻现象

历史视角的女性婚姻模式演变强调的是从宏观社会经济条件及制度对于女性择偶模式的影响,而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在研究女性婚姻选择时更多是从微观因素方面进行探究,特别是经济学更加强调双方及家庭作为个体理性的决策。以下文章将在总结相关经济学婚姻理论(主要包括婚姻市场理论、婚姻交换理论、同类匹配理论和婚姻梯度理论等)的基础上,就农村女性特别是贫困农村女性的婚姻迁移及影响进行分析。

最早将经济学研究延伸到婚姻领域的开创者是贝克尔(G.Becker),他将经济学理论及研究方法应用于人类的婚姻现象,提出了婚姻市场理论,并认为有效的婚姻市场总是存在完全相称的婚配,即高质量的男性和高质量的女性结婚,低质量的男性和低质量的女性结婚。当男女条件互补时,相似特征男女选择结婚;而某些特征可替代时,差异较大的男女婚姻最优[4]。婚姻市场理论就是把婚姻看成商品、由而形成特殊的婚姻商品市场,其特殊性表现在:未婚男女成为市场交换主体和交换对象,他们利用自身所有的资源进入市场并取得相应回报[5]。在此过程中,人们通过拥有资源的多寡来评估个人的条件,同时寻找潜在的配偶[6]。国内学者石人炳[7]认为每一个进入婚姻市场的人是否能够取得相应回报,除了有赖于他拥有的自身资源的数量外,还要受到市场的供求状况(如性别比等)以及个人的偏好(个人的婚姻观念、择偶标准)等因素的影响;而之后的婚姻交换理论实质上仍然是对婚姻市场理论的进一步延伸,其特点是将婚姻看作是一种资源的等价交换,强调个人自身特征和资源同自身择偶偏好之间的匹配关系[8]。可见,此处的等价交换其实质是指交易自愿或婚姻自由,而所谓的是当事人依择偶偏好对对方拥有资源的综合评价,其偏好是隐蔽的个人信息、其评价具有相当的主观性,并非像现实生活中的商品价格那样,可以为公共知识。

对上述两种理论的具体解释可由婚姻匹配模式得出。婚姻匹配模式是研究婚姻问题和择偶模式一个重要切入点,其存在着两种模式:同类匹配婚姻梯度。同类匹配婚姻模式就是通常所说的门当户对,这一模式表面上看有别于贝克尔的婚姻同质或互补理论,其差异的根源在于基本前提条件。可以这样理解,贝克尔婚姻市场理论的前提条件就犹如一个斯密所言的完全自由竞争市场,而同类匹配理论所对应的市场是一个受到政府(在此就是家长作风、以及盛行于社会的一些非正式制度等因素)强力干预的市场。同类匹配是中国长久以来的主流婚姻模式,过去是、现在仍是,其原因是阶层等级和阶层多元化[9]。这种择偶的共通之处主要体现完全先赋的因素(种族和民族)、价值观、个人的社会属性(个人的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背景等)[10]。如齐亚强等发现,同等受教育群体内部同类婚现象提升,择偶过程越来越多地注重个人的情感、品质和能力[11]。另一方面,婚姻匹配是衡量特定社会阶层封闭性(或开放性)的重要指标之一[12],然而传统的门当户对强化社会阶层的封闭性。高颖等基于北京市婚姻数据库,印证了婚姻的同类匹配和婚姻梯度同时存在,人口流动改变了传统婚配模式,使其日渐开放,而学历的日趋般配、跨城乡通婚的减少表明婚姻匹配走向封闭[13]

“婚姻梯度”匹配模式以婚姻交换理论为基础,男性择偶时倾向于向下婚,而女性则是向上婚,这一现象无论在国内[14]、还是国外[15]都具有较为广泛的意义。婚姻梯度理论由学者莱斯利提出,他认为基于同类匹配模式,男女择偶标准大相径庭,即男性会选择比自身条件差一些的配偶,女性却正好相反,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经济状况等方面[16]。对于女性向上婚及男性向上婚的基本缘由,Iyigun and Walsh给出了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解释:在家庭决策过程把孩子当做家庭公共品,同时假设女性养育孩子投入时间且无法由男性代替,女性收入与养孩子的机会成本成正比,与孩子数量成反比[17]。国内学者沈新凤[18]在内生谈判力框架下,对女性而言,女性收入一定时,女性的谈判力会随着男性工资上升而下降和家庭总福利的提高,所以女性选择比自身条件好的男性;但对于男性,女性谈判力会随着女性工资水平的提高而降低。所以,男性宁愿选择比自己条件差的女性,而不愿意同薪资水平过高的女性匹配。婚姻梯度导致婚姻挤压,使得低教育水平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往往缺少竞争优势[6],从而就有了国内剩男”“剩女现象下的婚姻市场结构性失衡[18]。雷晓燕等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全国数据,发现高攀的女性有着相对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和相对较低抑郁程度,高攀的男性则并没有差别,且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地区的高攀女性在两者上的优势比城市、富裕地区的高攀女性显著[19];方丽等通过农村地区建房热这一现象,分析住房投资与婚姻缔结的关系,发现农村男性家庭通过住房投资向女方传达自身质量信号,以此避免逆向选择,达到婚姻缔结的目的[20]

婚姻也是农村女性获取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方式,而人口流动是增加这一概率的基本原因。影响婚姻迁移的因素可归结为时代背景、及先赋因素后致因素时代背景是指社会政策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先赋因素指自然获得不受个人意志支配的因素、后致因素指那些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的因素[21]。时代背景是制约婚姻迁移的先决制度性因素,如在计划经济时代,严格的城乡户籍隔离制度使得农村女性向城镇的婚姻迁移(农转非)很难,向上的婚姻迁移大多只能发生在由山区向川区、旱耕地地区向有灌溉农业地区、或向同一乡(村)内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只有很小比例的农村女性通过结婚实现农转非并达到向上流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户籍制度的渐次松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22],使得农村女性实现向上婚姻迁移的路径极大拓宽。打工妹通过与务工地的男性结婚并留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同时将自己的户籍转入该地区,由到打工妹变为迁入地的永久居民[23]。可见,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家庭间贫富差异是农村女性迁移的现实诱因。农村地区的婚姻迁移是从较贫穷的地区流向较发达的地区,从较贫穷的家庭流向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对于处在劣势地区的农村女性来说,她们更倾向于通过婚姻获得更好生活条件和更多的机会[24]。王丰龙等利用2012年调查数据分析了当前不同地区居民婚姻匹配和婚姻迁移的特征,发现居民的婚姻选择范围不仅受户籍制度影响,而且受到时代背景、个人能力和个人身体特征等因素影响,还发现受教育水平和职务增加男性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受教育水平、职务、身高、外貌等因素可增加女性上嫁的可能性[25]。教育也是农村女性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而婚姻也与女性流动相互关联。陈建伟认为女性相对男性的回报率更高,存在女性为“嫁得好”而努力“学得好”的机制,同时证明了随着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的边际婚姻回报递减[25]

虽然农村女性普遍存在的向上婚姻倾向,对改善自身未来及后续家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韦艳等利用2014年全国9省农村数据对已婚女性和婚姻迁移女性内部生活福利进行分析,发现婚姻迁移女性在经济、社会支持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的福利呈现出优越性[26]。就流动人口婚姻迁移的远近来说,农村女性更可能出现跨省婚姻迁移来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流动男青年更可能通过自由恋爱而获得婚姻[27]。迁移后女性的生活状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是地区差异会使女性在婚姻生活中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如交际问题、身心健康、受本地人歧视等问题突出[28];在省际婚姻迁移者中,主要的婚姻迁入区是华东和华北省份,西南省份则为主要的净迁出区,其中女性迁移者占比达到90%左右[29],导致了性别结构的失衡,虽然缓解了迁入地的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并增加了劳动力,却加剧了迁出地的婚姻挤压程度[30],特别贫困区域女性婚姻迁移导致产生大量的剩男[31]

从以上可见,为获得未来预期较好的生活而对择偶对象及家庭经济条件的要求是农村女性向上婚姻选择的基本原因。既然如此,对贫困农村女性来说,其向上的婚姻倾向就应当对其成婚后的家庭贫困状况产生影响。尽管学者们对于女性婚姻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还没有发现就贫困农村女性婚姻对于其家庭贫困影响的专门研究,本文将采用2016年西北师范大学三农社组织的甘肃省农村贫困问题调查数据,就这一问题进行材料相应性统计描述及实证研究。

四、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分类

数据来自2016年由西北师范大学三农社组织的甘肃省农村贫困问题调查,此次调查范围涉及甘肃省8个市区13个贫困县的1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117498319人。通过走访和问卷访谈的形式调查了村级概况、以及被访者的家庭人口、劳动力、家庭资产、收支、农业种养、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等方面。整体来看,调查地区位于黄土高原地带,平均海拔高达1200~2100米,平均气温为5℃-8℃,年均降水量300毫米左右,耕地类型属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山区;14个样本村中,其中有2个村属秦巴山特困片区,其它10个村属六盘山特困片区;其户均人口为4.8人,户均劳动力数2.8人;人均耕地面积2.6亩,户均耕地面积12.3亩;人均纯收入7192.13元,贫困发生率为17.53%

本文以农村适婚女性为研究对象,适婚年龄人口是指15~19岁的结婚潜在人口、以及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女20周岁及以上符合法定结婚年龄的人口。通过对样本分析,发现已婚年龄人口中年龄最小为19岁,故选取19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为研究样本。研究样本中未婚女性年龄主要集中于19~30岁,30岁以上人口中未婚者仅有4人,其中2人(年龄均为33岁)在省外打工,1人为62岁寡居,1人为50岁大病患者,同时因本文采用数据为截面数据、缺乏跟踪调查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减少因时间跨度大导致的比较不明显问题,故将统计比对的范围重点集中于19~30岁的女性人口(文中称为比对样本),而将31~64岁女性人口作为参考样本。通过筛选数据,得出符合条件的女性有2341人,其中19~30岁样本中已婚女性有401个,占比为68.1%;未婚女性有188个,占比为31.9%。进一步,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2800元为贫困线界定贫困人口,从19~30岁的女性人口贫困发生率来看,未婚女性的贫困发生率较高于已婚女性4.8个百分点(具体见表1),直观上表现出,在女性成婚不太长的时间段中,女性成婚后的贫困发生率降低许多。而有趣的是31~49岁的女性人口贫困发生率又趋高,达到16.4%50~60岁女性的贫困发生率又趋于降低,这也许与女性成婚后家庭生命周期中的子女替代作用有关。

1 样本女性婚姻及贫困状况 单位:人、%

(二)样本女性的个体和家庭特征描述

1. 个体特征

就样本的个体特征来看,在受教育程度上,19~30岁这一年龄段中未婚女性和已婚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0.5年、7.7年,表明未婚女性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已婚女性。已婚女性以小学及以下的文化水平为主,达到36.7%;而未婚女性则是以高中及以上的文化水平为主,达到49.5%。且伴随着年龄越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女性占比越高。在健康状况上,未婚女性中身体健康比例高于已婚女性,已婚女性中有3.7%人身体处于非健康状态。同时31~49岁和50~64岁非健康女性占比分别为24.0%47.1%,说明女性身体状况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糟糕。在就业上,52.1%的已婚女性务农,从事非农的为47.9%,表明已婚女性中的大多数在从事农业;而未婚女性选择农业和非农的比例分别为22.9%77.1%,表明大多数未婚女性从事非农职业。同时50~64岁年龄段外出打工人数占比最小,仅有3.3%。从工作地点看,未婚和已婚女性也存在明显差异,67.3%的已婚女性在县内从事工作或者照顾家庭,选择县外就业的未婚女性偏多,为53.7%。从有无技能看,未婚女性有技能的占比高于未婚女性。从生育孩数看,生育子女数为1~2个的已婚女性最多,占比为78.3%(具体见表2)。

以上统计分析反映出,未婚女性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技能、健康、职业等个体特征上都明显优于已婚女性,根据经验及已有研究可以推断的是,其个体收入及发展前景肯定也优于已婚女性,但未婚女性的贫困发生率较高,根源于未婚女性所属家庭的贫困发生率较高。

2. 家庭特征

以下就已婚女性和未婚女性的家庭特征进行比较。由于一个家庭可能既有已婚女性、也可能有未婚女性,为避免以户为单位计算比例可能导致的重复计算,在此我们采用以不同类别农户中已婚和未婚女性比例进行比较。从家庭规模看,未婚女性多属于4~5人家庭中,占比为48.9%。而已婚女性多属于6人及以上大家庭,占比为52.9%。从家庭劳动力数量看,已婚女性多属劳动力4人以上的家庭、占比为75.8%。而未婚女性多属于劳动力在3人以下的家庭,占比为42.6%。从家庭男性劳动力数量看,未婚和已婚女性绝大多数处在有1~2人男性劳动力的家庭中,同时已婚女性家中有3人以上劳动力的占比高于未婚女性9.4个百分点。从家庭男性受教育程度看,未婚女性家庭稍有优势。从务工人数看,二者大多处于有1人外出务工的家庭,且外出务工人数在各个特征段的比例相当。从家庭老人数看,虽然未婚和已婚女性大多数处在有1位及以下老人的家中,但相比未婚女性家庭老人负担较重。从收入分布看,两类女性大多都处在中高收入(5000~8000元)和较高收入(≥8000元)家庭,且二者分布比例相当。在中下收入(2800~5000元)上,已婚女性比例较高于未婚女性6.1个百分点,而在贫困线下,未婚女性比例又较高于已婚女性4.8个百分点。从家庭人均支出看,两种类型女性多集中在人均支出2800元以下的家庭,占比分别为44.2%53.4%,但未婚女性处在人均支出5000元以家庭的比例远超已婚女性,前者为27.1%、后者为14.9%。在人均耕地面积上,两类女性中的大多数处于人均耕地面积≤2亩的家庭中,但未婚女性处在耕地较多(>2亩)家庭的比例远高于已婚女性。在家庭住房质量上,未婚女性家庭优于已婚家庭。在家庭耐用品消费上,两者占比十分接近。

2 女性个体基本情况 单位:人、%

从统计数据分析可见,在比对样本中,相比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多处在家庭人口较多、男性劳动力较多、中等收入、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家庭。

五、女性婚姻减贫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及变量选择

本文旨在探讨婚姻是否能帮助农村女性减少贫困,并进一步研究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女性贫困。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家庭是否贫困,为一个二分变量。贫困是指家庭人均纯收入小于2800元,将贫困赋值为1,非贫困赋值为0。在此基础上采用Probit模型分析农村女性婚姻状况对家庭贫困发生概率,构建以下具体的模型:

3 女性家庭基本情况 单位:人、%

核心解释变量是婚姻状况,已婚赋值为1,未婚赋值为0。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可能影响家庭收入的女性个体特征和其家庭特征。对于关于个体特征变量的选择,婚姻交换理论认为自身特征和资源决定个人择偶偏好。故使用年龄、受教育年限、就业状况、工作地点、技能反映女性自身竞争力。其中受教育年限、是否从事非农就业、工作地点和技能直接或间接反映女性个体的社会经济状况。通过描述性统计发现不同的个体特征下,婚姻不同状况的女性存在着差异。除个体特征外,家庭特征是影响家庭收入和女性婚姻决策的重要因素,包括家庭规模、男性劳动力数量、男性受教育程度、务工人数、家庭老人数、人均耕地面积、住房结构、家庭耐用品消费等。根据前述文献综述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本文所需的主要解释变量如表4所示。实证样本采用样本总体,即2341个女性样本。

主要解释变量测量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stata14.0统计软件对样本进行分析,对解释变量进行的相关性分析表明,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最大为0.6107,低于共线性门槛值0.7[32]。模型拟合结果显示15个解释变量中有9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伪判决系数(Pseudo R2)为0.1741,卡方值的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拟合结果较好,表5显示了回归结果。

(三)回归结果解释

从样本的个体特征来看,女性婚姻状况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女性已婚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相对于未婚女性来说,已婚使得女性家庭致贫的概率降低48.5%。一般而言,农村女青年寻找婆家通常将男方的经济状况(或发展前途)好于自家作为一个基本条件,也符合生的好、不如嫁的好这一认识,这也是我们实证的核心结论。

就女性其它个体特征来看,只有工作地点和技能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显著负向影响家庭贫困,即女性工作地离户口所在地越远其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显著下降,这点证明女性外出打工或者外迁具有一定的反贫困作用;有技能的女性其家庭贫困发生概率越低。这说明技能帮助女性增加非农就业机会,进而提高其家庭收入水平。而其它女性个体变量不显著,但其影响方向符合预期。女性年龄与家庭贫困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表明随着年龄增长女性陷入贫困概率就会减少。但由于其系数值较小,且不显著,因此影响较为微弱。实际上在前文统计分析中已看出,女性婚姻在一个较近期限内可能有一定的减贫作用,而随着女性年龄增大,也意味着婚姻期限延长,这一作用会式微;就业状况的系数为-0.0682,说明女性非农就业会降低其家庭贫困的概率。我们以往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农户减贫的重要手段[1],但在此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在样本村,外出务工的女性比例较低,而外出女性主要是未婚女性,务工经历短、从事低端行业、工资收入低,对家庭减贫发挥不了决定性作用。二是对农户家庭收入有决定性影响的往往是家庭中的主要男性劳动力、特别是从事非农工作的男性劳动力;女性个体受教育年限与其家庭贫困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女性教育程度越高,会减低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但由于该系数的绝对值较小且不显著,其影响微弱;健康对女性家庭致贫产生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5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注:表示分别在0.10.050.01的水平下显著。

从样本家庭特征来看,有6个变量的回归结果显著。家庭规模与贫困发生概率呈显著正向关系。大家庭”2越容易陷入贫困,这一结果与众多结论相符。究其原因,此类家庭中老人和儿童的占比较高、负担重;男性劳动力数量却对贫困有着正向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虽然农村男性劳动力对家庭具有重要意义,但与家庭收入及贫困也并不一定存在必然关系;男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家庭贫困呈显著负向关系,表明农村男性接受教育越多,其自身素质就越高,家庭越不容易贫困。家庭务工人数的回归系数为-0.6546(绝对量最大),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外出打工人数对家庭贫困有着显著地负向作用,这一结果与我们的其它研究结果一致,非农就业大幅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减贫脱贫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老人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老人数量会一定程度增加家庭贫困概率,这一结果也反映出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不断严重;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对贫困有着正向关系,但不显著,这一影响方向与大多研究不相符。这是因为在这些样本村自然条件较差,土地多为山坡地,人均耕地面积越多,往往会拖累劳动力外出务工;住房结构和耐用品消费对家庭贫困的影响都显著为负,符合常理,通常这两项指标就是反映农户家庭经济和生活状况的最直观指标。

以上回归结果表明:在贫困农村,女性的一些关键个体特征,如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等对其家庭减贫不存在显著影响,而其家庭特征中的诸多变量,如家庭规模、男性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外出务工人数、家庭老人数、住房结构和耐用品消费等都对其家庭减贫有着显著影响。其含义可进一步引申为:在一般意义上,农村女性的贫困(即所属家庭的贫困)与女性个体人力资本水平没有必然关系,而关键取决于其家庭特征,特别是家庭男性人口的收入能力,说明农村女性在经济上普遍存在着对男性主导家庭的依赖,也正是由于这一基本状况决定了贫困农村女性普遍的“向上婚”减贫倾向。

六、研究结论

从追求经济利益角度审视相对贫困女性的婚姻行为,无论对其婚姻模式的历史演变,还是对现实中的向上婚现象,都具有一以贯之的实质解释力。毕竟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是婚姻幸福的基本要件之一,而性别差异及形成的社会基础分工或角色安排既决定了女性在社会财富上的劣势,也促使了女性成人之后的依附需要,因此女性通过正式的婚姻方式(社会或法律意义上的可信承诺)是较快捷获得、较长久拥有较好物质条件的最佳途径。而在一个初始财产权基本归属男性家庭的农村社会中,女性通过向上的婚姻依附和契约关系进而获得相应权利,其所追求的就是终身大事、甚或就是终身归宿。照此逻辑,相对于贫困农村的女性而言,女性的向上婚更具有普遍意义,当然也就有了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婚姻能帮助女性减贫。并且这一结论获得了实证支持。

本文利用2016年我们对甘肃14个贫困村的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对适婚年龄未婚、已婚样本女性个体和家庭特征的统计对比,并就女性婚姻对家庭贫困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女性婚姻对其家庭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相对于未婚女性来说,已婚使得女性家庭致贫的概率降低48.5%;第二,就女性在其它方面的个体特征而言,从事离户口所在地(娘家)远、有一定技能的女性家庭不容易陷入贫困,而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状况、健康状况这些变量对女性家庭贫困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就女性家庭特征而言,大家庭和家庭老人数越多,都会显著增加女性家庭贫困的概率。家庭拥有较高学历男性、务工人数越多,会显著缓解其家庭贫困。而男性劳动力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其家庭贫困的影响并不显著。

研究结果尽管表明,婚姻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女性贫困,使得女性婚后的生活质量和福利得到提升。但同时,由于贫困地区女性普遍的向上婚加剧了贫困地区原本失衡的性别比例、且造成部分农村贫困家庭的大龄男性人口的婚姻挤压问题,这一问题仍需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在政策制定和宣传过程中,应当正确引导和支持农村女性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女性自身竞争力,增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的收入和议价能力,加强基于男女平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公共产品供给和网络支持,使女性减少利用婚姻获取社会资源以及对男性的经济依赖。

本文研究存在着不足,主要是由于调查数据限制,只是以截面数据静态分析了女性婚姻的减贫效应,缺乏时间序列的动态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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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调查的14个贫困村的行政隶属:兰州市永登县通远乡团庄村,白银市景泰县正路乡川口村,白银市会宁县八里湾乡富岔村,天水市张家川县恭门镇城子村,平凉市庄浪县郑河乡史洼村,庆阳市华池县五蛟乡杜右手村,庆阳市镇原县方山乡张大湾村,定西市陇西县宏伟乡文家集村,定西市漳县四族乡四族村,定西市临洮县龙门镇马家湾村,临夏州积石山县小关乡大寺村,临夏州康乐县五户乡五户村。在集中连片特困片区分布上,这12个贫困村都属六盘山片区甘肃片区;另外2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分别是陇南市礼县雷坝乡蒲陈村,陇南市礼县雷坝乡甘山村,属于秦巴山片区甘肃片区。

2 本文指家庭人口数为6人及以上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