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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十论

作者:秦晖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8-04-21  浏览次数: 2501


内容简介

本书所收的系列文章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结构性研究。作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


作者简介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史、农民问题、改革与现代化问题研究,主编《农民学》丛书,出版专业著述《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耕耘者言:一个农民学研究者的心路》、《陕西通志》魏晋卷(合著)、宋元、明清卷(合著)、《经济转规与社会公正》(合著)等,随笔集《问题与主义》、《天平集》、《思无涯,行有利》等。


目录

1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

2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3“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兼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之路

4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5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

6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

7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兼论所谓“西方中心论》问题

8公社之谜――农业集体化的再认识

9土地改革=民主革命?集体化=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10从samaequality:“汉语”平等一词的所指演变


读秦晖先生《传统十论》兼评两种奇异的史学观点

刘东超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社会成为一种波波相推的史学思潮。无论从那时看还是在今天看,这种思潮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这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和思想成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种“重新认识”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偏斜和错失,甚至出现一些稀奇古怪、不顾基本史实、不合逻辑的说法。比如近来青年学者韩德强先生就提出:中国历史上各王朝在建立初期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其原因是由于它推行“土地改革”而使每个农民家庭拥有一份土地。而这种社会由于市场经济导致的两极分化会自然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由于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可以推迟资本主义的到来。但是,“恰恰是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机制,导致了资产阶级财富的积聚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壮大。与此同时,权力体系也日益失去制约,权力集中到少数谋求短期私利的权臣、宦官或外戚手中。资本的积聚与权力的积聚相互推波助澜,社会财富完全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社会必然崩溃”。他还说:“从各王朝中期起,以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官僚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力量,这种力量最终将摆脱政府的调节,将政府权力市场化、资本化,使社会崩溃。”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王朝灭亡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及其引起的权力市场化导致的。再比如,被某些人称为“当代大儒”的蒋庆先生在谈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时声称:“在儒家无为政治传统的影响下,千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家们都不把参与政治看作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手段,更不把获取权力看作自己人生意义的追求,而是在济世益民的仁心悲怀驱使下进入政治作现世的担当,把从事政治看作此生无可逃于天地间的存在责任。因此,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政治的地位并不高,只有消极的意义而无积极的价值。无为政治实质上是在终极意义上取消政治之治,是在道德教化与礼乐熏陶中达到社会和谐。”闭这位所谓的“大儒”还认为:东亚各国人民(当然包括中国人民)千百年来“过着儒家式和谐而稳定的政治生活”。叫良明显,对于这些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奇异说法予以分析和批评是必要的,因为这不仅关涉到如何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问题,而且还影响到如何把握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问题,同时也是涉及到中国学术思想能否健康发展的问题。在此,我想借助秦晖先生《传统十论》一书中的一些内容来对上述观点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我们知道,秦晖先生是一位知识广博、思想深邃的历史学家,他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得出一系列独到的结论。在此,我无力对秦先生的观点予以全面评述,只想结合上文所引两位论者的观点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王朝崩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二是中国传统政治实质是什么和在此之中儒家政治理想如何定位。

一、在《传统十论》中,秦先生从多个方面涉及到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原因,我们仅引两个方面予以说明。在吏治层面上,专制皇权为了维护自身及建基于此上的巨大利益建立了以人制人、设事防事的庞大制衡体制,其“疑人之心与防人之法也发展到人类诸文明中如果不是惟一、至少也是罕见的程度”。但是,这套制度并不是解决社会矛盾而是延缓矛盾和积累矛盾,因为其内在本质矛盾根本无法通过以人制人、设事防事的方式得到解决。当矛盾“积累到临界点后一旦爆发,‘行政安全至上’很快就转化为极端的行政不安全。‘国破’意味着’家亡’,便成为中国传统时代的突出特点”。在国家“汲取能力”层面上,“因国家权力的横征暴敛、取民无度,或滥兴事业、役民无时,或垄断利源、夺民生计,或吏治败坏、虐民无休而引发官民冲突”网,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被迫揭竿而起冒死反抗,从而导致传统王朝的灭亡和更迭。“实际上除少数例外(如东汉末)外,我国多数王朝的崩溃都恰恰是在官府尤其是朝廷的‘汲取能力’极度亢进而使民间不堪忍受之时。秦末大乱正是朝廷集中全国大部分人力物力滥兴营造的结果,隋末、元末的大乱也有类似背景。西汉末(新莽)厉行‘五均六管’等’汲取’之政,新莽灭亡时,全国的黄金仅集中在王莽宫中的库藏就达70万斤之巨,其数量据说恰与当时西方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明亡就更是由于对社会基层通过正杂之赋敲骨吸髓般的汲取造成的。实际上,这两个层面也可以归并为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极端专制制度本身就暗含着自我崩溃的逻辑,即专制本身天然地具有不断强化自身的趋势,而这种趋势的最终结果则是社会成本的无法承担,自然会导致社会和专制政权本身的崩溃和重组。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秦先生的这些看法是建立在充分的事实论证和严密的逻辑推论基础之上的。这样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崩溃的原因显然更为符合人们的经验和常识。

那么,我们肯定秦先生的说法是否就可以否定韩先生关于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导致的说法呢?实事求是地说,秦先生的论述不是直接针对这种说法的,但他的论述包含着对这种说法的明确否定内容或因素——既包括事实方面的也包括逻辑方面的。首先,在社会运行机制性质的认定上,韩先生说法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是利用现代杜会来理解传统社会,将现代社会的机制加于传统社会身上。而秦先生的观点也有个清晰的理论前提,那就是将中国传统社会看作传统社会,看作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附性”社会,这本是有大量文献资料证明也符合人类基本常识的观念。也就是说,二者的区别在于一者肯定中国社会时间维度上的演进,一者否认这一演进,认为古今无别。在我看来,二者谁对谁错,一目了然无须多议。其次,秦先生论证中国传统社会专制制度导致自身周期性崩溃和重组的一个逻辑和事实前提是其对社会基层的严密控制(可见《传统十论》中《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等文的阐述),而这与导致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并存的。因为后者需要宽松的社会环境、自由平等的人格和现代意义的私有财产权。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到底是受到了严密控制还是相当宽松,恐怕不难从秦先生举的大量史料及众多其他文献和我们的常识得出判断。最后,韩先生的这种说法也承认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的集中问题。但在他看来,权力集中似乎是循序渐进的,似乎在一个王朝开始时权力是受到制约和调节的,直到王朝中期之后权力才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可以说,他没能从传统社会专制权力的本质上来考察其运作逻辑,而仅仅注意到其在量上的演变。而他对权力量的演变的认知也不符合史实。比如,我们就很难说明朝末年“权力集中到少数谋求短期私利的权臣、宦官或外戚手中”,很难说他们“摆脱政府的调节,将政府权力市场化、资本化”,因为这时明王朝还在掌握着高度的专制权力,所以才能使全国“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于京都者十之九”,而这一点也可以得到明末各地方志《赋役志》记载的证明同。而解送的这些赋当然也不是给权臣、宦官或外戚来消费,而是用于当时的战争等财政支出。其他各朝情况当然不同,但说王朝末期“存在权力市场化、资本化”则没有任何事实和逻辑证据。因此可以说,上文所引韩先生的说法是一种没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对中国传统社会过于“现代化”的一种理解,远远没有接触到中国传统社会周期性崩溃和重组的真实情况和深层规律。这在秦先生论述的对比下可以清楚彰显出来。

二、很显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理解建立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理解之上。在《传统十论》一书和秦先生的其他著作中他多次谈到: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是大共同体的独尊和小共同体及个人的萎缩,而其政治结构从本质上说就是大共同体本位一元统治并压抑小共同体和个人的“儒表法里”制度,它“表面上承认多元共同体权威(同等尊崇皇权、族权、父权、绅权等)而实际上独尊一元化的大共同体;讲的是性善论,信的是性恶论;口头的伦理中心主义实际的权力中心主义;表面上是吏的儒化而实质上是儒的吏化。在社会组织上,则是表面上崇尚大家族而实际效果类似‘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虽然,在个别时候小共同体也有发达的时候(比如东汉到魏晋),个人也有伪独立的现象,但从整体上看,大共同体独尊并极端地压抑后二者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题。在这一主题的作用之下,展现出的政治现象则是大共同体代表——皇权的高度发达以及对此的残酷争夺和疯狂“消费”。在这种机制之下,中国传统政治是否“地位并不高”、中国古代政治家是否充满“济世益民的仁心悲怀”也就不难理解了。秦先生罗列出以下史学界尽人皆知的事实:“家奴总是要通奸的,于是只有把他们阉了;朝臣总是要结党营私的,于是除了靠阉奴(宦官)当特务来监视他们外还要靠身边的亲信秘书来分他们的权,形成了’内朝’(从汉之尚书直到明清的内阁、军机处)架空外朝的制度;地方官总是要割据称雄的,于是不断派中央工作组去分他们的权,形成了巡察之官架空常设之官的制度;人心莫测而必分其权,政出多门办不成事又不得不集中事权,形成了集权-分权往复循环之例。”毫无疑问,这是相当典型的私心恶性,这是将其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看作最高利益,这与蒋庆先生所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地位并不高”、中国政治家都充满“济世益民的仁心悲怀”不仅不同,而且可以说恰恰相反。那么,蒋先生的议论从何而来呢?在《传统十论》的第一篇文章的开始秦先生有这样几句话:“传统中国由一个宽仁无为的朝廷来统治,社会秩序主要靠伦理道德来维持,而这些伦理道德基建于血缘家庭-家族的亲情友爱和长幼尊卑”,我们可以看出这几句话同蒋先生的话何其相似,但秦先生马上就给出这几句话的定性:“这本是古代儒家经典描绘的一种理想秩序。”而之所以说它仅仅是一种理想,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真实状况根本与它不同,它从来就没有在政治主导层面实现过。由此可以看出,蒋先生实际上是将中国古代儒家的理想当成中国历史的事实了,而这样理解中国传统社会自然没有多少史学意义。因为我们也完全可以将其他理想当成中国历史,这样中国传统社会就成为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了。须说明的是,我们在此并不是想否认儒家政治理想的真诚和它曾起过某种程度的积极历史作用,也不想否认个别政治家在个别时候受此影响确曾产生过一些仁心悲怀,但是在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层面它们根本不是主流和主要方面,只能算作次要方面的多种力量及其功能(因为至少还有佛、道二教的政治理想及其积极作用)之一。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政治结构和儒家政治理想的作用,没必要过分美化它们。

上面我们借助秦先生《传统十论》中的内容将两种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错误认识予以讨论。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两种观点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想美化中国传统社会,只不过前者将传统理解为现代,后者将传统理解为理想,实际上都是远离中国历史真实的臆测。不过,我理解这两种说法的真正意图,那就是靠美化中国传统社会来为今天的民族主义思想寻取学理支持,反驳近代以来的所谓民族虚无主义思想。说得现实一些,它们想让今日国人获得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不至于丧失文化方向而盲目地去崇洋媚外。这种用心当然可贵且让人尊敬。可是在我看来,这样的学理支持和反驳是没有力度的,搞不好还倒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或说,得到这种“学理支持”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仅不能让人信服,倒真会让人对它有所怀疑了。而民族自尊心如真靠它们来支持,那真就会大大减弱了。因为这种学理支持本身就令人难以信服,本身就违背人们的史学常识和基本逻辑。实际上,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真正支撑主要来自我们今天的奋斗成绩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当然也会涉及到对民族历史和文明成就的理解和认识,但这种理解和认识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的探索和广阔的视野基础之上,这才能反映出一个泱泱大国应有的气度和信心。简单地以“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的阿Q信念甚至将贫说成富、将丑说成美,只能让人觉得狭窄而浅薄。

认识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浩大且和现实联系相当紧密的工作,由于不同学者立场、视角的区别使这一工作的逻辑程序和结论自然也不同。秦晖先生虽然经常被视为自由主义者,但他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法显然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像韩先生那样将中国传统社会理解成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演化过程的观点则是所谓新左派的思想,将中国传统政治过分美化的观点则明显是文化保守主义或所谓顽固派的观点。笔者在此利用秦先生观点对于后二者做出分析,倒未必是想进行学派之间的史学批评,除了想指出后二者的一些明显错误外,还想说明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态度。那就是必须在充分阅读基本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得出涵盖基本史料的结论。其中,如果想提出新观点当然也是允许且受欢迎的,但必须充分吸取以前研究成果的有益成分,必须能够充分驳掉以前成果的错谬。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仅仅是为了标新立异,仅仅为求新而求新,结果只能得出一些奇怪的然而没有学术价值的结论。


参考文献:

[1]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天涯》,2005年(1)。

[2]蒋庆,《政治儒学》,三联书店,2003371351

[3]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